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高级将领列传》（1），第344页）
〔杨虎城〕（1893—1949）陕西蒲城人。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和护法反袁斗争。1924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十路军司令，参加北伐。1929年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十四师师长。1930年任陕西省政府主席。1931年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兼第十七路军总指挥。1935年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发表后，接受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与中共代表洽商合作抗日事宜，达成秘密协定。1936年12月12日，与东北军将领张学良举行兵谏，发动西安事变，扣押蒋介石及其随员，提出抗日救国八项主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1937年春，在蒋介石逼迫下，卸职“出国考察”。“七·七”事变后，迭次电蒋，要求回国抗日，均遭拒绝。11月由法国回到武汉，被骗往南昌遭到囚禁。1949年9月重庆解放前夕，被害于中美合作所。
〔解读〕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闻名于世的“西安事变”，提出抗日救国的八项主张，并邀请中共中央派代表去西安，共商救国大计。23日，宋子文代表蒋介石与张、杨及中共代表谈判。次日，达成了以中共代表的主张为基础的六项协议，逼迫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
25日，张学良要亲送蒋介石去南京，杨虎城劝说无效。然而张一到南京，即被蒋介石扣押。杨虎城当即发电质问南京国民党政府，对蒋背信弃义的行径表示极端的不满。1937年1月7日，杨又领衔通电南京政府，再次抗议扣押张学良和重新挑起内战的阴谋。电称：“国危至此，总不应再有萁豆相煎之争，有可以促成举国一致，枪口对外之策，虎城等无不乐于听令。若内战再起，则虎城等欲求对内和平而不得，若求对抗日而不能，亦惟有起而击旋，虽死无悔。”就在这天，他被蒋介石撤职留任。
3月初，宋子文、顾祝同向杨虎城授意，要杨主动地去见蒋介石，以便“恢复悉情”。杨于该月28日到溪口和蒋见面。蒋介石大骂张学良一顿后，对杨说：“虎城竟跟着他走，其实我意料不到的。自己毁灭了自己的历史，也毁灭了部队的历史……”第二天，蒋又约杨单独谈话。蒋问杨：“经过此次事变，你在这样环境中继续任职，感觉有什么不便的地方没有？”他还没有来得及回答，蒋接着说：“在事变中各方面是有对抗情绪的，他们对你的印象，一时转不过来，你继续任职，在感情上会有些不方便。你不如先往欧美参观一个时期，然后回来任职。出国费用，由政府负责……”这样，杨虎城被迫以“考察军事”名义出国。
陈仪
“勾结共党，阴谋叛乱。”
（《民国高级将领列传》（3），第175页）
〔陈仪〕（1883—1950）曾名陈毅，字公侠，浙江绍兴人。早年留学日本士官学校，辛亥革命后任浙江省都督总参议、军政司长，后任浙军师长、浙江省长，北伐时任军长，嗣后曾任军政部政务处长、福建省主席。抗战胜利后出任台湾行政长官。1948年6月改任浙江省主席。他从历年政治经历中逐渐看清大局，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决心与蒋分手，为和平解放京沪杭贡献力量，1949年，被蒋逮捕，次年6月被杀害。
〔解读〕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依照波茨坦三国宣言的规定，台湾及澎湖列岛归还中国。1945年10月，陈仪衔蒋介石之命，赴台就任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司令，开始全面接管台湾。
1947年3月，因“二·二八事件”陈仪引咎辞职。1948年春，陈仪被蒋电邀到南京，以浙江省主席之职相属。同年，经蒋批准，调任汤恩伯为衢州绥靖公署主任。6月底，陈仪赴杭就职。
不久，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陈仪大发感慨对省府民政厅厅长杜伟说：“国民党失败是肯定了。将来恐怕没有人有资格同共产党讲和了。”
9月底，陈仪的旧属郑文蔚受李济深派遣，持函从香港到杭州。当晚，他又同郑在私邸秘密谈到深夜。他说：“我要为解放军做贡献，但我手中这点微不足道的兵起不了作用，我至多只能做到不抵抗，也就是和平解决吧，为地方保存点元气吧。”最后，他说：“你知道汤恩伯和我的关系。他现在是京沪杭警备总司令，会听我的话的。他放弃抵抗掉转枪头，作用就大了。”
11月间，浙江省警保处处长毛森加紧迫害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几天之内，在富阳一带就逮捕一百多名所谓“嫌疑犯”，并列名呈报陈仪，要求批准将这些人一律枪决。陈仪对毛印象极坏，看到呈签后，批了“一律送政治犯反省院”几个字。随即下令将十余名“证据确凿”的“要犯”交保安司令部军法处慎重审讯，数十名“要犯”交富阳父老具结领回，其余一律释放。毛一气之下，递上“请假一月养病”的呈文，陈毫不客气地批了“准予长假”四个字。
这个月下旬，陈仪将杭州警察局保警大队改编为浙江省警保处保警总队，并扩编为两个大队。他向警保处负责人指示：任何宪警不许镇压工人、学生游行示威；不许对摊贩敲诈勒索；不得打骂黄包车夫；不准侮辱乡下进城的村民；没有我的命令，保警总队不得随便调动。淮海战役结束后，蒋介石在奉化密令汤恩伯赴杭州布防。1949年1月27日，陈仪特派外甥丁名楠带亲笔信去上海，要汤准备起义。不料汤将陈的密信一面摄影寄往行政院，一面把原信送奉化向蒋介石告密。
这年春节期间，陈仪到溪口给蒋介石拜年。临别时，俞济时出示拥蒋再起的通电稿（未公开发表）。他看后表示同意，却未签名。不久，蒋经国从奉化专程前来杭州看他，试探虚实。陈仪竟毫无顾忌地说：“你父亲最好暂时到南美去休养，等形势的变化；如果将来对他做出适当的安排，再请他回来。”
2月17日，广州行政院根据蒋从溪口发去的密电，宣布改组浙江省政府。陈仪和他的亲信一律被免职。在浙江各界的欢送会上陈仪激昂地说：“世界不断革新，时代的巨轮总是前进而不后退，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
2月21日晚，陈仪乘车抵上海。23日上午，毛森带领三十多个特务来到陈寓所，一进门就出示蒋介石的电令，即将卫士、副官缴械，扣押起来。24日，他被押上囚车时，回头对家人说：“我一生糊涂，只有这次做对了！你们不要为我难过。我死亦无憾。”27日陈被押往衢州。4月30日被绑架到台湾。关押期间，参谋总长林蔚、财政部长俞大维以及陈仪的故交旧属，曾先后探望他。林蔚劝他写一纸悔过书，向蒋认错，他说：“我有何错，他不高兴，可以杀我。我已年过半百，死去得了。悔过书我不能写。”林蔚说：“先得让蒋先生下台。”陈仪说：“下不了台是他的事，我没有要他把我抓起来。”后来，蒋介石组织特别法庭，派顾祝同为审判长，定他的罪名是：勾结共党，阴谋叛乱。
1950年6月18日凌晨，陈仪接到执行死刑的命令。他大步向前，边走边说道：“人死，精神不死！人死，精神不死！”陈仪被杀害时，享年67岁。
杨杰
“只懂军事，不懂政治。”
（张希贤等：《蒋介石对付政敌秘录》，第184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
“为国效劳，不顾个人情义，古今少有，你对国家的安危，尽到了力量，对自己的家室没有尽到情义，真是忠义难全，望自保重，勿过度悲伤。”
（张希贤：《蒋介石对付政敌秘录》，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
〔杨杰〕（1889—1949）又名漱石，字来光。云南大理人。1911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过护国运动和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前曾任军长、集团军总参谋长、总司令、陆军大学校长等职，是蒋介石得力的军事幕僚。1938年5月出任驻苏大使，由于时苏联的认识为蒋所不容，次年被免该职。回国后在重庆任闲职。对蒋介石的专制独裁与亲美反苏政策多有不满，此后开始参加爱国民主运动。抗战胜利后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1948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1949年9月应中共邀请赴北平参加新政协，在途经香港时于19日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解读〕
杨杰是蒋介石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时的同学。杨杰从日本回国后，于1915年参加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并显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护国战争结束后，因愤慨于军阀混战，毅然放弃陆军中将军衔，以中校身份自费报考了日本陆军大学。
杨杰在陆军大学学习的四年中，成绩斐然，被日本天皇赐予宝刀，有“天才将军”之称。法国著名军事家霞飞元帅到校参观时曾与杨杰进行交谈。交谈后霞飞连连称赞说：“此人将必成为东亚杰出军事人才。”
1924年冬，杨杰毕业后，日本当局以优厚待遇劝他留在日本任职，杨不为所动，应同学蒋介石的邀请，毅然回国。
杨杰从日本回国，见冯玉祥在北方很为轰轰烈烈，于是，应冯之邀，出任国民军第三军参谋长。恰逢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在广东建立革命政府。杨遂离开国民军，投奔广东。此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杨杰成为蒋介石军事方面的得力助手，为蒋介石在军阀混战中削平群雄立下了汗马功劳。
杨杰到广州后，先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参议，参加北伐战争。宁汉分裂后，出任第六军军长。因与何应钦不和，一怒之下，再度辞职东渡日本。为此，蒋介石批评杨杰：只懂军事，不懂政治。
1928年，杨杰追随复职的蒋介石先后参加“第二次北伐”，蒋、冯战争和中原大战。在这些战争中，杨杰的军事才华得到充分的展现，依照杨杰的计划和部署，使蒋介石大获全胜。在中原大战期间，杨杰夫人病故。蒋介石曾多次安慰他说：
“为国效劳，不顾个人情义，古今少有，你对国家的安危尽到了力量，对自己的家室没有尽到情义，真是忠义难全，望自保重，勿过度悲伤。”
由此，杨杰的才能及在蒋心目中的位置可见一斑。
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表面上统一全中国。面对统一的形势，杨杰认为第一位是对外问题，应赶快进行国防建设，加强国家抵御外侮的力量。第二位是对内问题，对内问题应在对外问题的前提下有步骤地解决。但蒋一心要消灭共产党，不为所动。杨杰见不能说服蒋介石，便化装离开部队，蛰居上海。
1935年8月，国民党在江西庐山举办暑期军官训练团，轮训全国陆军少校以上军官，蒋、杨分任正副团长。有一次蒋介石来团讲要“雪耻救国，收复失地”。最后还表示说：“我姓蒋的不抗日，全国人民共诛之。”
接着，杨杰表示完全拥护蒋委员长的讲话之后，又讲：“……总觉得日本侵略我们东北三省不满足，还气势汹汹地要灭亡中国。我到上海一看，满街是闲人，政府的官员更闲，甚至有的吃喝玩乐通宵达旦，把东北沦于敌手的耻辱，置之脑后而不问，希望我政府拿出一切抵日力量的国策来，我自己已拟好了一份抗日作战计划。”
此后，杨杰利用与蒋同窗的关系，屡次谒见蒋介石，反复阐述自己的抗日主张和计划，尤其当杨谈及蒋在对待共产党的态度上应联合起来，共同抗日，蒋脸色铁青，只是说：“你这个人就是只懂军事，不懂政治！”而杨杰所拟的对日作战计划，也被蒋视为“狗屁”，扔在了一边。
1937年9月，杨杰被蒋介石派为赴苏军事考察团团长，前往苏联进行军事考察和争取军事物资援助。在杨杰的努力下，斯大林当即答应给予中国以飞机、大炮、坦克、运输工具及弹药、燃料等物资援助，苏联还先后贷款2.5亿美元，并派了航空员和军事顾问帮助中国抗战。鉴于杨的出色工作，杨被委任中国驻苏全权大使。
在苏期间，杨杰认真研究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研读了马克思的一些著作，他认为：苏联的制度解决了国防建设中“国防人”的问题，经济建设解决了国防建设中“国防物”的问题，因而苏联的制度是理想国防的最好制度。
1940年，杨杰被蒋免去大使职务。回国以后，他希望真正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尽最大的力量，然而他的愿望又落空了。蒋介石只安排了他一个顾问的闲职，留在重庆。皖南事变后，耿直的杨杰彻底厌恶了蒋的所作所为，开始与各界民主人士密切合作，在国民党军界上层人士中进行宣传工作，帮助他们认清形势，明辨是非，走爱国主义的道路。
1946年1月6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杨杰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他对国民党左派张天放说：“蒋介石是独夫，非垮不可”，“我们现在要朝这个方面做工作，多联系些人，非打倒这家伙不可。”他还在一次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万人签名会议上说：“蒋介石是独夫，他不垮台我去做和尚。”
此后，杨杰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盯梢和恐吓，但杨杰毫不畏惧。1949年6月，重庆国民党陆军大学教务长韩鸿志等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准备起义，但感到思想压力很大，便请杨杰到陆大作进行起义的思想动员工作。杨杰欣然应允，他在陆大全体教职员及学员动员大会上说：“共产党和老百姓搞得很好，人民解放军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力量越来越强，由劣势变为优势，情报工作搞得好，士气旺盛，所以能打胜仗。我们对共产党没有深仇大恨，共产党一定会使用我们的，没有考虑个人前途的必要。”
经过周密的组织和思想准备，12月1日，陆大全体人员在重庆宣布起义。
杨杰的一切活动使蒋介石大为震怒，9月份下达了逮捕杨杰的命令。9月19日，准备参加新政协的杨杰在香港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式上，经中共代表团提出临时动议，向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杨杰将军家属至唁，深切哀悼为民主事业而牺牲的杨杰将军。同一天，解放区各大报纸头版报道了杨杰遇害的消息，新华社在《悼杨杰》的电文中说：
“杨杰将军的遇害不是偶然的，这是中国革命派和反动派生死斗争的结果。”
杨杰将军的死和为中华民族独立自主和民主进程奋斗的一生，已完全地回答蒋介石对杨杰“只懂军事，不懂政治”的评价。
雷震
“没有党籍也要开除。”
（《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台湾的日子》，第65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