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子文
“勋猷永念。”
（《蒋介石和他的人际世界》，第280页）
〔宋子文〕（1894—1971）广东文昌（今属海南省）人。早期赴美留学，先后获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17年回国。曾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中国银行董事长、全国航空委员会代主席、保卫中国同盟会长、国民政府外交部长、行政院长、广东省政府主席兼绥靖主任等职。1949年1月辞职抵达香港，6月赴美定居。1971年4月在美国旧金山病故。
〔解读〕
1971年4月25日，在国民党中显赫一时的宋子文在旧金山猝然去世。台湾当局的反映不冷不热。宋美龄以中共将派宋庆龄赴美为由，宣布不参加宋子文的葬礼，只是由蒋介石“颁挽”一块题有“勋猷永念”四字的匾额，这多少反映了蒋宋之间的裂痕。
蒋介石和宋子文是郎舅关系，他们的共同目的就是维护蒋家王朝的统治，保护四大家族的利益。但宋子文是想根据西方近代财政金融学来施政的。他的主要目标之一，便是在统一各地财政的基础上，建立严格的预算制度，确保财政收支的平衡。然而在穷兵黩武的蒋介石看来，宋子文只不过是他予取予求的军需官，关于收支是否平衡、巨额赤字如何解央，他是不管的。于是，蒋宋之间时有争执，不过到头来宋子文还得设法为蒋筹款，满足蒋介石的要求。
宋在出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时期，与蒋介石的关系经历了从“合作”到“破裂”的过程。宋是坚决拥护蒋的，即拥护蒋在国民党各派力量间的最高地位，坚决维系强化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当局对于各地方实力集团的“中央”、“正统”地位。这是宋对蒋所持的基本态度。宋与蒋配合默契，在财政上向其他各派施加压力，急欲不战而削弱各派军事力量。而当蒋与各派兵戎相见时，宋又以财政上的手段有力地支持蒋介石、分化瓦解反蒋各派。1931年底，蒋介石因宁、粤、沪派系之争宣布“下野”，宋也辞去行政院副院长和财政部长职务，意在给孙科内阁施加压力，为蒋复出提供条件。对于蒋介石的反共内战政策，宋也是支持的，为蒋筹措一笔又一笔的“剿共”经费。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上，二人也是一致的，即要尽可能地利用这个阶段政治上的影响，经济上特别是金融方面的力量，以维持和加强国民党中央当局的统治。
但宋子文又在不少问题上对蒋介石的做法不满，并时常公开表示歧见。作为财政部长，宋当然要努力做到预算平衡，反对任意增加军费开支。作为一个民族意识未泯又崇尚欧美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的人，宋反对日本的野蛮侵华，对蒋“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颇有微词。在宋出任财政部长的六年中，就四次提出辞职。
宋子文在担任蒋介石的外交部长期间，总的来说，二人合作较为融洽。蒋介石在争取美国和对苏谈判这两项重大外交使命上，都给宋子文较大的便于处置之权。蒋介石在许多问题上都接受了宋的意见，但也有过不同的看法，致使在中苏第一轮会谈之后，宋辞去了外交部长的职务。
1947年3月1日，宋子文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再度被迫离开国民党中央核心。宋这次下台，有政治、经济方面的原因，也与国民党的内部纷争有关。宋推行的财政金融措施，不仅未使经济困难局面根本改观，社会生活中却出现了新的无序状态。宋子文开放外汇、黄金市场，直接干预财政部的中央银行，不仅花掉蒋介石的家当，而且引起国民党内部利益分配不均。然而，这并非宋子文下台的真正原因。在蒋的周围，唯唯诺诺的“常败将军”和“糊涂官”比比皆是，其中还不乏青云直上者。事实上，自1946年内战逐步扩大，军费支出直线上升，每月须由中央银行增发数千亿元法币来弥补赤字。宋当然明白这种饮鸩止渴局面是难以维持的。
宋子文辞去行政院长后，又相继被免去了行政院绥靖区政务委员会主任和“四行”联合办事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并在国民党中央执委改选中落选。但宋毕竟是蒋介石的郎舅，1947年底，宋出任广东省政府主席。
宋子文走马上任后，对广东进行了惨淡经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他企图用广东这块国民党的“腾源地”，作为抵御中共的“堡垒”。但毕竟回天无术，无法挽救国民党政权失败的命运。1949年5月，他赴美国定居。
国民党政权退居台湾后，曾屡屡邀请在美的宋子文回台，但均被拒绝。1953年在“党内重大整肃案”中，蒋介石一气之下开除宋子文的国民党党籍。事隔十年之后，宋子文应蒋邀请到台湾小住几天，旋即返美。据说，蒋想使宋在争取美援方面再度出把力，但为宋所拒绝。
陈立夫
“共产党没有打倒我，打败我的是自家的国民党。就是你们一班人。”
（刘德久等：《解读台湾》，第40页，九州图书出版社2000年）
〔陈立夫〕（1900—？）原名祖燕，字立夫。浙江吴兴人。陈果夫之弟。早年赴美留学获学士、硕士学位。从1929年在国民党三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同时出任中央党部秘书长开始，成为国民党统治集团内蒋介石嫡系核心成员，与其兄陈果夫成为CC系头目，把持国民党党务与组织系统。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教育部长，社会部长，立法院副院长等职。1949年底随国民党政府退往台湾。1950年8月全家离台，在美国新泽西州定居至今。
〔解读〕
蒋介石与陈果夫、陈立夫的政治裂痕始于抗战后期。CC系尽管是蒋死心塌地的亲信，有时实力扩张过分也引起主子的不悦。1945年春，CC系曾组织多种座谈会，陈氏兄弟指使CC系的中央委员在国民党会议上慷慨陈词，甚至指责蒋介石不民主。蒋介石是明眼人，立刻感觉到了这股压力。1946年3月老蒋想让小蒋接收党务系统，而CC系却把持权柄不肯拱手相让，由此埋下了祸根。1947年秋，在国民党与三青团合并过程中，陈氏兄弟表面顺从老蒋，暗中抵制小蒋。一年后小蒋在上海“打老虎”，CC派又从中作梗，从而使矛盾更加激化。
1949年1月，蒋介石在南京被迫下野密召有关人士，沉积已久的愤懑一下子爆发出来。“共产党没有打倒我，打败我的是自家的国民党。”他指着陈立夫说：“就是你们一班人。”然后气急败坏地表示，从此永不进中央党校的门。
于是CC系成了蒋介石兵败大陆的替罪羊。二陈也成了蒋介石首要的打击和排挤目标。
从1950年6月起，蒋介石开始向国民党中央党部施加压力。为了表示对中央党部的不满，凡国民党中央党部呈送蒋介石的文件，蒋一概不阅，原封退还。国民党中常会开的几次会，蒋也拒不出席。到6月22日，CC大将萧铮提出建议，鉴于国民党总裁不出席中常会，全体中常委应自动辞职。并以中常委的名义，派于右任、居正、邹鲁三人面见蒋介石，请他出席会议并指示“改造”国民党的方针。
随后，蒋介石召见陈立夫，询问他对改造国民党的意见。陈立夫知道，蒋介石对他成见已深，于是主动提出，大陆失败，党、政、军三方面都应有人出面承担责任，党的方面由他和陈果夫承担，因此他们兄弟不宜参加对国民党的改造。陈立夫此举，可谓一箭三雕，既向蒋介石承担了责任，表示了高姿态，同时又将了蒋一军，要蒋找出人来，承担政治和军事方面的责任。蒋介石听后默然不语，但对陈立夫更加不满。
CC派退入台湾以后，陈果夫重病已不能视事，一切事情，惟陈立夫马首是瞻，陈立夫恶习不改，又和陈诚派闹得不可开交。按照1948年通过的国民党宪法，行政院向立法院负责，行政命令须经立法院通过才有效。当1949年1月蒋介石下台时，行政院长先后是何应钦和阎锡山，蒋为使阎有和李宗仁抗衡的权力，授意立法院通过了一项在非常时期“行政院”可以不经“立法院”批准，直接下行政命令的权力。
李宗仁赴美国后，“立法院”把此项权力收回。1950年3月陈诚出任“行政院长”，他不愿事事经过“立法院”，尤其此时“立法院长”孙科不肯去台湾，立法院由“副院长”陈立夫主持，他更希望得到直接的行政命令权力。这样，等于是让“立法院”坐冷板凳，陈立夫当然不肯。于是，陈诚有一天当着蒋介石的面，向陈立夫交涉此事，陈立夫婉拒。陈诚不依不饶，随即以“行政院”名义致函“立法院”，要求代行很多“立法院”的职权。“立法院”接函后开会讨论，结果否决了陈诚的提案。陈诚得到提案被否决时正在主持“行政院”院会，他当场大发雷霆，除指责CC派外，声称“行政院长”一职除陈立夫外，无人能够胜任，他本人决心马上辞职。
陈诚对CC派痛恨已极，立即向蒋介石建议，把陈立夫、萧铮等人统统送到火烧岛监禁。由于陈诚势大，而且蒋介石有意偏袒陈诚，陈立夫知道自己不敌，乃避往台中，并写信给蒋介石要求出洋。最后，蒋介石亲自出面安抚了陈诚，并通过在家养病的陈果夫转告陈立夫，批准他离开台湾，并送给路费5万美元。
为了让陈立夫早日束装就道，离开台湾，陈诚采取了进一步的压迫措施，特发请帖约CC系的大将余井塘及张道藩两人吃饭，余、张知道陈诚此举一定有其用意，在饭后就问陈诚：“院长有什么意思，请指示吧！”陈诚对余、张说：“我请你们传达我的一句话：陈立夫是个混蛋！”再没有说别的话，蒋经国也趁机在下边攻击陈立夫。
1950年7月2日，蒋介石在台北阳明山主持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临时会议，会议通过《本党改造案》，决定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停止行使职权，授权蒋介石遴选15－25人组成“中央改造委员会”，代行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职权。
7月21日，蒋介石召集全体国民党中常委谈话，在会上，蒋介石指责陈立夫。8月初，蒋介石又下令改组由陈果夫任董事长的农业教育电影公司，由蒋经国接办。8月5日，“中央改造委员会”正式成立，在蒋介石主持下，16制改造委员宣誓就职。蒋介石在训词中要求全体改造委员“从头做起”，担负起“改造党政，改造国家的责任”。国民党的改造工作正式开始。
在此前一天，即1950的8月4日，陈立夫怀着无比苍凉的心情，以参加“世界道德重振会”的名义，举家离开台湾。先赴欧洲，然后去美国定居。据说在他临行前，去向宋美龄辞行，宋送了他一本圣经，对他说：“你在政治上负过这么大的责任，现在一下子冷落下来，会感到很难适应，这里有本《圣经》，你带到美国去念念，你会在心灵上得到不少慰藉。”陈立夫的反应颇出宋美龄的意料，他指着墙上挂着的蒋介石的肖像，语言低沉地说：“夫人，那活的上帝都不信任我，还希望得到耶稣的信任吗？”陈立夫临走时，陈诚曾亲自去机场为他送行。
国民党“改造”开始，实际上二陈的政治生命已基本结束，陈立夫出走，陈果夫卧病在床，二陈的政治影响不复存在。
陈立夫离开台湾后，在新泽西州湖林城外的莱克坞镇养起了来亨鸡。
陈果夫
“资性强毅，志行纯笃，继承革命家风。”
（《中国国民党百年风云录》，第2773页）
〔陈果夫〕（1892—1951）浙江吴兴人。1911年加入同盟会，早年参加“二次革命”和讨袁活动。后曾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代理组织部长等职。1927年，积极支持蒋介石“清党”反共。1928年起先后任国民党中央代理组织部长，监察院副院长、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等职。其间，与其弟成立中央俱乐部，后又成立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控制国民党党务、组织和特务系统，成为蒋介石嫡系中的一只重要派系。抗战胜利后，曾任中国农业银行董事长、国民党中央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利用政治特权，巧取豪夺，聚敛财富，支持蒋介石发动反人民内战。1948年12月去台湾养病，1951年8月病逝。
〔解读〕
由于陈其美的关系（陈系蒋介石的盟兄，陈果夫的叔父），陈果夫受到蒋介石的提携和重用；而陈果夫也甘为蒋家王朝终其一生，成为蒋介石的心腹重臣、“北伐到迁台前的中心人物”。
陈果夫进入国民党的权力圈已是1924年。当时正值黄埔军校创办，孙中山委任其为上海地区招生委员，同时为军校采购各种军用品。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上，陈果夫竟然当上中央监察委员，正式进入国民党中央决策机构。陈果夫一到广州就成为蒋介石最重要的助手。“中山舰事件”后，蒋把陈果夫调来实施整个反共行动计划。陈果夫随即出任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被蒋介石一招来就出任“部长”，这在国民党上层仅此一例。
陈果夫助蒋正是蒋介石一筹莫展之际，又是蒋介石夺取最高权力的关键之时。“中山舰事件”发生，如果中共方面反击成功，蒋介石的阴谋就会彻底败露。结果让蒋占了上风，从此明里暗里开始了他的反共历程，这其中有陈果夫的功劳。陈也是一位玩弄权术的老手，一当上代理部长，就带着一帮浙江人走马上任，着手部署党员登记和发放党证，从上到下改组各级党部，驱逐共产党人。正因为有了陈果夫这个死心塌地的帮手，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才得以贯彻执行。同时陈自己也开始有了小班子、小圈子，中组部的一帮人成了CC系的雏形。“四·一二政变”以后，陈果夫具体主持“清共”工作，领导各级清党委员会，专门对付共产党人。
在作为蒋介石的反共助手的同时，陈果夫还积极协助蒋对付国民党内其他派系的挑战。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后，陈果夫在上海滩成立“中央俱乐部”，纠集拥蒋力量，准备迎蒋上台。宁汉合流后，国民党的党权从蒋介石手里落在西山会议派手中。陈果夫在中组部的努力、班底被彻底铲除。在蒋复出的大局已定下，陈果夫手下的一批CC分子，于1927年11月22日在庆祝西征唐生智胜利之际，趁机鼓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学生上街游行示威，高呼“打倒西山会议派”的口号，南京政府下令开枪，酿成惨案。在一片追究杀人凶手的呼声中，西山会议派不得不下台离去。次年1月蒋介石重新上台，中央组织部又落到陈果夫手中。他出掌中组部的第一件大事，就定于1929年3月召开完全听从蒋指挥、陈氏兄弟控制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三全”召开时，陈果夫、陈立夫通过CC系在国民党各级党部中的活动，直接控制大会代表的选举，联合另一大派胡汉民系，一脚踢开与蒋介石合作的汪精卫派和西山会议派，使单方面召开的“三全”会议自始至终控制在二陈手里，结束了历史上形成的国民党内胡、汪、蒋和西山会议派四派并列；二陈成功地把国民党改造成清一色的“陈家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