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帝师地位崇高，但帝师制度毕竟是元朝出于利用佛教以巩固其统治、兴隆政治而达到统一边荒的目的，特别是为了统治藏族地区的需要，为了稳定对藏区的控制。在思想文化上，利用帝师，更多地依靠以藏传佛教为代表的藏族文化，为蒙古统一中国提供思想理论根据。因此，帝师制度是一统治措施，帝师依然是元朝中央政府中的一员，仅是皇帝在佛教方面的老师，所协助管理的主要为宗教事务。从历任帝师的身份看，帝师制度的建立，是元朝政府鉴于藏族地区人们普遍信仰藏传佛教的实际，利用佛教上层进行有效统治的一种重要措施，在元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产生过重大影响。从历任帝师颁给吐蕃地方的15件藏文法旨看，主要颁给乌思藏宣慰司或与其相关的机构。因此，帝师制度对乌思藏地区的行政管理所起作用最为突出。法旨的行文格式中，皇帝与帝师的君臣关系明确；法旨内容，一般遵奉皇帝圣旨或秉承皇帝旨意，或重申圣旨内容。其作用主要在佛教事务方面，一般是依圣旨免除个别寺院的差税，重申寺产不受侵犯的特权，个别任命地方官员的，则完全依照圣旨再行任命，也就是说主要官职的任免权掌握在皇帝手中，帝师只有举荐，并无权办理任命事宜。归根到底，帝师只是皇帝封授的中央高级官员，它与皇帝的君臣关系始终没有改变。
三、帝师制度的文化影响
帝师制度的建立和推行，使藏传佛教文化在祖国内地广泛传播，对建筑、美术、工艺、文学、地理学、历法、佛经翻译等都有过重要影响。在帝师的主持下，藏式佛塔、佛像、壁画等不断传入北京、五台山、上都等地。据《元史》卷30《泰定帝本纪二》记载，仅致和元年（1328年）三月，元泰定帝也孙铁木耳“诏帝师命僧修佛事于盐官州，仍造浮图二百一十六，以魇海溢”。始于八思巴每年二月十五日的所谓“镇伏邪魔护安国刹”的佛事活动规模空前，逐步演变成全民性的宗教节日。在元代，内地塑摩诃葛剌像，修摩诃葛剌法等极为常见。皇帝起居出行、生老病死，凡遇军国大事，出现雷击、天旱、海啸等自然现象，都一般祈求帝师护佑，做藏传佛教法事活动。特别是宫廷内部佛事名目极多，据《续弘简录》卷41“杂行”条记载，“至元中，内廷佛事之目仅有百二，至大德七年，再立功德使司，其目增至五百有余”，足见元代宫廷藏传佛教之盛行。编印于元代、至今流布于台湾等地的《大乘要道密集》中，收有萨迦班智达、扎巴坚赞、八思巴、帝师贡噶坚赞、布顿大师等人的著作数十篇（陈庆英《元代帝师制度及其历任帝师》，《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1期）。八思巴所创制的蒙古新字，是在元朝将众多民族统一为一个大帝国后，为了消除和减少民族间的语言文字上的隔阂，供各民族共同使用的一套拼音字母，可以用来拼写蒙古、汉、畏兀、藏等语言，是我国历史上试图统一各民族文字字形和用拼音字母记写汉语的尝试。因此忽必烈称八思巴蒙古新字为“国字”，曾多次以行政命令推行，“设诸路蒙古字学教授”，“遣百官子弟入学”，并“分置翰林院，专掌蒙古文字”，要求敕宗庙祝文书、虎符、奏目文册、各种印文以及钱币等皆用八思巴帝师所制蒙古字。因而从忽必烈时期开始，元朝的诏旨、公文、印章、牌匾、碑刻、钱币上确实广泛使用过八思巴字。以帝师为代表的藏传佛教僧人在祖国内地的广泛活动，不仅使世人对神秘的青藏高原和藏族历史文化有了了解，同时内地的中原文化对藏族地区也产生了深刻影响。藏族时轮历原以“望宿”纪月，从八思巴开始，元朝的“霍尔达”（蒙古月）历法传入西藏，确定正月为岁首，以数字纪月，并用中原皇帝年号纪年，这都是国内各民族间历史文化交流的见证。
【第四节】元朝治藏的僧官制度
元朝政府的人事进退制度，分为4个系统，即管理政治的中书省，管理军事的枢密院，管理监察的御史台以及管理宗教和吐蕃事务的宣政院（前身总制院）。其中，宣政院由于所管理的事务和所管辖地区的特殊性，其管理人员“僧俗并用”，从而实行僧官制度，这是藏区政教合一制度的一种体现或起源。
12世纪末以后，佛教开始在蒙古民族中传播。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汗时期，蒙古军队攻灭西夏、用兵青藏，与藏传佛教有了更多的接触，尤其萨班、八思巴等藏族高僧在元朝王室的活动，使藏传佛教在中原内地广泛传播，影响日益扩大。八思巴任元廷帝师后，奉命掌管全国佛教，兼领藏族地区的政教事务，地位崇高，满朝公卿文武皆对其顶礼膜拜。忽必烈亲自3次接受八思巴灌顶传法，以后各代帝王，皆恪守尊崇佛教的祖训，登基之前，须拜依帝师受戒，然后才能即位。“他们即位后又广建寺院，厚赐僧侣，刻印佛经，创设僧司僧职，使朝野弥漫着浓厚的宗教气氛”。帝师以下，元朝还对一些藏传佛教高僧授给“灌顶国师”“三藏国师”“三藏法师”“司空”“司徒”“大司徒”“国公”“功德使”“总统（或总摄）”等名号，国公以上一般赐给金、玉印章。故后人评说“古来佛事之盛，未有如元朝者”。在这种氛围下，元朝十分重视宗教的社会作用。任用藏区僧职人员，并设立相应的机构，是元朝实施治藏方略的重要方面，同时也体现出西藏地方与中原王朝的政治关系，以及汉藏文化思想方面的联系交流状况。
一、机构设置
元朝设置僧职，相应地设立了一些代表王朝中央管理佛教和相关事务的专门机构，有些机构又超出了管理佛教事务的范围，政教兼管、军民通摄，是中央实施统治的重要部门。
（一）总制院
总制院是管理全国佛教和吐蕃地区事务的中央机构，始设于至元元年（1264年）。1247年萨班、阔端凉州会谈西藏归顺元朝后，元廷许吐蕃各地首领官任原职，由萨迦首领统辖，中央派员管理，但中央并未设置专门机构。1260年忽必烈即位后，相继设官分职，整个藏族地区基本纳入中央政府控制之下，设立相应的总管机构势在必行。至元元年，元朝设总制院，为管理全国释教的最高机关，兼治吐蕃之事。元世祖忽必烈以八思巴为国师，领总制院。是年，忽必烈为进一步提高八思巴的地位，赐给八思巴“珍珠诏书”，命令僧俗民众遵从上师法旨，悉心修法，对依法而行的僧人，“彼等军官、军人、守城官、达鲁花赤、金字使者等，无论何人，俱不得欺侮，不派兵差、赋税、劳役”。
同时，命答失蛮往吐蕃置驿，让八思巴携其弟恰那多吉前往西藏建立行政机构，委任各级地方官员。
总制院下设总统所、僧录司、总摄所、僧正司、都纲司等，主要官员有院使，秩正二品。
据《元史·桑哥传》，“总制院者，掌浮图氏之教，兼治吐蕃之事”。所谓“掌浮图氏之教”，是说它是掌管处理僧务的机构；“治吐蕃之事”，是管理西蕃诸宣慰司的军民财谷。其他对吐蕃的行政管辖，则主要通过八思巴等僧职人员在吐蕃的政务活动来体现，凡“置驿、用兵、设立行政机构、建立场、管理内地与吐蕃地方贸易，均有总制院参预”。
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总制院改称宣政院。
（二）宣政院
宣政院是由总制院改设，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和藏族地区军政事务的机构。《元史》卷15《世祖本纪十二》记载：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十一月，“改释教总制院为宣政院，秩从一品，印用三台，以尚书右丞相桑哥兼宣政使”。说明宣政院品级由原来的正二品升为从一品，印用三台银印，由尚书丞相兼领院使，与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平级，为中央最高权力机关之一，体现了元朝对藏区事务的重视。据《元史》卷87《百官三》“宣政院”条，宣政院最初，置院使二员、同知二员、副使二员、参议二员、经历二员、都事四员、管勾一员、照磨一员。其中，院使、同知和副使总揽院务，据“僧俗并用”和“位居第二者，必以僧为之”原则，很可能僧俗各一员；参议，为宣政院参佐官首领，地位职权相当于“参议中书省事”；经历，为首领官之长，执掌衙门案牍，管理吏员，处理院内日常事务；都事，协助经历执掌案牍、管理吏员、上奏公事；管勾，执掌衙门公务；照磨，具体负责院内钱谷出纳、营缮料理等杂务。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置处理庶务、管理刑狱诉讼的断事官4员，后增院判一员。
至元二十八年，又增佥院、同佥各一员，协助办理院内事务。至治三年（1323年），院使增至6员。天历二年（1329年），罢功德司归宣政院，院使又增至10员。佥院、同佥、院判等以及负责汉、蒙文书的人员均有所增加，编制进一步扩大，并在大都和上都设立一些办事机构，办理佛教和吐蕃事务，为在京都活动的帝师及其随从、高僧等提供饮食生活、佛事活动等方面的服务。
宣政院的下辖机构，有行宣政院、总统所或总摄所等。其中，西藏行宣政院，设于元惠宗至元三年（1337年），是一个军事性质的分设机构。关于设立这个机构的缘起，《元史》卷87《百官三》“宣政院”条载：“遇吐蕃有事，则为分院往镇，亦别有印。”据《元史》卷39《顺帝本纪二》，至元三年五月甲寅，“西番贼起，杀镇西王子党兀班。立行宣政院，以也先贴木儿为院使，往讨之”。可见，设立西藏行宣政院，是为了战事需要，目的在平息战乱，“整治西番人民”，其首席官员为院使，秩从一品，地位甚高。
与行宣政院相关的有广教总管府或都总管府，这是设在诸路通管政教的僧务机关。它与行宣政院相间出现，或废此立彼，或废彼立此。据一些文献记载，元朝共设过16个广教总管府，在汉藏交接地带的甘肃诸路、四川诸路、云南诸路都设过广教总管府。广教总管府的主要官员有达鲁花赤、总管（为僧职）、同知府事、判官各一员。
因是宣政院的派出机构，官员一般由宣政院差遣。
宣政院机构庞大、权势极重，其职能是总制院的延续和延伸，僧民通管、军民统摄，理僧管民，军政民政联为一体。具体来说，一是统领全国的宗教事务，二是管理整个藏族地区军、政、宗教事务，诸如藏区官员的遴选、驿站的设置、户口的清查、喇嘛的封赐、驻军的戍守征讨等，宣政院均予参决。按元朝政府规定，“选任吐蕃地方的文武官员和宣政院本部门的官员，中书省可与宣政院同奏。若遇吐蕃之地‘有大征伐’军务者，宣政院又可‘会枢密院议之’”。
宣政院的用人原则是“僧俗并用”，院使多由中书省长官或帝师担任，正使以下，经帝师推荐，以僧为副使，“帅臣以下亦必僧俗并用”。这种治藏机构，极具特色，为后来中央王朝对西藏的施政提供了借鉴。
（三）功德使司
也称都功德使司，这是元朝依照唐朝建立的一个僧务机构。唐朝始创于天宝末期，下辖左右街僧录司，管理天下僧尼事务。元朝于至元十七年（1280年）三月设立，“掌奏帝师所统僧人并吐蕃军民等事”。主要官员称功德使，秩从三品，多由宣政院使或帝师兼领。至元元年总制院设立后，元朝一度在朵甘思、朵思麻等吐蕃地区用兵，总制院管理藏区政教事务所涉及的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尤其俗世行政事务增加，行政职能不断突出，管理佛教的功能相对减弱。针对这种情况，元朝设功德使司，代理帝师处理宗教事务，为皇帝决策服务。因此，功德使司设立后，其主要职能一是组织建寺祀佛，处理修设佛事方面的事务，主管法会、醮祠、经书印刷等；二是奏请释囚，功德使以佛事向皇帝奏请释放囚犯，加强佛教的影响力。
功德使司下有功德司。大德以来，元朝在各路相继设立的功德司多达五百多所，管理祀祭祝嫠里、念佛诵经活动。后因整个形势的变化，为减少机构重叠和经费开支，于天历二年（1329年）罢功德使司归宣政院，由宣政院主领醮祠佛事等事务。功德使司废除后，元朝曾于至顺二年（1331年）二月，在各路设立广教总管府，作为功德使司被罢后的替代性机构，以掌管僧尼之政，或政教通管，以僧务为主，凡十六所，秩正三品，府设达鲁花赤、总管、同知府事、判官各一员，由宣政院选派官员，总管由僧人出任。功德使司存在了近半个世纪，为巩固元朝统治、协助对藏族地区施政方面起过一定作用。
（四）地方僧署
元朝在各地设立的地方性僧务机构有僧录司、僧正司、都纲司等。这些机构的设置因袭了全国的制度，与元朝的路、府、州、县的行政体制基本相适应，即路设僧录司，州设僧正司，府设都纲司。僧录司有僧录、僧判，僧正司有僧正，都纲司有正副都纲，均由僧人担任。这些僧官“主掌教门，护持佛法”，管理一般的宗教事务，兼管诉讼审决，维持地方秩序。后因僧侣“设官统治，权抗有司，扰乱政事”，于元仁宗时，诏罢僧道衙门，不再设立僧录等机构。到明代，朱元璋效法金、元之制，于洪武七年（1374年）设都纲之职，为统制天下佛刹的佛教总长。洪武十五年（1382年），设置僧录司，将都纲降为府一级的僧司长官，各府卫设僧纲司，有正副都纲各一员，都纲从九品，掌管本府僧务。如今青海省乐都县瞿昙寺的开创僧三罗喇嘛桑杰扎西，因招抚罕东诸卫之功，于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被朱元璋召至京城，尊为上师，封为西宁僧纲司都纲，成为西宁卫的宗教首领。
二、著名藏族僧职人员
元朝为加强对藏族地区的统治，曾起用不少藏族名僧，这些人任职京师，为促进祖国内地与藏区的联系，促进汉藏文化交流起过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