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
“雄才冠群英，山河澄清仗汝绩；
奇祸从天降，风云变幻痛予心！”
（《蒋介石全传》，第487页）
〔戴笠〕（1896—1946）字雨农。浙江江山人。黄埔军校五期生。1932年任国民党中华复兴社（蓝衣社）特务处处长，专门从事反共反人民特务活动，筹划一系列暗杀、绑架事件。1938年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副局长，在海内外遍设特务机关，摧残民主，破坏抗战。1942年任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主任，1943年兼财政部缉私总署署长，战时货物运输管理局局长。1946年3月在江苏省江宁区坠机身亡。
〔解读〕
1946年3月16日，戴笠，这位国民党的特务头子、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在江苏省江宁区板桥镇附近的小山腰上坠机身亡。蒋介石闻讯后，至为悲痛，曾写联悼曰：
雄才冠群英，山河澄清仗汝绩；
奇祸从天降，风云变幻痛予心！
从上联，可以看出戴笠之于蒋介石的重要及二者之间非同一般的关系。
戴笠是从1925年开始在蒋介石身边当差的，也是从这一年7月，在随东路北伐军北上，刺探北洋军阀的情况，因工作出色，受到蒋的青睐，成为蒋介石身边不可或缺的人物。戴笠深谙官场之道。在从事特务活动的过程中，始终奉行着“得间为主”的“五字诀”，并靠着“秉承领袖意志，体念领袖苦心”的要旨，博得蒋介石的欢心。
有一次，他同胡宗南等人谈起读《孙子十三篇注》的心得时说：“得间”就是军事间谍，或称军事情报。戴总结运用以“得间为主”的经验，得出“五字诀”，即：“裙、办、师、财、干”。他认为，“中国人玩政治，离不了裙带关系”；“办‘外交’，离不了苏秦、张仪那样的说差”；“玩政治，也离不了‘师’，师就是军师，绍兴师爷之流”；“无钱法不灵，有钱买得鬼推磨。玩政治谁能少得了钱”；“破竹过关，要一节一节因势利导地去干”。他说：“只要抓住了这五个字，并懂得‘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便等于抓住了对方的灵魂，则无往不通，无往不利了。”
戴笠在军统内部印发的《家风》卷首上题着：“秉承领袖意志，体念领袖苦心”。他常常以此勉励部属、教育学生、标榜自己。戴笠自负为“孙悟空”。他手下的特务头子说，戴笠这个“孙悟空”，“万变不离其宗，都是围着蒋介石打圈子的”。
他讨蒋欢心的办法很多，连称呼都用尽了心机。他称蒋介石为“老头子”、“校长”、“领袖”、“委座”。但在不同的场合却使用不同的称呼，而且很有分寸，绝不令人听了不快。例如，同与自己平行地位的人讲话时称“老头子”；对清一色的黄埔同学说话即称“校长”；在纪念周的大会上，就称“领袖”。为了表示对蒋的尊敬和亲切，军统局所有用他的名义送给蒋介石的报告，一律称蒋为“校座”，而自己称学生。
军统局成立不久，国民党临时全体大会在重庆召开。戴被蒋圈定为“中央委员”。当蒋找他谈话时，他慌忙报告说：“我连国民党的党员都不是，怎么能当中央委员呢？”蒋一听非常奇怪：“既是黄埔学生，复兴社社员，人在我身边干了这么多年，为何还不是党员？”他回答说：“以往一心追随校长，不怕衣食有缺，前途无望，入党不入党，绝不是学生要注意的事，高官厚禄，非我所求。”蒋听了非常高兴，立即挥笔写了一张纸条，表示介绍戴为国民党员。戴却坚决推辞：“愿终身做无名学生，不当中央委员，中央高位让给其他老大哥。只要校长信得过我，就是莫大光荣。”后来，国民党召开六大时，蒋介石又圈定他为中央委员候选人。郑介民对人说：“雨农的鬼把戏，总是讨得老头子的欢心。”
其次，戴笠“秉承领袖意志，体念领袖苦心”，更主要的是运用“得间为主”的经验，玩弄“五字诀”手段，为蒋介石排除、消灭异己，扩大势力，巩固独裁统治。
“九·一八”事变后，戴即运用潜派特务的方法，利用封官许愿，巨金收买等手段，致使“福建事变”失败和陈济棠“反蒋抗日运动”的土崩瓦解。“西安事变”爆发的那一天，戴笠收到军统西安站的来电后，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先去见何应钦和复兴社的头头，又去见宋子文、宋美龄，表示要“冒死”去“救”蒋介石。随后，找“克格勃”专家余乐醒等人相商“救策”。他哭丧着脸说：“领袖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劫持了，生死难卜。何部长主张立即讨伐；宋院长和夫人认为打不得，要用政治解决……我想亲自到西安去，最好能找到飞檐走壁的人同去，混入西安去见领袖……”后来，他随宋子文兄妹的专机去西安。不几天，他从西安回来，便把此行与蒋介石当年于永丰舰护卫孙中山蒙难相比，抬高自己的身价。
抗战爆发后，戴还亲手参与了刺杀汪精卫以及以“曲线救国”为护身符主持对汉奸的策反工作，莫不受到蒋介石的称赞。
再次，戴笠从追随蒋介石那天起，就时时不忘体念主子“有共无我，有我无共”的旨意，不择一切手段，残害进步人士，进行反共活动。
早在中山舰事件前夕，戴笠就通过胡宗南的关系，搜集了很多有关共产党员及国民党左派分子活动的情况，特别是时任第一师政治部主任兼东江专区行政督察专员周恩来的活动。不久，该师的政工人员、党代表等，共200多人被捕。
特务处成立时，蒋介石就面授机宜，交给戴笠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反共。他组建上海特区，指使特务打入中共地下组织和其他革命组织，进行破坏活动。并采取暗杀、绑票、搜捕等手段，迫害共产党员和同情共产党的进步人士。亲自组织参与了对宋庆龄的监视威胁，对杨杏佛、史量才等的暗杀活动。抗战全面开始后，借“国共合作”之机，进行反共活动，他认为既可以利用合作条件打进去拉出来，又可以用高官厚禄来收买，从内部分化瓦解共产党。同时，对地下党员可以借逮捕汉奸的名义，公开拘捕、囚禁、杀害；对公开了的中共人员则可以侦察、监视、利诱、威逼。他还提出了“从侧面入手，由浅入深，由远及近，由疏及亲”等10多种具体反共方法。1938年秋，戴指挥特务将中共和八路军派驻西安的代表查侠及秘书绑架勒死；1940年初，成都天旱，地主、米商乘机囤粮，发生饥民抢仓事件。戴四处散布谣言，说是中共所指使，以“破坏抗日联合统一战线”为借口，逮捕中共四川省委罗世文、车耀先等中共党员10余人，在威逼、利诱失败的情况下，将罗、车杀害，并将其他共产党员残忍活埋。
戴笠折戟沙尘，罪有应得。他追随蒋介石从事特务活动20多年，被亲信称为“蒋介石佩在身边的一把犀利的匕首”，也是最善于窥视主子意图最博得蒋介石欢心的一条忠实凶狠的走狗……在为蒋介石排斥异己、保卫反动政权以及保护蒋介石的安全方面，可以说用尽了他生平所有的力量。戴笠之死，无疑是折价一臂。
贺衷寒
“我还没有死，就把我出卖了，混蛋的家伙！”
（《民国高级将领列传》（7），第230页）
〔贺衷寒〕（1899—1972）字君山。湖南岳阳人。黄埔军校一期生。毕业后留校，1925年2月参加“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不久退出，发起组织“孙文主义学会”，任会长，1926年赴苏入伏龙芝军事学院，1928年回国。1931年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宣传处处长、政训处处长，长期从事军队政训工作。1932年参与成立法西斯特务组织“中华复兴社”。1935年被选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抗战前期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一厅厅长、政治部秘书长、中央组织处书记长等职。1945年继续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1947年任社会部政务处长。1949年去台湾，曾任“行政院”“交通部长”，国民党中央设计委员会委员长。1972年病死于台北。
〔解读〕
蒋介石的特务制度，分有3个系统，即戴笠掌握的“特务系”，康泽操纵的“别动系”和贺衷寒把持的“政学系”。3个系统都直接听命于蒋介石，不受“复兴社”内部组织的节制。贺、戴、康3人为了各自的利益，在蒋介石面前争功邀宠，各显神通。贺衷寒作为政训系统的总头子，积极从事反共的政治特务活动，严密监视国民党军队及各军事学校的军官和学生，成为蒋介石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
然而，这位宠信之臣，在西安事变中，却引起了主人的不满，而受了委屈的贺衷寒也乘着酒兴发表了一番感慨。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消息传到南京后，复兴社和黄埔系的人员无不惶惶然。贺衷寒在炮兵礼堂召集复兴社成员两千多人开会，坚决主张进兵“讨伐”，轰炸西安，“挽救出领袖的生命”。他还发动黄埔系将领通电“讨逆”，拥护亲日派何应钦主持军事。同时，他为取得何应钦的信任，将复兴社内部组织情况及社员名册，统统向何报告。他的举动被军统特务侦悉。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贺衷寒于1937年春来到西安。他没通过西安警备司令、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的同意，直接指示第三十六师政训处处长蒋先启在西安市中心一钟楼上悬挂一幅“统一战线是共产党死灰复燃的企图”的白布大字标语。另外，张贴一些刺激东北军和杨虎城部感情的标语。宋希濂认为这是造成混乱的举动，查明后向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报告了情况。当顾祝同找贺衷寒谈话时，贺坚持己见，同顾争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