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陈布雷不搭攀派系。国民党上层的派系之多人所周知。蒋介石的嫡系就分四派：党有CC派，政有政学系，财有孔宋系，军有黄埔系。时常与蒋作难的其他派系则有胡汉民系、汪精卫系、太子系和西山会议派等，此外还有10几家地方实力派。以上派系相互之间，明争暗斗争吵不休，闹得国民党内乱无定权。如谁想坐稳交椅，就得选投山门，加入派系，以派系力量加强自己的地位。一次重庆《新民报》的女记者问陈布雷属于国民党中的哪一派系，陈回答道：“这个问题，好比待字闺中的少女。有人问他：‘你的爱人是谁？’他势必难以答多。我告诉你，国民党中我的好朋友甚多。如张群先生、吴铁城先生、陈果夫先生、陈立夫先生、陈诚先生、朱家骅先生等都是。”
陈布雷确是国民党中无派自重的人。也许是因为他在蒋介石的身边主事，无人能撼动这棵大树，相反各派头目都还想巴结他。但陈知道，加入一派反而会受到限制，成为各派系攻击的目标，还不如超然处置，周旋于各派之间。每当国民党内派系矛盾尖锐时，就利用自己的有利地位加以调和，每当国民党内权益分配时就建议蒋尽量照顾到各派的情绪，四处充善人。所以他的人缘极好。
其次，陈布雷从不抛头露面。出人头地者往往易遭人非议。陈熟读经书，深知历史明训，当然不蹈此辙。自当上“侍二处”主任后，还是当编辑时养成的习惯，喜好关起门来做文章。1948年3月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他被浙江省的“代表”联名推举为主席团主席候选人。他知道后一口拒绝，最后连大会都是让秘书代劳参加。其喜静不为热闹的性格是政治上长盛不衰的原因之一。蒋介石也为他好于官场不争而感动，在陈50岁时亲笔书幅：“宁静致远，淡泊明志”祝寿。
再次，陈布雷不取巧怠慢。陈的实干苦干，在国民党内是出了名的。蒋介石很难侍候，难就难在布置任务时，从不考虑是否提供了足够的准备时间。陈布雷就有这般功夫，能在蒋介石规定的期限内，如数完成，这是一难。两难是蒋随时都可能找他，从不分时间早晚白天黑夜。陈严阵以待，极少回家和妻儿团聚，吃住都在办公地点，随叫随到。三难是蒋介石很会挑剔，所提问题常令人莫名其妙，无所适从。可陈布雷能够应付自如，及时完成任务不说，还保蒋满意。
此外，陈布雷不奢侈豪华。陈对个人生活、家庭生活是很注意的。很有书生本色：不贪不沾不挥霍。他在蒋介石身边服务，为集中精力工作，一直与夫人王充默女士两地分居，一个南京，一个上海，两人离多聚少。尽管这样，游玩、逛街、烟花巷中从来看不到陈布雷。只有他生病的时候，才把夫人接来或回家疗养一阵。日常饭桌上也无宴席时的场面。像陈布雷这样的人，薪金不少，可捞钱的机会还是有的，随便去哪个部门都会有人请他兼职，增加一笔收入，连秘书都会有车马费。甚至可以办公司做生意，那更是一本万利、财源茂盛。此种事在国民党要人中间比比皆是。蒋介石见陈布雷清苦，不但劝陈同意兼职，而且还亲自给陈联系。可陈只同意兼职中国文化服务社的董事长，因为此职是没有兼职费的。为此他的秘书都有抱怨，失去捞外快的机会。
1948年11月12日，陈布雷，这位个性软弱，无政治远见，受封建伦理羁勒甚重，如椽大笔终为蒋氏一人所用的“文胆”，在王朝末日之时，带着“油尽灯枯”的悲叹，弃世而去。殡殓之曰，蒋介石诔之日“当代完人”。这从封建文人的角度来衡量，陈布雷的一生当之无愧。
陈诚
“革命圣哉，无役不从，烛照先机，深谋果断……承担反攻复国之大业。”
（《中国国民党百年风云录》，第1800—1801页）
“光复志节已至最后奋斗关头，那堪吊此国殇，果有数耶！革命事业尚在共同完成阶段，竟恶夺我元辅，岂列天乎？”
〔陈诚〕（1896—1965）字辞修。浙江青田县人。1924年入黄埔军校。曾参加东征、北伐。1925—1936年，历任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处长、教育长等职，参加了中原大战和对中央苏区的第三、四、五次“围剿”。抗战爆发后，历任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军委会政治部长、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武汉卫戍总司令、三青团书记长，军委会政治部长、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援缅中国远征军司令官，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军委会军政部长等职，曾组织淞沪抗战、武汉保卫战。抗战胜利后曾任国民政府国防部参谋总长兼海军总司令，东北行辕主任、台湾省主席兼警备总司令。国民党退台后，曾出任国民党“行政院”“院长”、国民党副总裁、“副总统”等职。
〔解读〕
蒋介石提拔人时有三条不成文的规定：一是重用黄埔系，二是重用同乡；三是重用对蒋绝对忠诚的人。陈诚深得蒋介石信任，是因为他“三样俱全”。
早在黄埔军校建立之初，陈任校长办公厅中尉官佐。一次访友归来，夜不能寐，遂挑灯夜读《三民主义》至拂晓。恰逢蒋介石巡视营房，发现陈诚如此用功，大加赞赏。后来在东征和北伐诸役中，陈作战勇敢，屡建战功。陈诚就这样一天天飞黄腾达起来，就是犯了事蒋也特别宽容他。抗日战争前一年，陈诚身兼三要职：广州和武汉行营副主任、军政部常务次长。蒋介石曾当面命令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所有行营一切用人行政，全归辞修做主，你不准过问。”抗日战争时，权力更大，一身兼数要职，计有军委会政治部长、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长、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湖北省政府主席，同时还节制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及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陈诚还有一“过人”之处，他能代蒋受过，凡是蒋搞坏了的事情，陈总是揽到自己头上。这一点深得蒋介石的赏识。为了表示对陈诚的信任，蒋一方面对人说：“中正不可一日无辞修”；另一方面让宋美龄出面，将其干女儿谭祥（谭延闿的三女儿）介绍给陈诚。陈、谭结合，使陈、蒋之间不仅有同乡、黄埔关系，还多了一层翁婿关系。1947年，蒋派陈诚担任东北行营主任，以图夺取整个东北。但时不予陈，陈诚在东北打了败仗，当时许多国民党将领提出“杀陈诚以谢天下”。又是蒋保陈过关，并委任他为台湾省主席兼东南军政长官。
陈诚到台主政以后，所谓“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实行币制改革，实行三七五减租，大肆抓捕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限制出入等。蒋对陈主台一年评价颇高。蒋介石在台湾上任后，在人事安排上提名陈诚出任“阁睽”，担任“行政院长”。他在提名陈诚继任“行政院长”送“立法院”的咨文中称赞陈诚：
去岁受任东南军政长官兼台湾省政府主席，对于整军御敌，政治经济诸项措施，尤多建树，深为台湾人民所爱戴。现值巩固台湾，筹划反攻大陆，陈君扬历中外，文武兼备，对于剿匪戡乱，深具坚定信心，出任行政院长，必能胜任。
陈诚选任“行政院长”后，念念不忘蒋对他的知遇之恩与厚爱，协助蒋介石建立“三民主义模范省”，实行土地改革，发展轻工业，搞好进口替代和加工出口为主体的岛型经济等，使台湾经济迅速发展。1954年3月召开的“国大”一届二次会议上，由蒋保举选上了“副总统”。1957年国民党八大召开时，又由蒋提名，陈诚出任国民党副总裁，同时仍兼“副总统”、“行政院长”等要职。陈诚当时在台湾的地位，真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红透半边天。港台舆论盛传陈诚将接蒋介石的班。
陈诚本人也隐隐约约地感到了这一点，所以也忽略了蒋要传位于子的愿望。因此与蒋在人事安排、蒋介石的再度连任问题上发生了“摩擦”。特别是“临时条款”赋予“戡乱时期”“总统”无限期连任机会之后，陈诚感到接班无望，心灰意冷，于1963年11月提出辞职。
1965年3月5日，陈诚病逝台北。蒋氏父子为陈大办丧事，其规模是当时台湾最大的一次。就在陈诚病逝的当晚，国民党中常会举行会议，并做出决议，称陈诚一生：
革命圣战，无役不从，烛照机先，深谋果断……不辞艰难，不邂劳怨……镇抚东南，秉承总裁指示，贯彻党的政策，以土地改革安定民生，以工业建设增强国力，俾克建设台湾三民主义模范省，承担反攻复国大业。
蒋介石为陈写了挽联：
光复志节已至最后奋斗关头，那堪吊此国殇，果有数耶！革命事业尚在共同完成阶段，竟恶夺我元辅，岂列天乎？
杨永泰
“杨参议真乃我之管仲、诸葛。”
（《蒋介石和他的六个秘书》，第71页）
〔杨永泰〕（1880—1936）字畅卿。广东茂名人。1912年被选为民国临时参议员，次年任“欧事研究会”北京分会负责人。1916年两广司令部在肇庆成立，任财政局长。1917年任孙中山主持的军政府财政厅长，广东省长。1925年出任“善后会议”财政善后委员会副委员长。1926年任北京政府关税特别会议委员会委员。1927年投靠蒋介石，深得蒋的重用。1930—1932年任国民党军总司令部参议。1933年任南京国民政府军委会委员长南昌行营秘书长，后任武昌行营秘书长，四川行营秘书长。1935年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五届候补中央委员。1936年出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后因与CC派矛盾激化，于是年10月25日在汉口被CC派特务暗杀。
〔解读〕
说杨永泰是蒋介石的“诸葛亮”，一点也不过分。他初出茅庐，决策蒋介石“三分天下”。他一道“出师表”，迫使中国工农红军大军西去……
1927年8月，蒋介石首次下野期间，杨永泰蛰居在上海，对“天下大事”看得十分清楚。他看到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尤其是各地军阀拥兵自重，是国民党中央政权不能统一全国的症结。1928年初，蒋介石重新上台后，杨永泰遂将自己的“削藩”妙计请熊式辉转达蒋之后，蒋闻此召杨永泰见面一谈。
双方见面之后，杨永泰当下发表了自己的“宏韬大略”：
“蒋总司令，以吾愚见，当今天下，广西等七军横行两湖，李济深负隅两广，白崇禧收编了唐生智残部三个军，称霸一方，三分天下有其一，如勾结冯、阎，则南京无法立足。好在桂系的俞作柏能拆李宗仁的台，唐生智也可以收回旧部为辞进逼白崇禧，再用重金收买冯玉祥的大将韩复榘、石友三，则李宗仁、白崇禧的势力就不难瓦解。如能再收买陈铭枢、陈济棠，以缚虎之势，扣留李济深于广州，则桂系的一分天下可以变成蒋先生的三分天下。”
一席话，使蒋介石心明眼亮，他所犯难的如何处理各地军阀的问题，被杨永泰数语道破，于是杨永泰入幕，充当了蒋的重要谋士，任职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议。
蒋介石是一工于心计的人，杨永泰的智慧与他心中所想的一拍即合。他首先谋划第二次北伐以求统一全国。完成北伐任务后，着手实施杨永泰的谋略——“削藩”。先是于2月中旬，在北平汤山召开军事会议，讨论整理军事方案及军事意见书，提出“编遣”主张，然后在蒋桂战争中利用武力进攻和分化收买等手段，打败桂军，逼迫桂系主要首领李宗仁等通电下野，再后运用同样手段瓦解了冯玉祥苦心经营20多年的西北军。只三年，蒋介石便达到了“削藩”的目的。
蒋介石对付国民党大小地方军阀，可谓得心应手，可在对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问题上，却损兵折将，三次“围剿”都连连败北。正当蒋介石一筹莫展之际，杨永泰呈上一封“万言书”。这份“万言书”写道：
“吾随先生出师，细观江西诸地，渐觉共党不足为虑。所难之点为共党与‘匪区’民众结为一家，两者合手，实为严重问题。民众与共党合为一家，在吾于地方官吏风气日下，致使民众为共党所利用。在他于共党诸项方针政策，一富煽动性，二富实效性，较之吾地方官吏更有效力。欲彻底扑灭‘共匪’，必须得用新的谋略。”
“我之所言新的谋略，意即剿共实行古代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所谓七分政治，在吾，则加强对匪区民众管理，加强对匪区民众宣传，澄清吏治。务使土豪恶霸横行乡里者灭绝。对贪穷困苦无靠者，给予救济，对‘匪区’民众日常生活，经济生活给予指导和帮助。这样，渐使‘匪区’民众日益脱离共党，不为共党所左右。达此目的，即剿共不愁也。所谓三分军事，在下大力气于上述诸务中，然后派重兵对‘匪区’共党实行严厉的围剿，务使除恶务尽，不留后患。同时对投诚者，要给予宽大的出路，实行先生之剿抚兼施。”
读罢杨永泰的“万言书”，蒋介石点头称是：杨参议真乃我之管仲、诸葛。前番杨参政一篇削藩策，使吾大受其益。今参政“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妙策，我想剿灭“共党”已为期不远了。
杨永泰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方针，对蒋介石再度发生了效力，连续两次对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实施“围剿”，在地方统治和苏区农地乃至新闻宣传方面组成一个系统网络，使之运转起来，全力对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加之中共党内“左”倾领导错误，中国工农红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开始战略大转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