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缵绪〕（1885—1960）字治易。四川省西充县人。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和“四川保路同志军”。历任团长、旅长、师长、四川盐运使等职。1935年加入复兴社。是年任第四军军长兼四川第六路“剿匪”总指挥。抗日战争爆发后，历任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川省主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重庆卫戍司令、西南第一路游击军总司令等职。1949年12月发出起义通电。成都和平解放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及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川西博物馆馆长。1957年以到重庆治牙为名，与原国民党成都警察局长雷少成潜赴深圳，企图越境，被边防军逮捕归案。
〔解读〕
1938年1月，刘湘去世，蒋介石拟任命张群兼四川省政府主席。此举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四川实力派人物联名致电蒋介石收回成命，并直接提出四川军人所能接受的人选，而蒋介石方面也不想轻易放弃四川省主席一职。双方经过妥协，国民党政府发表四川省主席由王缵绪代理。这场刘湘死后川省主席人选为焦点的川省军政人事之争，才暂时缓和下来。
但王缵绪当上四川省主席之后，情况却发生了变化。
王缵绪长省府后，经常训话，对刘湘嫡系及其部下，言语中颇不客气。激起这些人的不满，说他“喜怒无常，行为乖张”。西康建省议定后，刘文辉、邓锡侯曾议两省联防，要成立两个保安团，密购弹药储存，以备万一。与王缵绪商议时，“王表面赞成，随即将此项密议电告蒋介石”。
本来四川诸侯将领间对省主席一职由谁出任，曾有过一番酝酿。最终推出王缵绪，是“怕他出卖地方倒向蒋那一边去，乃将省主席职位给他，使之安心跟着我们走”。哪知王职位到手，却没有“跟着走”。
于是四川各将领之间，矛盾日深。刘文辉、邓锡侯等人认为王缵绪任省主席后，“处处与我们对立，充当蒋介石在四川的代理人。我们当然不能容忍”。不久，便商定驱王。1936年6月，开始实施。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化分别派出代表举行会议，决定发动各自手下的师长出面电请蒋介石撤去王缵绪职务，并拨出经费二千元作活动费，派人联系重庆地区“共策进行”。
8月5日，留川川军9个师中的7名师长，以彭焕章领衔，联名电呈蒋介石，历数王缵绪“挑拨中央与地方感情，攘夺川康政权归己掌握；征兵征粮，扰民病民；任用私人，树立党羽；侮辱出征军人家属”等“十大罪状”，要求蒋介石“速即撤换，以平民愤，并请遴选川中德望优隆之士，主持省政”。同时，这七个师的部队，分由各地向成都进逼，摆出武力驱王的架势。局势顿时紧张。
蒋介石接电文后，连说“这几个乱师长又出岔子”，指示贺国光、邓锡侯、潘文华等人“共挽危局”。邓锡侯随即飞到成都，安抚各师长，“静候中央解决”。当时正在川陕绥署的潘文华也指示“前方正在抗战，后方不可打响”。9月7日，蒋介石将邓、潘及王缵绪召到重庆，“训勉”结果，以王缵绪“德薄能鲜”，对政务推行未能积极迈进，有负中央期望而“引咎自动请缨抗战”，辞去省政府主席职务。
四川将领发起的“驱王”成功，对蒋介石倒是一个求之不得的绝好机会。蒋介石当着邓锡侯、潘文华的面宣布自兼省主席；邓、潘无奈，也只得表态支持。这时四川局势便主要在邓、潘身上着落，刘文辉已任西康省主席。蒋介石便采取了“稳邓、抚潘、打刘”的分治方针，对邓、潘予以安抚；而邓、潘当初因驱王之需，多次通过张群周旋。张群渐渐插入四川实力派中并为后者所接受了。
韩复榘
“你不发一枪，从山东黄河北岸，一再向后撤退，继而放弃济南、泰安，使后方动摇，这个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
（《民国高级将领列传》，（3），第505页）
〔韩复榘〕（1890—1938）字向方。河北霸县人。曾任河南省主席、山东省主席、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在抗日战争中，他坐视国土沦陷，拥兵十万却不战而逃，1938年1月24日被枪毙。
〔解读〕
1928年4月，韩复榘率部向河北徐口、曲沟集方面之奉军攻击，韩部所向披靡，到6月6日即进抵北京，被誉为“飞将军”。次年蒋介石用一张十万元的支票将“战功卓著”的“向方兄”从冯玉祥手下“买”了过来。然而，十年之后，韩复榘因面对日军的进攻，一溃千里，这位“对委员长之令均不遵奉”的“长腿将军”最终自己又“卖”了自己。
上海“八？一三”事变后，韩复榘以总司令的身份，负责山东军事，承担黄河防务。后日军南犯时，又加委韩为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
这一年的9月，冯玉祥在冀鲁交界处之桑园设立了第六战区长官司令部。蒋曾令韩拨两师归冯指挥。但韩对冯的北上和对拨两师归冯指挥皆不甘心，后来迫于形势才勉强派曹福林的第二十九师和展书堂的第八十一师援冯。其时日军沿津浦路南犯，冯曾求韩将他拨出的两师开到德州一带集中，支援前线作战。但韩不肯就援，并给冯去电说：“窃以为兵不在多而贵协同。”
与此同时，蒋介石也饬韩移师增援，韩仍置若罔闻，冯只得退守德州，10月5日德州失陷。韩不仅未援冯，反而在此时下令保境安民，不准客军（冯指挥之宋部）入境，致冯陷入困境。德州失陷后，韩军沿老黄河右岸布防，与敌对峙一周。12月，日军偷渡老黄河，韩军退守徒骇河一线。当时日军主力集中在山西方面，无暇顾及津浦线，蒋命冯、韩趁此机会，以主力攻德州，并进击沧州，以牵制西线之敌。冯乃指挥展师等部自徒骇河一线向北反击，21日，克复德州、桑园，并一路北进，直指沧州、马厂。正当展师乘胜追击日军之际，韩复榘突然打电话给展书堂，要他立即率军回撤，不得向前再进，并限令十小时内撤回禹城。
展书堂不敢违抗韩的命令，急率第八十一师连夜回撤。日军得此良机，于是又分路压迫过来。分别沿津浦线正面和铁路左翼南犯。11月10、11日，庆云、惠民相继失陷。
南下日军气势汹汹眼看就要逼到黄河北岸，韩的官兵们义愤填膺，在广大官兵的强烈要求下，韩才被迫亲自出马渡河与冯玉祥一起到前线督战。此时日军已占领了惠民，正驱兵南下。韩到济阳后为敌探知，遭日军装甲车队的包围和飞机空袭，韩部奋力抵抗，韩本人几乎当了俘虏。当日济阳失陷。17、18日战斗依然激烈进行，韩部曹、李、展三个师牺牲过半。鉴此16日韩乃下令撤退河北防线，拆毁黄河大铁桥，改在黄河南岸设防。
从12月20日起，日军由周村以北黄河渡口集中炮火强攻黄河，拟进攻周村。22日夜，日军千余人从济阳门台子渡口渡过了黄河，驻守在这里的谷良民师一面抵抗，一面向韩报告。韩给谷回信说：“日军过了黄河，我们没有大炮是抵不住的，你先撤到周村好了。”于是，谷师乃撤退下来。旋即，周村、博山相继失陷。日军沿胶济路向济南进犯，济南危在旦夕。口令孙桐师留济断后，其余各军向泰安、兖州方向撤退。
韩撤退时曾就商于联络员蒋伯诚，谓：“我已决定放弃济南，候中央增援再行反攻。”蒋听后大惊失色：“这怎么能行？日寇仅有千余人渡过黄河，你韩主席辖有四个军十几万部队，只要决意坚守，日本人是过不来的。还是请示委员长后再作决定吧！”蒋介石在接到蒋伯诚的报告后给韩发来了十万火急的电报，命令他不得放弃济南，但韩已到了泰安。25日早午，日军对济南猛攻，26日晚日军对济南炮轰了整整一夜。27日凌晨，孙桐的第二十师全部撤走，日军则占领济南。第二天当韩得知日军乘胜进击泰安的消息，乃继续逃路。蒋又急电韩死守泰安，韩却到了济宁。同行的蒋伯诚问韩说：“不是说我们住泰安吗？”韩答：“已到济宁，还说什么泰安呢？”
韩复榘到达济宁后，即令曹师就地驻防，令孙师向曹县集结。因韩军撤向津浦线的侧翼，津浦线上的城镇未留主力驻守，造成徐州以北津浦线空虚。徐北大门洞开，徐州方面异常恐慌。李宗仁来电责问韩为什么放弃泰安？韩在李的电报上批道：“南京已失，何守泰安？”
1938年1月1日，日军占领泰安。4日，占曲阜、兖州。之后分兵两路，一路沿津浦线继续南下，直趋徐州；一路沿兖（州）济（宁）线攻济宁，直趋河南之归德、柳河。这时蒋介石又电韩，说非有命令不得擅自撤退，并严令韩组织反攻兖州。韩曾组织过反攻，没能成功。7日日军吉田部进至济宁东面之八里铺；沼田部进至济宁之东北面。李宗仁下令韩坚守济宁，但韩军“士气消沉”，虽经抵抗，但力终不支，8日晨，济宁失陷。韩曾电李，谓：“榘不能守济宁，如榘不能固守济南然。”李回电斥之：“尔从未有固守济南之意图！”
济宁失陷后，韩所部依次退到巨野、曹县。按他原来的设想是要撤到豫西南、鄂北山区。但到鲁西南后，与之毗邻的河南驻有第一战区的部队，退路受阻，只好暂驻此地，伺机而动。
由于韩军对日军抵抗不力，几天之内山东大半即沦入敌手。蒋介石为了诱捕韩复榘，1月11日，召开开封会议，会议由蒋亲自主持，蒋首先训话：“抗日这个责任应该是我们每个将领义不容辞的责任，可是竟有一个高级将领，放弃山东黄河天险，违抗命令，连续失陷数座大城市，使日寇顺利进入山东，影响巨大。我问你韩主席，你不发一枪，从山东黄河北岸，一再向后撤退，继而放弃济南、泰安，使后方动摇，这个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韩当即站起来，说道：“山东丢失，我有责任。可是南京丢失算谁的责任？”蒋介石正言厉色地一拍桌子：“我问的是山东，不是问的南京！南京丢失，自有人负责！”会后韩即被捕，1月24日被枪决。
德穆楚克栋鲁普
“他在伪“蒙疆”时的所作所为，为大多数中央官员们所不能谅解……今后不要再提“蒙古高度自治”口号，最好抱着缄默不言的态度。”
（卢明辉：《内蒙古人的巨奸——德穆楚克栋鲁普》，见宋嘉沛主编：《民国著名人物传》（三），第770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
〔德穆楚克栋鲁普〕（1902—1966）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翼旗札萨克亲王，泛蒙古民族主义者，日本军国主义卵翼下的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主席。
〔解读〕
德穆楚克栋鲁普（以下简称德王）在青少年时代，正是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各地军阀混战，政局不安的大动荡时期。出身于王公世家的德王，自幼就有浓厚的泛蒙古主义帝王思想，他常以成吉思汗在系的继承者自居，认为当时正是蒙古重振成吉思汗时代雄风、再建泛蒙古帝国的大好时机。1925年，他提出所谓“改革旗政”的措施，首先在蒙古地区建立一支以他为核心的政治力量，对原建的“保安队”武装进行改编，并购买了新式的枪械等装备，成为蒙古草原上第一支武备强大的军事力量，这为其进一步实现政治野心打下了基础。
德王在政治上的一系列活动，引起正在积极推行侵华“满蒙改革”的日本关东军的注意，“九·一八”事变后，即着手对内蒙的公开军事占领和隐蔽的政治阴谋活动，扶植德王担任锡林郭勒盟代理盟长，然后联络内蒙一些蒙族王公，打起了保卫边疆和维护民族利益的旗号，发动“蒙古自治”运动。1933年7月，锡、乌、伊3盟各旗王公联合向国民党中央、行政院、军委、蒙藏委员会等发出请求“自治”的通电。据此，国民党中央一面指令察、绥两省当局，采取“恩威并用”措施，分化、劝阻各旗王公附和德王“自治”活动；一面派遣内政部长黄绍竑等前来百灵庙“宣抚”，以瓦解德王“自治”活动。但与会的王公们慷慨陈词，坚持“自治”愿望。1934年2月，经蒋介石认可，国民政府颁布了《蒙古自治八项原则》、《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组织大纲》和《蒙古地方自治指导长官公署暂行条例》，并由政治会议议决通过，指定何应钦为指导长官，监督实行“蒙古地方自治”。4月23日，“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在百灵庙成立，德王任秘书长。日本关东军为控制德王，在德王府和百灵庙等地建立日本特务机关，这使得德王表面上是国民政府任命的“蒙政会”秘书长，又可与日本的接触在暗中进行。1936年5月，德王在关东军指使下，明目张胆地成立伪“蒙古军政府”，扩编蒙古军的第一、二两个军，武器军械和军费完全由关东军供给，完全置于日本的操纵之下。
1937年10月，德王率伪蒙古军与日寇配合进占归绥市（今呼和浩特市），11月27日，德王等在归绥召开“第二次蒙古大会”，宣布成立“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日本为使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为继伪“满洲国”之后的傀儡政权，特在伪蒙政权之上，设立日本顾问部。次年，为强化对伪蒙古、察南、晋北3个伪组织的控制，将3个“自治”政权改为“蒙疆联合委员会”下直属的地方政府。德王对此深表不满，于1939年4月，通过军统特务暗中与蒋介石联系，表示他愿望脱离“蒙疆”去重庆。嗣接待复电嘱他：“仍留蒙疆，忍辱负重，以图将来。”9月1日，日本军部将伪“蒙疆联合委员会”改称“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德王任主席。至此，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伪“蒙疆”政权傀儡组织诞生，德王成为日寇侵华阴谋的积极帮凶，追随“主子”大肆进行烧杀、淫掠，对各族人民犯下滔天罪行。1944年更将内蒙古东西部联合起来，建立“蒙古自治国”。
1945年，日本战败，德王妄图保存“蒙疆”实力，建立“蒙古自治国”。八路军兵临城下，包围张家口时，德王逃往北平，9月飞抵重庆，面见蒋介石“陈述内蒙危机状及拟具措置办法三项”报告书，当即被蒋拒绝并提出：他在伪“蒙疆”时的所作所为，为大多数中央委员们所不能谅解。又告诫他：今后不要再提“蒙古高度自治”口号，“最好抱着缄默不言的态度”，求得对他采取“不咎既往”从宽对待。蒋介石答应今后每月供给“15万元生活费”，令他迅速返北平做“隐居”的寓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