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1月，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因宣传抗日救国，横遭国民党政府逮捕迫害，是为震惊全国的“七君子之狱”。营救“七君子”运动把全国人民要求抗日救国的洪流推向一个新的高潮。张一麐也勇敢地参加了这一斗争。12月4日“七君子”从上海移解苏州高等法院看守所后，张一麐即同李根源前往面致慰问，并代表苏州各界群众团体向爱国志士们送上水果罐头等礼品。他又和羁押在狱的沈钧儒诗文唱，表示钦佩。当国民党司法当局决定引用《危害民国紧急治国罪法》对沈钧儒等7人提起公诉时，张一麐同李根源等四处奔走活动，延请了上海、苏州的27位著名律师通力合作，以充当“七君子”冤案的辩护人。开庭以前，张一麐还在自己家里宴请全体律师，对大家激于民族大义，不顾当局压力，敢于出庭为爱国志士陈词辩护的义举表示感谢。1937年6月11日，“七君子”之狱正式开庭，张一麐和李根源早早赶到庭外，在细雨中鹄立等候。待法庭宣布不准旁听时，他愤怒地走进去找到高等法院院长朱树声当面交涉，为“被告”家属和新闻记者们争得了旁听的权利。在审判过程中，张一麐不间断地慰劳和鼓励律师们，还参与了他们对付反动法庭的策略谋划。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局面逐渐形成后，国民党当局被迫裁定“七君子”具保释放。张一麐和李根源等毅然充当保人，和成千群众一起唱着抗日救亡歌曲，欢迎爱国志士们光荣出狱。
卢沟桥事变后，淞沪抗战相继爆发。张一麐同李根源等人立即组织起苏州抗敌后援会。8月16日，他们冒着敌机滥炸的危险，赶到战火弥漫的真如，受到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冯玉祥、张治中、张发奎等抗日将领的热情接待。张一麐把儿子送进了前线救护队，自己则不顾抱病吐血，领导了大量繁重的抗日后援工作。为激励全国人民同仇敌忾一致奋起，年已七旬的张一麐在报上公开倡议建立老子军，举马相伯老人任军统，自任副军统，李根源任参谋长，动员全国六旬以上男子投军，从事各种“与敌拼命不得生还”的工作。这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的壮举，立即得到全国老人们的响应，数日之间，报名从军和捐款之信函盈尺，但最终受到了蒋介石亲自来电阻挠。在这段时间时，张一麐还书写了大量诗篇发表于报章，热情讴歌抗日爱国军队英勇杀敌的壮烈事迹，鼓励民众共同奋起抗日到底。他并发表《敬告日本国民》一文，号召日本人民一起加入到国际反法西斯阵线中来。他还同画家樊少云合作扇面等，以润笔之资充作救国捐款。当时郭沫若曾专门去苏州采访过他和李根源，在题为《在轰炸中来去》的战地通讯里，详细报道了两位爱国老人在苏州进行的抗敌后援工作，尊称他们为“天下之大老”。
1937年11月19日苏州沦陷后，张一麐在群众的帮助下化装成老僧逃出敌人魔掌。途经上海时，曾组织江浙两省流亡在孤岛绅民成立同乡会以继续斗争。嗣后辗转流亡至武汉，参加抗日宣传工作。1938年“七·七”事变周年纪念大会在汉口召开时，张一麐担任大会主席并致辞。同一天，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在汉口开幕，张一麐以首席参政员身份致辞。他在会上支持并签署了沈钧儒、邹韬奋等提出的各种要求抗日、进步和民主的提案。10月28日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在重庆开幕，张一麐联署了中共代表董必武等人提出的拥护持久抗战宣言案。他还提出临时动议，请政府明令公布，以防反间而定人心，矛头直指企图降敌的汪精卫等，此案当即得到董必武和许多参政员的支持获得通过。而后，当中共六个参政员提出“加紧全民族团结坚持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案”时，他也慨然签署。在1939年9月9日召开的第四次国民参政会上，张一麐在致词时，面斥蒋介石所推行的种种破坏团结抗战之反动政策。邹韬奋在报上发表评论说：“这样至诚爱国的沉痛语，幸而是出于年高德劭的张先生之口，否则至少又要被人戴上几顶毫不相干的帽子了！”
1940年12月，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组成，张一麐仍为首席参政员，继续坚持团结、抗战和进步的立场，反对国民党煽起的反共逆流。他写有赋参政会纪事诗一首谓：“万马齐喑试一鸣，初心端不为浮名。歌功颂德由君辈，折角批鳞属老生。”在历次会议上，他都实践了“折角批鳞”的诺言，成为抨击蒋介石破坏团结抗战行径最有力者之一。同时，张一麐又积极从事促进宪政和民主的运动，也是素有“民主之家”的上清寺特园的座上客。在那里他与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领袖倾心交谈，因此愈加遭到反动势力的嫉恨。1943年8月第三届国民参政会开会时，当张一麐抱病出席并痛斥孔祥熙等人贪污误国危及前线时，蒋介石冷冷地说：“仲老年高德劭，不要轻信外面的谣言。”还说张以后可视健康情况，参政会不出席亦可。
易培基
“易是读书人，亦是老同志，不致如此，应查明白。”
（转引自《民国人物传》）
〔易培基〕字寅村，号鹿山，湖南长沙人，生于1880年2月28日。早年考入湖北方言学堂，毕业后赴日进修，回国后于1913年任湖南高等师范学堂国文教员。1918年参加“驱逐张敬尧”运动。1920年被任命为湖南教育委员会委员兼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1921年任北伐军湘军总司令部秘书长。1924年任黄郛摄政内阁教育总长，1925年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1927年任上海劳动大学校长。1928年被推举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农矿部长兼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1930年易专理故宫博物院事务，决心以此为终身事业。1937年9月逝世。年仅58岁。
〔解读〕
易培基于1928年担任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后，即精心于院务，决心以此为终身事业。在他的努力下，院务逐步走向正规，一度呈现蓬勃向上的气象，对博物院的维护和发展，对故宫文物的整修、整理和保存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然而，令意想不到的是，1933年，却因涉嫌当时轰动一时的“故宫案”饮恨终身。
自“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不仅侵占了我国东北大片土地，还把侵略魔爪伸向华北地区，危及平津。面对险恶的形势，易培基于1932年春拟订了故宫博物院文物南迁计划，经过理事会通过呈报国民政府行政院核准施行。他不顾某些人的反对，毅然于1933年2月6日将第一批文物起运南下，至5月15日止，全部13491箱文物珍品分5批安全运往南京、上海。
同年5月1日，正值最后一批文物准备装箱南运的时候，突有南京最高法院检察官朱树到故宫调查处理物品问题，并于10月3日由最高法院检察署长郑烈向司法行政部提起公诉，指控易培基、李宗仁凭借特殊权力有低价购买故宫皮货、绸缎的违法犯罪行为。据说这是由于当时任司法院副院长兼故宫文献馆馆长的张继没有当上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怀疑是易从中作梗；加上张妻崔振华得悉故宫博物院将公开处理部分物品后，曾要求先予选购，被李宗仁阻止，因此崔串通张继的门生郑烈，对易、李进行诬告。易培基向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行政院、司法部提出反诉，要求行政院，司法部依法罢免郑烈的职务，但如石沉海，而诬陷之词有增无减。他逐渐意识到此案会有浓厚的政治派系和个人恩怨色彩，不是单纯司法问题，所以不愿出庭自辩，且于1933年10月提出辞去故宫博物院院长职务，随即，匿天津日租界。旋因华北局势日紧，而潜往上海匿居，一些报刊则谓其已畏罪潜逃去国外。
此后，郑烈多次派检察官到故宫和南迁古物存放地侦查，并通令缉拿易培基，还增加易在农矿部任内“吞没公款”部分，将该案由北平地检厅移归江宁地方法院办理。1934年10月，江宁地方法院检察官在起诉书中，更指易、李在故宫博物院任内，盗取珍珠1319粒，宝石526颗，以假珠换真珠9606粒，以假宝石换真宝石3251颗。于是以易培基为首的“故宫盗宝案”震动全国。同年12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由外交部协助司法院严令逮捕易培基、李宗仁，南京和地方法院据此扩大了侦察范围。隔了2年多的1937年9月，首都地方法院检察官再次提起公诉，指称易、李及原故宫博物院秘书吴瀛3人陆续侵占所保管之故宫文物，计有书画594号、古铜器218号、铜佛101尊、玉佛1尊、秘书处集装箱南迁古物12号、图章3号；除珠宝案业已起诉者，尚有2号。易的有些同事朋友对这些指控愤愤不平，劝易再行反诉，易愤懑地对他们说：“我因不愿巴结权贵而被挤下政治舞台，张继却握有法曹权力与我为难。张、郑不倒，我的冤情无反诉胜利之可能。”
易培基长期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病，故宫案嫌疑久久不能解脱，更使病情加重，因忧伤至甚，终于1937年9月含恨死去。死前留有遗呈呈送国民政府，内称：“故宫一案，培基个人被诬事小，而所关于国内外之视听者匪细。仰恳特赐查明昭雪。”
易培基死后，一些友人曾为其申冤。蒋介石也说：“易是读书人，亦是老同志，不致如此，应查明白。”但长时间未予侦察。直到1948年1月9日，《南京人报》突然登载一则消息称：“李宗仁，吴瀛免诉；易培基部分不受理”这桩悬案遂告不了了之。
张伯苓
“守正不屈，多士所亲。”
（李君：《张伯苓与蒋介石不解之缘》，载《民国春秋》2000年第4期）
〔张伯苓〕（1876—1951）字寿春。直隶天津（今天津市）人。1898年在天津从事教育事业。1904年创办学堂，1907年改称南开中学堂。1919年起正式创办南开大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南开大学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迁往昆明，合组为西南联合大学，任校务委员会常委。后历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中央监察委员、考试院院长等职。国民党溃败时，不愿随蒋介石去台湾。新中国成立时，曾致电周恩来总理表示祝贺。1951年在天津病故。
〔解读〕
张伯苓以创办南开大学著称于民国教育界。这位著名的教育家早年立志“终身办教育，不做官”。然而，在蒋介石当政以后，情况却发生了变化，张对民国政坛的核心人物——蒋介石从崇拜发展到迷信的程度，他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也逐步密切。
1931年1月，张伯苓为争取南开大学补助费，第一次到南京拜谒蒋介石。蒋介石对张伯苓“恩宠有加”，两人言谈甚欢，并且大有相见恨晚之势。蒋介石对张伯苓及其创办的教育事业大加褒扬，同时非常爽快地答应为南开大学在财力等方面给予大力扶植。张伯苓当场被感动的老泪纵横。并且，蒋介石不久就兑现了自己的诺言，直到抗战全面爆发之前，国民政府每年拨给南开的补助费，约占南开全部经费的1／3。由此，蒋介石开始成为张伯苓心目中的政治伟人。
两年后，长城抗战爆发，中国方面败北，被迫与日方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为此，国民政府于5月间在北平组织“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以协调华北地区的中日关系。蒋介石任命黄郛出任该会委员长，并要他出面网罗华北地方各界人士为委员，以壮门面。张伯荃为华北知名人事，当然在应聘之列。但委任状送到后，张伯苓拒不接受，黄郛只好找张伯苓的学生宁恩承从中斡旋。宁恩承初时吃了闭门羹，但当他亮出蒋介石的招牌后，张伯苓不好拒绝了，只好答应出任委员。这是张伯苓首次违背早年的诺言，与政治发生了关系，从中可见蒋介石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1936年初，华北局势日益紧张，张伯苓为筹划南开内迁事宜，再次到南京“化缘”。蒋介石听到这个消息，马上派人拜见张伯苓并邀请张共进晚餐。席间，蒋对张提出的“优先办教育”的看法非常赞同，并当即表示个人捐款法币5万元，以助张伯苓在四川建校。张感激万分，以后谈及此事都不无自豪地说：“（蒋先生）乐于助苓在川设立分校，其眼光为何如哉！”
抗战爆发后，7月底，战火近及天津，南开大学在敌人的淫威下被夷为平地。7月31日，张伯苓面见蒋介石，汇报南开被毁亡事。蒋对此深表惋惜，并安慰张说，在抗战中，国家一定尽量支持南开在内地办学；打败日本之后，也一定会协助南开复校，并表示：“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
蒋介石果不食言，在他的关照下，南开与北大、清华合组为临时大学，于10月1日在湖南长沙开学。随后又迁昆明，定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一直到抗战胜利后，三校各自复学的8年期间，南开与北大、清华享受同等待遇，经费全由国拨。自此，张伯苓轻松了许多，再也不用四处“化缘”了。并且由于教育界的“三强”联合，优势互补，加上政府的大力支持，西南联大始终办学不辍，声名远播。由此，南开和张伯苓在教育界的声望日隆。
出于对蒋介石的感激和爱戴，张伯苓对向来缺乏兴趣的政治事务开始热心起来。
在1938年召开的第一届国民参政会上，张伯苓当选为副议长，并在此后连任第二、三、四届国民参政会大会主席团主席。对其置身政治，张伯苓辩解道：“既然是中华民国的国民，政府又用到自己，当然应舍其身以报国。”任职期间，张伯苓恪尽职守，在坚持统一战线的前提下，极力维护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威望。他对国民党的腐败问题抱着谅解的态度，提出“要用望远镜，而不要用显微镜看问题”的理论。
由于事业上的互相支持，张伯苓与蒋介石交往日多。这种交往，更多的是蒋介石对张伯苓无微不至的关怀。1942年以后，张伯苓患前列腺胀大病，蒋不仅多方寻医问药，而且亲自到张病榻前安慰。此外，南开的校庆和大小节日，蒋介石几乎是每场必到。蒋盛赞张伯苓桃李满天下，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
蒋介石对张伯苓教育成就的肯定和支持，加深了张对蒋的崇拜乃至迷信。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费尽苦心使张伯苓走到政治前台。1947年，张当选为天津国大代表。次年3月，张进京出席“行党国大”，很快又进入大会主席团。张伯苓联合胡适等200多人，提交了推选蒋介石为中华民国总统的议案。而张在国民政府改组中，被蒋委任为考试院院长。
也正是这一时期，张伯苓亲眼目睹了“无官不贪，无事不污”的现实，对国民政府失望了。不久，张以养病为由到重庆避居。
大陆解放后，国民党败退台湾。此时蒋介石仍没有忘记这位教育界的明星和相处十几年的老友，三顾茅庐，请张伯苓同行。然而张坚辞不就，却于1950年5月来到了新中国的首都，随后又返回天津，并亲临南开视察，他对发展新南开充满憧憬。但是，他的身体不遂人愿，未能支持他实现美好的理想。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病逝于天津。蒋介石闻听大悲，亲自手书“守正不屈，多士所亲——伯苓先生千古”的挽联，以示哀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