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国联军在灭绝人性的烧杀淫掠的同时，还对天津分区占领，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7月30日，帝国主义各国在天津设立“暂行管理津郡城厢内外地方事务都统衙门”（简称都统衙门），下设巡捕、卫生、财务、粮食及中国私人财产管理等部门，开始对天津、静海、宁河一带进行殖民统治。帝国主义各国为扩大在天津的侵略势力，还拼命争夺地盘，扩大租界。俄国将老龙头车站附近大片土地划为“租界”，面积多达5917亩，并声称这是俄国部队通过战争行动而取得的财产，是“征服者的权利”。同年12月30日，沙俄逼迫清政府签订《天津俄租界条约》，将霸占的“租界”合法化。英、法、日等国纷纷仿效，将租界外沿领土划归界内。意大利、比利时和奥地利也各自独占一块地方，竖起界碑，作为自己的统治地盘。1901年9月7日《辛丑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各国本应从天津迅速撤兵，但它们一再推托，迟迟不把天津地区交还中国政府。直至1902年8月15日，各国才以不许中国军队在天津四周20里内驻扎等为条件，撤销都统衙门，向直隶总督袁世凯举行移交天津地区的仪式，勉强从天津撤出驻军。
天津都统衙门
天津都统衙门，全称是“暂行管理津郡城厢内外地方事务都统衙门”，又称“天津临时政府”。是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后建立的殖民统治机构。
早在联军攻占天津之前，各国的指挥官就在酝酿武力统治天津的问题。1900年7月16日，即联军攻占天津的第二天，沙俄海军中将阿利克谢耶夫便借口讨论恢复天津秩序，召集各国指挥官会议，建议设一临时政府来管理天津，委派一名具有行政权的总督主持临时政府的工作，总督之下根据出兵的国家数目设立只拥有发言权的8人委员会。由于沙俄乘机独掌天津大权的意图明显，遭到多国指挥官的反对。7月18日，阿利克谢耶夫又召集第二次联军指挥官会议，提出由三国委派三名具有同等权力的成员，组成“临时政府”，这一折衷方案获得与会国的一致同意，并通过了由俄、日、英三国提出的沃加克上将、青木宣纯中佐和鲍维尔中校三人担任委员的提议。
7月30日，天津都统衙门在原直隶总督衙门旧址成立。俄、日、英三国各推出的一名军官组成三人委员会，三人均称“都统”。至11月，又增加法、美、德军官各1名，扩大为六人委员会，次年4月15、日，增加意大利军官1名，变成七人委员会，5月10日，美国代表退出，又变成六人委员会。分设总文案（即秘书处）、汉文案、巡捕处、发审司、库务司、工程局、卫生局、河巡捕等八个部门，均委外国军官和“中国通”掌管，另有一支由900名侵略军组成的“巡捕队”。起初，都统衙门的管辖范围为“天津城内及城外直到土围子一带的地方”，到1901年2月13日，其管辖范围扩展到天津四郊，设塘沽区、军粮城区、天津城区、天津南区和天津北区5个区进行管理，除天津城区外，每区委派1名军官担任区长官，在服从委员会领导的前提下，区长官有独立处理区内事务的行政权、用人权、治安权、司法权、征税权及开发权。由于统治区的扩大，天津都统衙门改名“天津地区临时政府”。天津都统衙门享有立法、行政、司法全权，对天津城乡居民实行残酷的军事殖民统治，是帝国主义联合侵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都统衙门的主要职能是镇压与防范人民反抗，它以重建秩序、保障安全为由，对义和团及天津官民进行血腥镇压和威胁恫吓，其巡捕队对城区分段清剿，两年多时间经审判而被杀害的中国人有66人，而巡捕队在各地区就地处决者更不计其数。
都统衙门的殖民统治还表现在拆毁城墙及破坏军事设施和防御工事上。它把天津城墙全部拆除，削平了天津、北塘、山海关、大沽、芦台、新河等20多处兵营和炮台，清政府在北直隶经营多年的防御工事被荡除。
都统衙门的殖民统治还表现在无偿霸占天津官民财产、横征暴敛方面。它将天津地方政府的财物及许多官绅之家、富商大贾因逃避战乱而遗弃的家财全部没收。而后，广设税卡，大收捐税，共收捐税275万余两，支出257万余两，支出款项除相当部分用于发放各国委员及雇员的工资外，还用大量财力修建游乐厅、跑马场和妓院等，也有一部分用于疏河、修桥、修路等，但这不是为造福天津人民，而是为扩大军事侵略和榨取天津人民血汗服务的。
《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与有关各国交涉交还天津。直到1902年5月间，公使团才允许交还天津，与各国商洽接收事宜。8月15日，直隶总督袁世凯接收天津，都统衙门撤销。
袁世凯在奏折中详述其接收天津的经过：“查天津交还一案，应由臣率同在津文武地方官前往接收，当经檄饬津海关道唐绍仪会同长芦盐运使杨宗濂、天津道张莲芬、天津镇总兵吴长纯等，督同天津府县暨随带文武各员弁，先期赴津，于七月初五日与各国驻津都统及各执事司员接洽晤面，各都统等均接见甚欢，任听华官在天津地方部署一切，并准各委员至该都统署考查各司员所办之事。查天津自各国联军占据以后，创设都统衙门，治理地面，其白天津全县以逮宁河县镇、塘沽北塘、沿海各地，均归管辖，该都统署内划分八股办事，一总文案、一汉文、一巡捕、一河巡捕、一发审、一库务、一工程局、一卫生局。其外复有划分四段，一城北段、一城南段、一军粮城段、一塘沽段。每段每股均各派员分司其事，此各国在津治理地方之大略情形也。现既议定接收，所有各股各段，均经臣预先遴员前往接替，并将臣前在保定募练之巡警队两千人，预调来津按段接办。其各国原设之华捕一千余人，亦暂行酌留，免其流落滋事。复在附近津城二十里内，按东西南北及四隅，分设保甲局八处，每局派文武员弁各一人，酌带马步巡丁，稽查匪类。其二十里外，则分拨营队扼要屯扎，海口及附近铁路各处，酌派水陆巡警队，分布弹压。以上各项，均饬由唐绍仪等先期筹商布置扰绪，议明于十二月一律任事。”
袁世凯乘火车由北京到天津后，直赴都统衙门，将所有地段及官场各产—。一接收，并由各都统当面呈交会议日录、财务簿、银款票据、各案犯卷宗、各工程卷宗、各合同底卷、袁与各都统签字画押，随即将都统衙门裁撤，各联军巡捕队开拔离津。至此，帝国主义列强在天津的殖民统治宣告结束。
庚子死节五大臣
1900年7月29日和8月11日，清廷先后诛杀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立山、联元等五大臣。
义和团初起，许景澄和袁昶等就主张力行镇压。许景澄，浙江嘉兴人，同治进士，1880年为出使日本大臣，1884年任驻法、德、意、荷、奥五国公使，1885年兼任驻比利时公使，1890年任驻俄、德、奥、荷公使。1898年9月，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兼工部左侍郎。袁昶，浙江桐庐人，光绪进士，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曾参加中法《天津条约》的谈判，1898年向朝廷上书，提出理财、练兵、开矿、洋务以及改官制、兴学校等建议，引起光绪帝的注意。同年9月调直隶，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1899年任太常寺卿。
1900年5、6月间义和团运动在京津地区轰轰烈烈展开，许景澄和袁昶与一众力主招抚义和团的朝臣不断辩难，坚决主张镇压，以免祸起萧墙，终至不可收拾。1900年6月18日，许景澄和袁昶二人上奏反对利用义和团向列国开衅，言：拳匪乃白莲教余孽，在北京杀人放火，请责成裕禄速剿，以免酿成大祸。7月8日，二人又上奏：祸乱日亟，局势垂危，请保护使馆，责令甘军退出城外，令荣禄限期驱逐义和团。7月23日，在八国联军围攻天津，沙俄大举侵略东北，义和团和清军艰苦抵御列强，形势极为危急的时候，许、袁预料中国断无侥幸战胜列国之理，遂冒死第三次上书，请诛毓贤、裕禄、董福祥、刚毅、那桐等误国误民信崇义和团邪术大臣，以取信各国，挽救时局。上书言：拳匪初起，容易荡平，毓贤、裕禄养痈遗患，以致今日如此形势。拳匪实乃心腹大患，无知大员竟视为义民，为各国所仇笑。拳匪所谓扶清灭洋，是灭在中国之洋？抑或灭五大洲之洋？此实是横挑边衅，以天下为儿戏。裕禄谎报大沽全胜，董福祥纵容部众乱杀洋人，徐桐素来糊涂不识利害，刚毅与拳匪勾结冥顽之极，启秀谬执己见坚持开衅，赵舒翘居心叵测工于奉迎乱为拳匪张目，此数人皆为误国误民信崇拳匪邪术之可杀大臣。近日天津失陷，洋兵节节进逼，诚恐旬日之间，直扑京城，恃拳匪阻洋兵进城难矣。当今之计，间不容发，非痛剿拳匪，无辞以止洋兵；不诛袒护拳匪大臣，不足以剿拳匪。其他袒护拳匪大臣，不论亲疏，亦当治以重罪，以使误国误民信崇乱民邪术者戒之。
此疏一上，载漪、刚毅等大怒，言必杀二人以泄愤，遂向慈禧太后进言，说：许景澄、袁昶二人为光绪亲臣，常对太后不敬，请捕之杀之。慈禧联想到近一月来凡议朝政，许、袁二人总是大言炎炎，动辄顶撞，再经载漪、刚毅等添油加醋地诬陷，顿时大怒，下令杀此二人，以封众臣之口。
7月28日，许、袁二人被捕。29日，上谕二人罪状，言：屡次被人参奏，声名恶劣，平日办理洋务，各存私心，每遇召见，任意妄奏，莠言乱政，且语多离间，实属大不敬。当日，即押往菜市口处斩。沿途义和团见斩二人，无不拍掌大笑。
行至刑场，监斩官徐桐子徐承煜欲侮辱二人，二人严辞痛斥，从容就刑。二人死后，载漪、刚毅等余怒未息，二人家眷不敢收尸。第二日，兵部尚书徐用仪凄然下泪，派人用棺木收敛。
8月11日，载漪等诬主和者兵部尚书徐用仪办理洋务遗祸、户部尚书立山私通洋人、内阁学士联元犯有离间罪，矫命处斩三人。徐用仪，浙江海盐人，咸丰举人。义和团运动兴起后，在历次朝议中，主张“民团不可深恃，外衅不可深启”，力主和议，多次冒犯慈禧太后。立山、联元二人被杀也是如此原因。
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逃亡西安的慈禧太后令李鸿章等与各国议和。各国公使首先提出治载漪、刚毅、董福祥等人死罪，并要求开复徐用仪等五大臣原职，以示昭雪。
1901年2月，各国公使以照会形式正式压迫清政府，要求开复徐用仪、许景澄、袁昶、联元、立山五大臣原职。在各国公使的不断压迫下，清廷无奈，只得于2月13日下旨，恢复徐用仪等五大臣原职，满足了各国公使的要求。因此，此五大臣始被称为“庚子死节五大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