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二哥54岁。因为家里兄弟多生活困难，所以很大年纪才结婚，妻子带来了3个孩子。大儿子在村子附近的砖厂打工，儿媳妇在家里面带孩子。大儿子有3个孩子，2个女儿1个儿子。他告诉我：“地里种玉米和小麦，不种任何其他的经济作物。玉米收了以后种小麦，一年收一季玉米，收一季小麦。玉米都是播种机种的。不养牲畜，以前养过，后面就不养了，没有时间。以前养猪，8年前吧。养少不行，养多了容易生病。生了病也不知道用什么药。”
不再施农家肥了－在贵州省遵义县新民镇惠民村
以前在农村养猪的用处是多方面的：一是过春节要杀猪，还可以把猪肉处理好以便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吃；二是现金收入的来源；三是可以积肥。在河南的北大段村，农户几乎不养猪了，但是在我访问的四川和贵州的村子里，很多农户还是养猪的，但是养猪的功能已经发生了变化。现在养猪主要是为了现金收入了，过年杀猪的功能已经淡化，也不再施用农家肥。在我访谈的农户中，没有一户施用农家肥的。农户都知道施用化肥会造成地力下降，但是由于留在农村的都是年纪较大甚至是年纪很大的人，所以在农业生产中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只能眼看着土质下降－王文贤的话
王文贤和老伴都58岁，都没有上完小学。大儿子37岁，初中毕业，现在在镇上自谋职业。女儿30岁，在东莞打工。今年（2010年）种了3亩玉米，套种的红薯；8分地的辣椒；还有1亩2分的谷子。他告诉我们：“今年没有种菜籽，年龄大了，种不下来了，挑不动。现在种地都用化肥了，前几年都用农家肥的，前几年挑也快，现在不行了。用化肥以后能看出来土质下降，但是挑不动也没办法，只能让它下降。”
老人在勉强维持着农业生产－在重庆市奉节县青龙镇红阳村
我2010年去了河南、四川、重庆和贵州的农村，在农户访谈中发现，现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的年纪都很大。在我接触的农户中，没有发现40岁以下的农民。70岁以上还在维持着农业生产的老人也不在少数。
宋金英家的情况
宋金英54岁，没上过学。老伴57岁，也没有上过学。她们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在苏州打工，二儿子在东莞打工。丈夫也于今年（2010年）春节时到广东打工，做清洁工。她一个人在老家照看5岁的孙子。她说：“现在水田没有种，经常腰痛得厉害，所以水田给别人种了，别人不给任何粮食。自己种了点地，主要是种的玉米（一年可以收1000斤）、土豆（1000多斤）、红薯（3000斤）和黄豆（几十斤），所收的粮食一直都没有卖，全是自己吃或者是给猪吃。去年种过油菜，收了90多斤菜籽，榨油有三十多斤，今年太累了，所以就没种了。水田从去年开始就给人家种，现在吃的米都是以前种的剩下来的。喂了几只鸡和两只鸭，没钱用，就把鸭子卖了，一只25元，刚卖了小孩就生病，又给他拿药了。
“一天到晚都在地里干活，只有中午回来吃午饭。下雨也会去地里干活，下雨的时候就披着塑料胶纸干活。一般农历的五月是农忙时，六、七月份就主要收土豆，九、十月就主要收红薯，现在就主要收一些黄豆。冬天就没什么事情了。我今年自己在家还玩了些，因为我早早就安排把应该收的都收了，其实如果不生病的话，这些农活对我来说真的不算什么。所以他（丈夫）在家的时候我们不合，主要他不着急，做事慢吞吞的。”
王振海家的情况
王振海69岁，老伴68岁，两人都没有上过学。有三个孩子，女儿39岁，大儿子37岁，二儿子35岁。女儿出嫁了；大儿子结婚了，有两个孩子；小儿子还没有找到对象。都在外面打工。老两口现在带着女儿的儿子，7岁了。他描述了一下家里农业生产的情况：“今天（2010年11月21日）由于一整天都在地里收黄豆，从早上吃了早饭就一直没回家吃饭，现在天黑了才回家煮饭吃。
“我们种着4个人的田地，具体也不晓得有多少。修公路占了很多的地，但是没有任何补偿。远的地都荒了。田可能有一两亩，地差不多四亩左右。种的粮食除了吃的，卖的钱根本就不够开销。小猪仔也需要本钱，几个小猪就需要一千多元。生活开支没个底。油是自己家种的油菜自己榨油。不过今年很少有人种，太辛苦了。平时做饭也会烧柴，只是现在年纪大了，砍柴比较吃力。也需要烧煤，一年差不多需要一千多元买煤，主要是冬天烤火时烧煤。
“年龄大了，有时会有一些病痛，一个月可能需要两百元左右，其实主要是医疗方面需要钱，比如上次牙痛就花了六七十元钱。”
四、土地制度的困境
耕地对中国非常重要，对每个人都很重要，因为我们都需要吃粮食和吃肉。耕地对打工者还重要吗？一个人如果不再种地了，那么耕地应该不重要了吧。耕地也许对打工者不再重要了，但是农村的土地还是重要的，这种重要性主要是因为打工者在城市无法安居。打工者从名义上不能放弃土地，但是从行动上已经放弃农业了。
在武汉我和一位来自湖北农村当过村长的工友老陆聊天，我问他的看法，他说了两点：
*“土地一定要继续保持集体所有，这样做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只有土地集体所有才能避免严重的贫富分化；二是只有土地集体所有才能根据人口变化情况进行土地调整以保证土地公平和合理的使用；
*“农村土地未来只有规模化经营才有出路，但是一定不能让老板买了土地。不过这谁也不知道，说不定哪天我就回去给地主打工去了。”
在河南的北大段村，每5年调整一次土地，这是我去年调查中发现的唯一一个还进行定期土地调整的地方。在贵州的新民村，土地自从1979年包产到户以后就再也没有动过，也就是说80后都没有土地；在四川的斑竹村，土地在10年前（2000年）调整过一次，也就是说2000年以后出生的人都没有土地；在重庆的坪滩村，1996年10月30日之后就没有再调整过土地了，也就是说1996年以后出生的人都没有土地。这说明很多打工者即使在老家有住的地方，但是也不一定有土地。住在农村但是不种地，乡镇的就业市场又很狭小，看来打工者如果真的有一天回到自己建设的养老院也一定是在完全失去劳动能力以后。但是那时候就需要被人照顾了，而谁可以照顾这些人哪？现在80后的父母还有劳动能力，还可以留在农村甚至照顾着孙子孙女。但是不久的将来谁来照顾这些将失去独立生活能力的80后的在农村的父母？同样，等到80后失去劳动能力的时候，他们会回农村吗？如果回去谁来照顾他们呢？
在重庆的坪滩村，我遇到了在那里建设生态农场的朱老师。朱老师的想法是，先从农民那里租一些土地过来，进行生态农业的技术示范，然后带动村民加入到生态农业中来。朱老师负责联系来自重庆的客户订购生态蔬菜和其他农产品。2010年在坪滩村见到朱老师的时候，她告诉我，现在已经有20多位客户订购她们的产品，问题是供不应求。这个案例让我看到一种希望。但是后续的访谈和跟踪了解也让我看到了这中间的问题和挑战。朱老师告诉我，技术示范和农户参与都步履艰难，而且农场的管理也存在问题，需要一位可以扎根农村的人，最好是当地的能人来带领，她当时告诉我她正在和一位深得大家信任的原来的小队长商量，看他是否愿意负责农场的日常管理。
总之，农村和农业发展的挑战巨大。象朱老师这样的农场或者其他创新模式能否有前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土地制度的安排。下面就描述一下所调查的几个村子的土地制度的现状。
在河南焦作市武陟县谢旗营镇北大段村
我是2010年的8月去的北大段村。在北大段村，土地每5年一调整，2010年又该调整了。有些外出打工的家庭把土地租给村里的人，一般是300元左右一亩。在村子里访谈期间，我看到在村子的墙上张贴出了整个村小组的村民名单，有名字的村民才可以在土地调整中分到土地。在访谈中了解到，有一户村民家里人都外出打工了，孩子也上了寄宿学校，老人也去世了，结果在名单上就没有这家人的名字。村里一个关心这家人的人赶快通知了这户人，据说会在下次张榜中补上。村里调整土地是按照户籍人口来调整的，因此外出打工人口是有权分得土地的。
2010年6月，我访谈了在北京打工的薛淑兰，她1975出生，儿子小学6年级。她丈夫去世了，她和儿子在农村的家就在北大段村。下面是她告诉我的关于村里分地的事情：
“我们村子是五年调一次地，我们有三个半人的地，就是我们三个加上他爷爷半个人的地，因为另外一半在我丈夫的哥那。我不在家，把地给别人种了，他们给的价钱可低了，我想有人种就行了。我们对面那家说一亩地给320块钱，我说行。结果原来有一家要租地我没给的那家跑到这家说长道短，这家也不租了。后来一个很好的远房亲戚要种，我就给他比别人要付的还低，给的280元。后来又给孩子的姑姑种了。今年要动地，动过以后就剩我们娘俩的地了。原来一个人一亩零二，现在不知道多少了。估计一亩地吧。今年我回去告诉孩子他姑姑，有人管就行了。人口还是增加得快，计划生育还是没有抓到位。”
贵州省遵义县新民镇惠民村
2010年11月我去了贵州省遵义县新民镇惠民村。在惠民村，土地自从1979年包产到户以后就再也没有动过。很多人家把土地租给大户种植烟草或者蔬菜，2010年的租金是500元一亩。
在村里我和秦先秀交流了关于土地调整的事情。秦先秀和丈夫都55岁了，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成家有孩子了。二儿媳妇在家带孩子，其他人都在外面打工。她告诉我：“家里一共有三亩多地，三亩多田。小儿子没有地。大儿子和女儿有地。1979年分的地，以后没有调整过。家里的田地只种一部分，就靠我一个人种，因为孩子的爷爷在村里当干部。其余的地有的包给别人，有的是送给邻居。今年包了两亩给别人，500块一亩，别人种大葱。这里的地不好，最主要的没有水，水源条件比较差，水稻田没法耕种的。今年的田里种了2亩玉米。”
四川省邻水县柑子镇斑竹村
2010年9月，我去了四川省邻水县柑子镇斑竹村。在斑竹村，土地在10年前（2000年）调整过一次。土地没有人租，给别人种的话也没有任何回报。村里平均每人只有半亩田半亩地。
我没有见到村领导，据说村领导大都住在镇上。我也没有见到村组长，因为他到附近的一个砖厂去打工了，只见到了组长的妻子。组长的妻子告诉我，小组的土地是30年前分的。10年前调整过一次，那时候全都动了。
重庆市长寿区洪湖镇坪滩村
在重庆洪湖镇的坪滩村，土地有很多撂荒的现象，土地没有人租，给别人种的话也没有任何回报。平均每人0.6亩田，0.4亩土。81年包产到户之后“有生则增，有死则减”，但是96年10月30日之后就没有再调整过土地了。
五、基础设施
在河南、贵州、四川和重庆的几个村子所了解的情况是这样的：村级以上的道路得到很大的改善，但是村里的道路仍然坑洼泥泞；几个村子都得益于农村电网的改善，所以现在用电可以得到保障；农村的灌溉和饮用水状况非常差，很多地方还存在旱季断水的情况，饮用水的卫生也得不到保障，不过有的村子已经开始修水池以便改善用水状况。
不知道住在城里的居民有没有想过城市和乡村在基础设施上的差别和不公平。城市的道路交通非常发达，有没有城里人被要求出劳力修路？有没有一个城里人被要求集资修路？而农村人集资修路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奉节县的一位村领导说：“现在国家在基础设施上大量投入，比如水、电和交通等。以前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想进入城市或者是乡镇，就是因为这些设施不太好，一旦这些解决好之后，村里的人还是会觉得在村里不错的。”我非常希望这位村领导的话可以实现。
重庆市奉节县青龙镇红阳村
灌溉水
王开正和老伴都61岁了，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儿子在村里当干部，女儿在东莞开一家快餐店。老两口现在种了六七个人的田地，还帮女儿带着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外孙子现在上初中，平时住在学校，周末会回来。外孙女两岁。他告诉我“家里有水田但是没有种，因为没有水，以前种水田要从邻村弄水过来，经常会为争水打架。所以现在就干脆不种水田了，改为旱地。”
饮用水
王开正告诉我：“喝水的水池是自己打的，一个水池需要两三千元，一般是自己一家做一个水池，现在听说要全村做一个大的水池，听说要花几十万，到时国家会出一些钱，但是每个村民可能也要出钱，只是现在还没有开始做。”
王振涛（68岁，老伴2005年因为高血压导致脑溢血去世。有2个女儿1个儿子，都在外面打工。老伴在的时候帮着带过孙子孙女。）告诉我：“喝的水主要是从上面的水渠里直接搭条水管到家，其实水还是很脏的，因为水渠里的水是从发电厂发完电之后流下来的水。以前家的旁边就有一个水塘，但是水塘的上面有猪圈，所以水就很脏很臭，现在就没有再吃了。现在正在准备修水厂，可能又需要交钱。”
电
王开正说：“村里偶尔会停电，冬天会停电，现在不会有不够电的时候，只是有时候需要检修。去年（2009年）村里农网改造（就是将电线和电杆全换成新的），国家会出很多钱，村民每家需要出200元。
王振涛说：“现在很少停电了，以前到冬天的时候，就经常会停电。现在只有检修的时候才会停电。”
村领导说：“电的安装全是国家给钱装的，电费是由供电所来收钱。
路
王振涛说：“今年村里修公路，一人交费1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