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来到大街上，一辆辆汽车鸣叫着飞驰而过，行人来来往往，喧嚣沸腾，在去大剧院的路上，他们几乎没有说话，心里都在想着同一件事情。
他们在一个角落里坐下了。
“我希望得到一个问题的答案。”丽达说：“尽管这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但是我想，你会告诉我的：当初你在去筑路队之前，为什么中断我们的学习和友谊呢？”
尽管保尔从见面的那刹那就预料到她会提出这个问题，但还是很尴尬。他们的目光相遇了，保尔从中看出来了，她完全清楚是什么原因。
“我想你完全知道原因，丽达。这是三年前的事情了，现在，我只能责备当初的保尔。在我的一生中犯过许多大大小小的错误，其中之一就是你刚才说的话。”
丽达笑了笑，说：
“这是个很好的开场白。但我想听的是答案！”
保尔低声说：
“丽达你知道，我看过很多牛虻之类的书，那些书生动塑造了一些英雄无畏、刚毅坚强、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革命者形象，给我留下来不可磨灭的印象，使我产生一种强烈的愿望……做他们这种人。但是这些革命者在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这才是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感情，只能屈居其次。在这件事上，我有过错，我害怕这些感情会削弱我的斗志，现在我不禁感到可笑，更多感到的是遗憾。我错过了多么美好的事。”
“这么说，你改变看法了？”
“不，丽达，基本观念没变。我只是否认他用某些不必要的悲剧性方式考验自己的意志，对于牛虻，他的英勇无畏、坚忍不拔，善于忍受巨大的痛苦而不向任何人表露，我都很欣赏。我喜欢这样的革命者，他永远把集体的利益放在个人的幸福之上。”
“保尔，这些话，三年之前你就该说了，可是直到现在才说，只能令人遗憾了”丽达若有所思地微笑着说。
“丽达，你说令人遗憾，是不是因为对你来说，我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更亲近的人？”
“不，保尔，你本来可以成为我的丈夫。”
“这事还可以补救。”
“迟了点，牛虻同志。”丽达开了句玩笑，微微一笑，然后解释道：
“我已经有了一个小女儿，她有个父亲，是我的好朋友，现在我们三人和睦地生活在一起，是不可分离的整体了。”
她关切地用手指摸摸保尔的手，但她立刻意识到，保尔不需要这种安慰。是的，这三年来，他不仅在体格方面长大了。她知道，他现在很难受——他的眼睛里流露出痛苦，但是保尔毫不做作，真诚地说：
“不管怎样，这些年，我所得到的比我失去的要多，这是无法相比的。”
保尔和丽达站了起来。现在该坐到离主席台更近一些的位子上去了。
乐队开始演奏，巨幅的标语鲜红似火，金光闪闪的字幕仿佛在喊叫：“未来是属于我们的！”
人们源源不断地拥进会场，再过几分钟，这沉甸甸的帷幕将缓缓拉开，全俄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面对这庄严的时刻无法平静下来，他激动地宣布：
“全俄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六次代表大会现在开幕。”
保尔·柯察金从来没有这样鲜明、这样深刻地感受到革命的伟大和革命的威力。他感到一种难以言状的自豪和前所未有的喜悦，是生活赋予他了这一切。是生活把他这个战士和建设者引到这里，参加布尔什维克青年近卫军的胜利庆典。
大会期间，每天从清早开到深夜，占去了与会者的全部时间，保尔只是在最后一次会议上才见到丽达。
会议结束，他们告别时，十分拘谨，保尔只是从她那双朦胧的眼睛里看到了深深的情意和淡淡的忧伤。他紧紧地握了握她的手，凝视着她，仿佛要把她的面容铭记在心。
一天以后，火车载着他们各奔东西。
两年过去了，无情的时光一天天，一月月地流逝着，而生活却突飞猛进，丰富多彩，它总是在表面看起来单调的日子带来新的东西。一亿六千万伟大的人民在世界上率先当家做了主人。在幅员辽阔、资源丰富的土地上，人们为恢复和振兴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英勇而紧张地劳动着。国家积聚力量，日益强大巩固。那些萧条的景象已经不见了。
对保尔·柯察金来说，这两年过得飞快。他不会平平静静地生活，不会每天从容不迫、懒洋洋地打着哈欠迎接清晨，不会晚上十点准时睡觉。他总是匆匆忙忙地过着日子。不仅自己如此，还督促别人也这样生活。
他用于睡眠的时间很少，时常可以看到他房间的灯光亮到深夜。两年里，他学完了《资本论》三卷，弄清楚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
夏天，朋友们一个接一个地去休假了。身体差的人到海边疗养去了。一到夏天，大家全都渴望外出度假，因此保尔就忙着为他们张罗疗养证，申请补助，让他们一个个去休息。同志们离开时脸色苍白，疲惫不堪，但都心情愉快。这时，他们的工作都落到了保尔一个人的身上，而他就像一匹驯服的马拖着大车爬坡一样，承担重任。一批人晒得黑黑的，精神饱满，精力充沛地回来了，另一批人又去了。整个夏天，保尔从来没有考虑过离岗休息的事。
年年夏天如此。
保尔不喜欢秋天和冬天，因为这两个季节给他带来很多肉体上的痛苦。
这一年，他特别急不可耐地盼望着夏天的到来。他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了，他自己也不得不十分痛苦地承认这一点。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出路：或者承认自己已经没有能力担负繁重紧张的工作，承认自己是个残疾人，或者坚守岗位，直到完全不能工作为止。他选择了后者。
有一次，在地区党委常委委员会上，专区卫生处处长，一个做过地下工作的老医生，凑到保尔跟前，对他说：
“保尔·柯察金，你的脸色不好。上医务委员会检查过没有？你的身体怎么样？你没有去看病吧？难怪我不记得呢。你应当仔细检查一下身体。星期四下午你来一趟吧。”
保尔因为有事未能脱身，没去医务委员会。可是老医生并没有忘记这件事，硬是把他带去检查了。医生给保尔仔细做了检查，诊断意见如下：
保尔·柯察金必须立即休假，去克里米亚长期疗养，进一步认真治疗，否则后果严重，不堪设想。
在处理意见的前面还罗列了一长串用拉丁文写的病名。保尔只了解到，他的主要病魔不在他的两条腿上，而在于中枢神经系统受到了严重损伤。
医务委员会的诊断和治疗意见提交到地区党委常委会讨论，大家一致赞成立即解除保尔的工作。
但保尔本人建议，等区团委部长休假回来，他再离职。保尔担心专区委员会无人主持工作。虽然卫生处处长强烈反对，但其他人还是同意了倔强的保尔的意见。
这些日子里，保尔工作抓得特别紧。他召开了专区团委全体会议，竭力想把所有的事都办妥，这样才可以放心地离去。
可是就在他即将去休假，去看他生平从未见过的大海之前，发生了一件人们意想不到的荒谬事件。保尔在宣传鼓动部的办公室听到了经济处处长法伊洛的吹嘘。他总是想方设法把那些女人弄到手，玩弄够了就把她们给甩了。保尔怒不可遏。于是，他们当时就打了起来。
结果居然发生这样荒唐的事，在保尔预订去休假的那天，他却站在了党的法庭上。这次审判发展成了一场关于道德的激战。保尔意识到，虽然法伊洛该打，但是自己冲动的本性还是没有改变。最终保尔被宣判无罪。他被派到一个专区任专区书记。
这儿是中央委员会所属的“公社社员”疗养院。花园里有玫瑰花坛，水珠四溅的喷泉和爬满了葡萄藤的楼房。休养人员都穿着白色的休养服或游泳衣。一个年轻的女医生登记了保尔的姓名。保尔的房间在拐角处的一栋楼房里，非常宽敞，床单洁白耀眼，房间里一尘不染，宁静怡人。保尔洗了澡，换上衣服，他感到全身清爽舒畅，于是他径直向海边跑去。
举目远眺，壮丽而宁静的大海一望无边，像光滑的大理石一般。极目远眺，海天相连；太阳映在水面上，反射出一道道金色的波光，恰似熊熊燃烧的火焰。远处，透过晨雾，隐约可见峰峦连绵。保尔深深地呼吸着沁人心脾的清新海风，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这伟大而宁静的蓝色世界。
懒洋洋的波浪亲昵地爬到脚下，悠闲地舔着海边金色的沙滩。
他在这呆了一段时间，就提前回到了工作岗位。
深秋时节，保尔和两名工作人员乘坐专区党委的汽车到离城很远的一个区里去，中途这辆车翻进了路边的水沟。车上的人都受了重伤。保尔右腿的膝盖摔坏了。几天之后，他被送进医院。医生检查了他那红肿的膝盖，仔细看了X光片，认为必须立即动手术。
保尔表示同意。
“那就明天上午动手术吧。”主持会诊的胖医生做了最后的决定后起身走了。其他医生也跟着走了出去。
一间单人病房，小巧而明亮。房间里干净整洁，弥漫着一股早已忘却的、医院特有的气味。保尔打量了一下整个房间，房间里有一个铺着雪白桌布的床头柜和一张白色的小方凳。
护理员送来了晚饭。
保尔谢绝了，腿上的伤疼得很厉害，影响他的思考，也影响了他的食欲。他半靠在床上给阿尔乔姆写信。
阿尔乔姆：
我们相互极少写信，一年只写了一次，偶尔两次吧。难道通信次数的多少能说明问题吗？你来信说明已经带领全家搬到卡扎京去了，你还说：“岁数大了，学习起来感到困难。”但你学的还不错嘛。你固执地拒绝脱产担任市苏维埃主席的工作，这种做法是不对的。你不是曾经为夺取政权而战斗吗？那你就应该去掌握这个政权。明天就去从事市苏维埃的工作，好好干吧！
现在谈谈我自己。我的情况不太妙。我已经开始经常光顾医院了，已动了两次大手术，流了不少血，体力消耗很大，可至今谁都不能回答我，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种状况。
我已经脱离了工作，给自己找了一个新职业——“生病”。我忍受着种种痛苦的折磨，其结果却是右膝盖已经不能活动，身上又增添了好几道刀缝。最近的一次医疗会诊又发现，七年前，我的脊柱受过暗伤。他们告诉我，为此我可能要付出很高的代价，只要能归队，我准备忍受一切。
对我来说，生活中没有什么比掉队更可怕的事了。对这点我甚至想都不敢想，这就是为什么我准备忍受一切的原因。然而，病情至今并无起色，相反是越来越糟。第一次手术之后，我刚能行走，就回到工作岗位上，但不久我又被送进医院。刚才我收到了疗养院的入院证，明天就动身。阿尔乔姆，你别难过，要知道，把我送进棺材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我的生命力足够顶得上三个人。哥哥，我们还要干很多工作呢。你要注意身体，别一下扛太重的东西。要不，党以后会花费很大的代价来给你修补受损的身体。岁月给我们积攒了经验，学习给我们充实了知识，可这一切并不是为了让你客留医院的。
紧握你的手
保尔·柯察金
保尔在疗养院认识的朋友巴扎诺夫，她的父亲是一位着名的外科医生。他为保尔作了认真全面的检查之后，保尔最终对自己的病情有所了解了。医生告诉他，他的体内有种致命的炎症正在发展，医学对此暂时还无能为力。以后他将面临瘫痪的危险。医生告诉他只要保尔有什么情况，可以写信来询问。
这一段时间，保尔一直住在疗养院。到了月底，他的病情恶化了。医生让他卧床静养。直到保尔离开疗养院，医生一直禁止他下床行走。
保尔没有让周围的人觉察他的痛苦，只有从他极其苍白的脸上猜到了几分。出院前一周，保尔收到了乌克兰地区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信中通知他，疗养期延长两个月。根据疗养院的报告，按照他目前的健康状况，恢复工作是不可能了。
随信还汇来了一笔钱。
保尔经受了这第一次的打击，就像之前学习拳击时经受住了朱赫来的拳击一样：当时他也常常被打倒在地，但是立即就爬起来了。
这时，他出乎意料地收到了母亲的一封来信。老人家在信中说，她的一个老朋友叫阿尔宾娜，住在离疗养所不远的一个港口城市。
一个星期后，疗养院的人都到码头欢送保尔。
阿尔宾娜是个胖胖的上了年纪的妇女，一对大大的黑眼睛流露出忧郁的神情，衰老的脸上还残留着昔日的秀丽。她们一家总共有五口人，两个女儿：廖莉亚和达雅，另外还有廖莉亚的小儿子，和一个令人讨厌的肥胖的老头丘察姆。老丘察姆在合作社做事，小女儿达雅出去干点粗活，大女儿廖莉亚过去是个打字员，不久前同她的丈夫，一个流氓酒鬼离了婚，现在失业在家。她成天在家照顾孩子，帮助料理家务。
第二天晚上，全家都在老两口住的那间房间里喝茶。达雅留在自己房里，听大家谈话。丘察姆老头一边专心致志地用匙子搅着茶杯里的糖，一边从眼睛上方恶狠狠地打量着坐在他前面的客人。
“我反对眼下家庭里时兴的那套规矩，”他说，“想结婚就结婚，想离婚就离婚，太自由化了。”
老头呛了一下，咳了起来。他喘过气来之后，指着廖莉亚说：
“没有得到家里同意，就跟那个流氓同居；也不问问家里，又跟他离了。现在可好，我们得养活你和一个野孩子，真不像话！”
廖莉亚痛苦地涨红了脸，把头扭开，不让保尔看到满眼的泪水。
“怎么，照你的意思，她应该跟那个寄生虫继续过下去？”保尔问道，他盯着老头儿，气愤得两眼冒火。
“早先就该搞清楚自己嫁的是什么人。”
廖莉亚的母亲阿尔宾娜插嘴了，她强忍住气愤，断断续续地说：
“我说，老头子，你干吗要在外人面前扯这事呢？别谈这事，讲点其他的嘛。”
老头猛地凑到她跟前说：
“该谈什么，我自己知道！你竟敢教训起我来了？”
保尔发现，这一家过得并不幸福。老头子总是如此专断，干扰着家中的一切，但是暂时，他又没有什么办法来改变它。
第二天是星期日，保尔从城里回来时，只有达雅一个人在家，其他人都到亲戚家做客去了。保尔走进她的房间。
“你为什么不出去玩玩，散散心呢？”他问达雅。
“我哪儿也不想去。”她低声回答说。
于是保尔问起达雅对家中人的看法。
“我很可怜母亲，”她终于开口说道，“父亲欺负她一辈子，现在她那可怜的儿子又来折磨她，我很可怜她……虽然她并不像爱她的儿子那样爱我……”
那天他们谈了很多，一直谈到家里的人快要回来了，保尔还开玩笑地说：
“真奇怪，老头怎么没把你嫁出去？”
达雅惊恐地摆摆手，说：
“我决不嫁人。我姐姐的事我就看够了。我无论如何也不嫁人！”
保尔笑了笑说：
“你是发誓一辈子也不嫁人了？假如突然有个特棒的小伙子来追求你，换句话说，一个特好的小伙子盯住你，那怎么办呢？”
“我也不！他们在追求你的时候，都是不错的。”
保尔将一只手放在她的肩膀上，用缓和的口气说：
“好了，好了。不嫁人也可以过得不错。只是你对小伙子未免太不友好了。幸好我没向你求婚，要不，我真有点下不了台了。”说着，他友爱地用冰冷的手掌抚摸了一下那发窘的姑娘的胳膊。
“像你这样的人，会找另一类型的人。我们这样的人对你们有什么用呢？”达雅回答道。
几天以后，保尔乘火车去了哈尔科夫。在中央委员会，他见到了阿基姆，当只剩下他们两个人时，保尔要求立刻给他分配工作。阿基姆摇摇头，表示不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