在三国里，曹操手下聚集的各色人才最多，他有一条用人准则：“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通常理解为：我要网罗全天下的人才，以正义之道驾驭他们，这样将无往而不胜。”“道”，即这句话的灵魂，是“天下之智力”能为曹操所用的先决条件。这句话诞生的背景是诸侯讨伐董卓之际，袁绍与曹操闲聊起日后的打算，贵族出身袁绍牛气冲天，大谈天时地利（南据河、北阻燕伐，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一副势在必得的样子；曹操则温吞水地抛出了前面那句话。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当时二人均处在尚未创业的阶段，谈及将来，免不了带些热血的成分，最终袁绍为自己的大话付出了代价，而曹操的“以道御之”却贯穿了他识人、用人的一生。当然，这个“道”只是他主观上定下的基调，如何让人才“着了道”，认可你的“道”，这需要前期的宣传工作甚至后期的“洗脑”。
据统计，曹操手下99%的人都赞同或部分赞同他的“道”，除了一人。尽管他也在帐下听用，日日耳濡目染曹操的“道”，究其职业生涯，却不曾为曹操贡献过一分“智力”，这便是徐庶。
在今天湖北省南漳县一隅，有一处古幽典雅的宅院——徐庶庙。整个建筑坐北朝南，据称原占地面积有2000平方米。现存建筑始建于1796年（清嘉庆元年），1812年（嘉庆十七复立“汉徐庶故里”石牌，并塑徐庶坐像，大厅两旁附有对联一副：“在新野高歌自荐，到曹营一言不发”，这正是我们所熟悉的徐庶一生的写照。在三国历史长河中，徐庶只是一位匆匆过客，但他的存在直接引出了主要人物——诸葛亮，并且他的某些思想还间接影响了三国历史的走势，且从现有的史料看，徐庶的人生也绝不是像对联说的那样极端。
和李儒、陈宫类似，徐庶在正史上无传可寻，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穷尽故纸，才在魏人鱼豢所著《典略》上搜集到关于徐庶前半生的记载。
徐庶，字元直，豫州颍川郡人氏，这个地方是三国世家名人云集之地，最著名的有陈氏（陈群、陈泰）、荀氏（荀彧、荀攸）、钟氏（钟繇、钟会），“汉末最大猎头”司马徽、曹操的“头号智囊”郭嘉、袁绍的谋士郭图、诸葛亮的隆中好友石韬（石广元）也是当地人。与世族大家不同，徐姓是孤姓，属寒族。既是寒族，自然从小的生活环境还有资源配置称不上高端大气上档次，充其量也就能基本解决生存问题，因此，徐庶年少的时候常混迹于市井，与平民打成一片，具备了“任侠”的品性（这一点与陈宫相似），手上功夫也相当了得，还练得一手好剑，动不动总爱为哥们弟兄出头、打抱不平。
汉灵帝中平末年，十来岁的徐庶为了替一个朋友复仇，一时冲动犯了命案，惊慌之余，只好选择跑路，为了防止被人认出，他用白土涂面，披头散发行走于路途。这属于典型的小孩心理。需知东汉末年瘟疫频发（汉灵帝在位期间有记载的就有五次），再加上政局腐败，导致人口骤减，经历黄巾起义的战火，人口不足一千万。试想，在地广人稀的中原大地上抓捕一名面色惨白、衣冠不整的少年，岂不是小事一桩？没多久，徐庶就被官差拿获，审问时问他姓名，闭口不言，问讯者一抓狂，摆上各种刑具一通折腾，徐庶咬紧牙关依旧保持沉默。这帮人一看没辙，决定亮出“杀招”——在囚车上竖了一根柱子打算将徐庶凌迟，还不断制造舆论氛围，于闹市区击鼓示众，引来无数不明真相的群众。或许是因为徐庶体无完肤依然昂首而立不发一言的硬汉气质，或许是徐庶在江湖中“黑老大”的名头，没有人敢上前说认识徐庶，怕遭报复。依照汉末的法律，杀人者当偿命，但不会采用这样残酷的刑罚，一直到了五代，官方才把凌迟列入正式的极刑。所以，官差只是吓唬吓唬徐庶罢了，见他还是铁板一块，只得又将他押回了牢中。不过有了这段经历，徐庶反而将生死看淡，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所幸，徐庶的“小伙伴们”没有忘记他，想方设法将他劫走。重获自由的徐庶感慨万千，从此后就把刀枪棍棒拿去锻了铁，当着母亲的面换了一身读书人的衣服，改邪归正回归了学堂。有意思的是，初归之时，同学们知道徐庶之前犯过事，都不肯与他说话，徐庶也不在乎，每天第一个到学校打扫卫生、上早自习，刻苦攻读，把儒家经典学了个滚瓜烂熟。
事实证明，徐庶的这次浪子回头是正确而英明的，一个毫无背景的寒族子弟在经历了一段放浪不羁的“古惑仔”人生后，终于明白了自己最想要的什么，正如他在面对刽子手的凌迟尖刀时所表现出的淡定，重新拾起书本也未必会在他冰封的内心激起一道关于“书中自有黄金屋”的波澜，徐庶明白目下的第一要义是修生养性，这份从容也让他在以后有能力收获更多的惊喜。
不久，董卓之乱起，洛阳一带因为战火而局势混乱，徐庶与同郡石韬一同南下去往荆州避祸。也就在这个时候，早年有过社团活动经历（汉桓帝时的太学生情愿运动）的汉室宗亲刘表被任命为新一任的荆州牧，治所由汉寿搬到了襄阳。当时的荆襄九郡相较于中原来说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安宁之地，徐庶到了那里后，心无旁骛地苦读圣贤书、研究兵家韬略，整个人的知识体系上了一个台阶。
此时，各地士族迁往荆州定居的亦不在少数，其中包括徐州琅琊郡的诸葛亮、诸葛均兄弟、豫州汝南郡的孟建（孟公威）、冀州博陵郡崔钧（崔州平），再加上襄阳本土名士的庞德公、庞统叔侄，以及刘表的连襟黄承彦。一帮人没事就聚集在襄阳城西20里的隆中搞搞学术交流会，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特点：胸怀大志、韬光养晦。所谓大志则是“兼济天下”，当然，作为读书人，他们不可能像曹操、袁绍那样割据一方、逐鹿中原，能做的就是找到一个各方面都优秀的“老板”，利用他的平台实现“大志”。但是，在这帮有识之士看来，找一个优秀的“老板”似乎要比自身修炼还要困难。
由于这帮贤士的到来，襄阳一带逐渐成为一个类似于“国情研究所”的学术中心，庞德公和隐居于此的徐庶同乡司马徽成为领袖人物。其他人则因为年龄尚幼，被视为晚辈、学生，他们彼此相敬相爱，学习生活的氛围很好，这也引来了各路“求贤若渴”的“土豪”的觊觎。遗憾的是，贤士们一个“土豪”都没瞧上，就连为人儒雅、爱民养士的父母官刘表也入不得他们的法眼。在徐庶等人看来，刘表之流格局不大，只是图一方自保，跟着他干意义不大，他们需要的是有志平灭天下的明主。然而遍观天下，当时还瞧不出哪一家有这样的实力，于是众人就抱着“再看一看”的心态密切注视着时局发展。一晃七八年过去了，每一年都有诸侯间的征讨杀伐，每一年都有割据势力被灭掉，这实际是一个资源整合的过程。到公元201年（汉献帝建安六年）的时候，仅剩下曹操、袁绍、刘表、孙权、马腾、刘璋、张鲁这几家，襄阳的贤士们成天研究天下大势，板着指头数来数去，觉着各自出山时机快到了。此时的徐庶已近而立，白衣飘飘来去如风的日子早被锁进青春的记忆，于是，他将目标聚焦在了一个人身上。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