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每时每刻都在说话，说话就像吃饭、睡觉一样平常。一般来说，说话并不涉及良心问题，只是人们用来沟通交流的工具而已。因此，人们无须在说话前或说话间考虑良心问题。但这并不是说我们说话与良心没有丝毫联系，恰恰相反，在有些场合下的说话正是检验一个人有无良心的依据，比如，你目睹了一个人被冤枉而需要你出面做证的时候、需要你在大是大非面前表明立场的时候，说良心话之于你就不可或缺。
1.善意的谎言创造奇迹
良言心语：当我们为了他人的幸福和希望适当地向他撒一个谎的时候，谎言即变为理解、尊重和宽容，它具有神奇的力量。世界上有一种善意的谎言，甚至能编织美丽的故事！
人无信不立，诚实是做人的根本。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有些情况下我们必须学会撒谎。适当的时候，我们要说一些善意的谎言。这些善意的谎言能让我们以及爱我们和我们爱的人生活得更美好。
生活中，经常能碰到一些善意而美丽的谎言，这些谎言构成了人生的另一种风景。它丰富了人们生活的情趣，使人们之间的关系更为和谐，生活更愉快和美满。在灾难突然降临时的谎言，有时就是救命的谎言。
1972年，贵州老陀镇的农民宋玉祥得了一种怪病。老陀镇是山区，偏僻得很，到一次大城市先要走二十里的山路，然后再坐大半天的马车，之后再坐长途汽车，最后是坐火车。需要几天几夜的时间。
面对宋玉祥的怪病，乡卫生院和县医院都一筹莫展，从没见过。宋玉祥只好拿上大半生的积蓄，又和村人借了二百块钱，去省城看病了。经过几天的周转，宋玉祥终于到了省医院。医生们为他会诊后大吃一惊。宋玉祥得的不但是怪病，还是世界上极为罕见的一种病，英国人命名为枣核菌的病。它是一种无菌性神经感染。只有一种进口药可以医治，但也只是维持。遗憾的是，患上这种病的人，最多只能存活一年半。更让人吃惊的是，就在宋玉祥去省城看病的时候，老陀镇又有六个人出现了与宋玉祥一样的病。
患病的七个人都是贫困户，在温饱线以下。不要说看病，就连去省里的路费也拿不起。宋玉祥回来了，他知道自己完了！最多只能活一年半。面对七家贫困户，镇长何永久却做出了一个谁也没有料到的决定。他要替七个病人去省城拿药，这样就能省下七家人的路费，为七家人省下的钱用来买药。
何永久到省医院说明情况后，大夫们都很同情，老陀镇实在是太远了，农民们怎么跑得起。医生们叮嘱何永久，告诉他这种病对人的精神打击很大。如果精神垮了，人就会马上死掉。何永久回来，将拿回的药分发给七户人家。同时也带回来一个让七户人家感到安慰的消息，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宣布，两年后，根治这种病的新药就将诞生。到时候，这种病不再成为不治之症！何永久带回的这个消息，比带回来的药更管用。七位病人为了活下来，决定不管怎样，也要熬过这两年。
几个月过去，七个病人的药吃完了。何永久又派干部到省城拿药。就这样，七个病人一天天、一月月忍受着痛苦，顽强地坚持着，时间虽然漫长，但转眼也接近了两年。其中三个病人已经卧床不起，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时间接近两年的时候，何永久又亲自去了一趟省城，这次他是去开会，顺便为七个病人拿药。医生问何永久七个病人的情况，当医生们知道七个人还都活着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在世界医学史上，这种病是没有救的，最长的也只活到一年零七个月。而老陀镇的七个病人竟然还都活着！
何永久回来时，七家人都急切地问，根治这种病的新药到底出来了没有？
何永久说他问过医生了，医生说正在动物身上实验，大概还要等半年到一年。
七位病人虽然十分沮丧，但近两年的时间都熬了过来，还怕再等上半年或是一年吗？七位病人又乐观地支撑下去。几个月过去，还是没有新药问世的消息。这时那三位卧床的病人病情更加严重，几乎已经无法下床。他们每分每秒都在关心着新药的问世，万分焦急。又过去了两个月，其中的两位病人再也挺不过去了，让何永久无论怎样，也要再跑一趟省城，打听这种新药的消息。何永久十分无奈，躲到县里的朋友家住了几天。回来时他告诉大家，这种新药顶多再有四五个月就能问世。
还要等四五个月！躺在床上的三个危重病人咬着牙，不知道他们是否真能活到那一天。一村的人，都来给他们打气，让他们无论如何也要再坚持四五个月。其实七位病人，都已经到了病情反复发作的高频期，随时都会离世。
何永久背着大家，去给菩萨磕头了，让菩萨原谅他一次又一次所说的瞎话。他并无恶意，只是希望七个病人能多活几天，再多活几天。现在他再也不能骗下去了。在这个世上，根本没有能根治这种病的新药。何永久准备把实情告诉给七家人。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奇迹发生了。省医院传来消息，英国人已经研究出了医治这种病的新药，包括中国等许多国家都已经进口。这可真是天大的巧合。何永久接到电话，完全愣住。接着，他派人飞快地去省医院，取回了这种新药。七个病人一个也没死。老陀镇创下了天下最大的奇迹。创造了此种病人存活最久的世界记录。
何永久的谎言被老天爷应验了。如此的结果，惊讶的不是别人，正是何永久自己。他没有想到，他的话成为了七个病人的巨大精神支柱，产生了神奇的效果。上苍为他的谎言安排的期限是那么的准确一致。这段真实的谎言在几年后才被媒体披露，人们大惊。除了何永久的谎言，人们还总结出另一条真理，那就是七位深山里的病人，太朴实、太纯真、太简单了。他们对谎言的忠心耿耿，对何永久绝对的信任帮助了他们，使他们身上发生了奇迹。
出于美好愿望的谎言，是人生的滋养品，也是信念的源动力。它让人从心里燃起希望之火，确信世界上有爱、有信任、有感动，因而找到更多笑对生活的理由。
善意的谎言，是赋予人性的灵性，体现着情感的细腻和思想的成熟，促使人坚强执著，不由自主地去努力去争取，最后战胜脆弱，绝处逢生。
2.捧着良心说真话
良言心语：良心是人之根本，一个人生存在世上为善为恶，都是从心地根本出发。良心就是良知，有良心的人说话做事与人相处，都本着良知去做。
每一个具有正常思维与表达能力的人，其针对于某个人或某事物所作的口头或文字表述，都必须源自其本人对该人或事物的感官认知，应该是亲眼看到或亲耳听到过的，那才可以构成所谓的个人观点，否则便是捏造和谣传。至于个人观点正确与否，就要靠本原事实来证明。而在这个信息爆炸的互联网高科技时代，确实很难分辨事实真相。但无论如何，都要在遵守最起码的道德与良知的基础上作出自己对事实的判断和表达。一般情况下，在家人、朋友、同事之间闲聊时交流一些所谓的幕后新闻或坊间传言，无伤大雅，也毋需指摘。不过在一些情况特殊下，在大事定局之前的敏感时期，切不可随便乱说。
中国共产党人向来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无论何种情况下，都恪守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凭良心说话办事。
杨勇原名杨世峻，1912年10月28日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文家市一个小商人家庭。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在战争中为国家为人民做出过卓越贡献。“文化大革命”中，杨勇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和迫害，被无休止地揪斗和投入监狱达6年之久。
1971年2月31日，杨勇被周恩来派飞机接回北京住进301医院时，军委正在开“批陈整风”座谈会，没过多久，就传出了毛泽东主席对黄、吴、叶、李、邱等人的批评。
一天，北京军区有个在运动中受冲击被整的干部来看杨勇时谈到“华北会议”的情况，劝杨勇向中央揭发原北京军区某些负责人的问题。杨勇沉吟了一会儿，然后，他十分严肃地说：“这不行。对他们最近几年的所作所为，我不清楚，道听途说和自己的揣测不能作数。如果他们确实有问题，组织上一定会查清的。”
说到这儿，杨勇为了不让那位同志窘迫，口气缓和下来：“这几年，我被隔离，谁整我，为什么整我，不能说自己心里一点也不明白。但仅凭个人的感觉就作为问题向组织上揭发是不行的，心里不踏实。不能因为他们曾不负责地整了我，我就不负责地去整他们。年初我的大儿子小平到邯郸去看我，也提出让我写揭发材料。我批评他不要感情用事，不要看风使舵。他一时接受不了，觉得很委屈。现在，我还是这个态度，一个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知一说一、知二说二，实事求是。”杨勇的态度使来人感到十分惊诧，同时也非常佩服他坦荡的浩然正气。
在医院里，经过医务人员的治疗和林彬的精心照顾，杨勇的身体逐渐痊愈了。
1972年5月，毛泽东主席提名增补杨勇等3名同志参加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会后，周恩来总理指示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派人调查杨勇被莫名其妙打倒的详情。在总政治部重新审查杨勇上将的结论写出来之后，副主任田维新上送周恩来总理批示。周总理看完结论材料，对田维新说：“你快去征求杨勇对结论的意见。”田维新亲自把结论材料送给杨勇征求意见。杨勇翻着看了一遍，没有说话。
半年之后，中央派杨勇去沈阳军区担任副司令员。1973年夏天，中央调杨勇担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和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杨勇上任后，周恩来总理又对田维新说：“你再把结论送给杨勇征求意见。”田维新找到杨勇。做了半天工作后，杨勇才说：“结论中提到一件事，是一个科长和一个处长干的。”说完，他又大度地说：“我以前作为北京军区的司令员，应该负领导责任。”
最后，总政治部终于给杨勇上将公开平反，恢复名誉。林彪一伙强加给杨勇的罪名，纯属捏造。1977年7月以后，杨勇先后担任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
后来。北京军区在清理“文革”中遗留下来的问题时，曾向杨勇调查某个干部是否在一次批斗会上从背后踢他的情况。杨勇对来调查的人说：“你们讲的那次批斗会上，确实有人从背后踢我。可是，我当时被人扭着胳膊面向下，没有看见踢我的人，这件事我不能作证。”
时隔不久，那个被调查的干部托了不少关系一定要见杨勇。
见面后，他委婉地提出请杨勇作证他没有踢过。杨勇很恼火，不客气地批评他：“我不能为你踢过我作证，同样，也不能作证你没踢过我。踢与没踢，你自己最清楚，没问题就是没问题，不必找关系托人走门子。如果有问题。还是争取主动尽快如实向组织讲清。否则，即便是我给你作证也没用。”
岁月有心，历史无情。时间证明：假话再绚丽也是昙花一现，真理再朴实也能彪炳千秋；昧着良心说假话的人永远为人民所唾弃，捧着良心说真话的人永远为人所敬重。
3.就算付出生命也不能让好人蒙冤
良言心语：在法治社会里，捍卫正义和和公平的道德底线是良知。良心是人之根本，一个人生存在世上为善为恶，都是从心地根本出发。良心就是良知，有良心的人说话做事与人相处，都本着良知去做。
任何一个社会和群体，如果缺少公平正义的捍卫者，这个社会的发展和延续也就失去了动力。事实上，现实中国并不缺少这样的群体，他们用自己的良知捍卫着公平和正义，即使付出自己的生命，也不会让好人蒙受冤屈。
这些有良知的人，他们对于国家和人民是忠诚地。由于忠诚，他们敢于与邪恶作斗争，不怕威胁，抵制诱惑，淡定地面对名利，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
叶运高是1955年我军第一批被授将军衔的将军。1942年底，叶运高在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三科任科长时，参加了审干运动。1943年“抢救运动”之后，叶运高又负责甄别、审查工作。他时刻遵照毛主席的九条方针，严格执行毛主席的肃反工作路线，站稳革命立场，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精神，同康生的肃反扩大化进行了坚决而果敢的斗争。经过叶运高百折不屈的努力，平反了几个地下省委的所谓“红旗党”问题，纠正了一批重大特务假案，为不少正直的领导干部洗清了蒙垢和冤屈，保护了一大批党的优秀干部。
当时，由叶运高负责甄别平反陈遵级同志的所谓“日本川岛芳子式的女间谍”案，更是轰动延安，并引起了许多高层领导的关注。
陈遵级原来是个“天真”的女孩子，只有十七八岁。她从小知书识礼，性格开朗大方，人又长得漂亮。向往革命的陈遵级1939年就从北平跑到抗日游击区，后又到陕甘宁边区参加革命。就因她出身不好，有个当大汉奸的叔叔陈克敏，所以一到延安便被康生当作特务兵关押起来。当师哲1943年接手这个案子时，可怜的陈遵级已经在监狱里度过了近五个春秋。师哲在某卷档案里发现了许多疑点，因此又一次审讯了陈遵级。
问：“你和陈克敏是什么关系？”
答：“我叫他叔叔。”
问：“他怎么会让你到延安来？”
答：“我来，他并不知道。”
问：“为什么到延安来？”
答：“同学都说延安好，到延安来为了救亡。”
问：“为什么把你关起来？”
答：“不知道。”
女孩的天真、单纯，让锄奸专家们也有些不忍，复审的结果认为陈遵级不可能是陈克敏派来搞间谍活动的。“从她的性格、知识、能力等方面看，也绝不可能是间谍。”师哲他们建议将其有条件地释放，但这一建议一直都未能获得康生的批准。
师哲的审讯结论，更加挑起康生对陈遵级的仇恨。康生在延安作报告时常提到这一案子，作为办案范例，并认为应该将陈遵级处以死刑。报告到了毛主席那里被压了下来。其实，陈遵级受冤，许多了解她的人心中都明白，但却迫于康生的淫威而不敢替她说话。康生信奉的是“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走一个来路不明者”的肃反理论。陈遵级既是大汉奸陈克敏侄女，又读了许多书，人又长得那么漂亮，好好的北平不呆，为什么偏要跑到延安来“寻苦吃”？康生依据这一条推理断定她是“日本川岛芳子式的女间谍”。
1944年，叶运高接手甄别、审查陈遵级“女间谍”案。审查中，他发现此案有许多疑点无法解释。经过认真查阅案卷，多方取证，最终搞清是冤假错案。但当他将甄别结论送到康生手里时，却几次被康生退了回来，说：“否定的根据不足”。并向叶运高施加压力。有人劝叶运高：“这是康生部长（中央社会部）亲自抓的案子，是当作典型案例来抓的，你别再坚持了，反正陈遵级也是汉奸的侄女。”言下之意，不言自明。叶运高听罢，气得肺都快炸了。他气的不仅仅是这么一句话，而是人们怎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思想。“不行，我一定要为这个蒙冤的女孩子平反昭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