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把银行组织好了，就可着手收买全国的土地了。照孙中山的办法，是命地主自将地价呈报到政府，我们收买之时，恐怕地主所报地价有以少报多之弊，可用投标竞佃法（川省各县教育局所辖产业，多作投标竞佃法，颇称便利)，用投标竞佃，以定租金，然后据租金之多寡，以转定地价。例如：某甲在乡间，有地若干亩，由政府将其地投标竟佃，假定投标结果，得年租七百二十元，以月息六厘计，即定为地价一万元，由银行收入某甲存款一万元，月付息六十元，其欲用现款者，以钞票付给之。公家收入之租息，与银行支付之利息相等，仿佛公家是替私人经管产业一般，公家奉然无利可图，但经公家收买过后，可用大规模之组织来改良土地，每年增加的利益，就完全归诸公有了。
投标之时，即以地主所报之价为标准，假定某甲所报地价是一万元，投标结果，租息最高额是七百二十元，我们即认定地主所报之价是确定的，即由银行收入某甲存款一万元。如果投标结果，依租息计算，该一万一千元，我们因为他原报之价是一万元，银行只能收入某甲一万元，如果依租息计算，只该九千元，我们就认定某甲有意欺蒙政府，罚他一千元，银行中只收他八千元的存账。我们定出此种办法，地主呈报地价，自必非常审慎，绝不敢以少报多。
著者主张：“全国土地，应一律由政府备价收买，不许私人占有”。向友人谈及，友人即说道：“中国哪有这笔巨款来收买？”我即把组织银行和集中全国金钱的办法说与他听，见得收买上地，不愁无款，听者每每驳我道：孙中山定的法子，是‘照价抽税’和‘照价收买’两种，你单取‘照价收买’这一种，把‘照价抽税’那一种抹杀了，把私人所有权完全夺去，与孙中山主义不合；并且投标竞佃之法，孙中山也莫有说过，施行起来，未免与他的办法冲突。”我说道：‘我所说的，与孙中山主义并无不合，办法也无冲突。孙中山的办法是‘由地主呈报地价，政府照价抽税，将来地价增加之利益，全归公家，公家如要收买，照原报之价，给予地主。’照他这个办法，则是地主报价之时，所有权已经转移与公家去了，所以日后增加之利益，全归公有，收买之时，只照原价给予。如果地主的所有权，尚未消失，则增加之利益，应归地主所有，政府收买之时，当另行议价。我们因此知‘照价抽税’和‘照价收买’，只算是一个办法，并不是两个办法。孙中山本来想把全国土地，一律照价购归公有，因为无此巨款，才想出照价抽税的办法，先把所有权转移了，把地价确定了。暂不付价，等到随后有钱之时才付价，我们只要有款，早点付价，又何不可之有？”
土地是公有物，应该归公，金钱是私人脑力体力掉换来的，应该归私。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我可以替他下一条公例曰：“金钱可私有，土地不能私有。”因此之故，他才规定以金钱给地主，把土地收归公有，所以我主张全国土地一律由公家备价收买，与孙中山主义并无违反。至于我所说投标竞佃的法子，乃是照价收买时，一种补充办法，对于地主所报之价，予以一种测验，与孙中山的办法，丝毫没有冲突。
社会问题中，最难解决的，就是土地问题，我们只要把土地问题解决了，其余的就容易解决了，收买工厂、轮船和铁道等项，都是很容易的事，我主张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可括为数语曰：“地球生产力和机器生产力，完全归公，脑力和体力，完全归私，使用机器的工业归公，不用机器的工业归私，大商业归公，小商业归私，贷款的利息，一半归公，一半归私。”如此办理，则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相调和，与孙中山民生主义的精神就符合了。
我们既承认脑力体力是个人私有物，所以凡服务社会，就该给以相当代价，不能把他的脑力体力看做社会公有物，任意没收。各人的资禀不同，才能不同，应听其择业自由，各就其性之所近，自去选择职业，欲务农者，向公家承佃土地，欲做工者，向工厂寻觅工作，其愿当官吏教员及从事他种职业者亦同，因劳动的种类不同，所得的报酬也不同。表面上看去，似乎不平等，其实不然，这个道理，与民权主义是一样的。孙中山说：“天生万物，除了水面以外，没有一物是平的，各人的聪明才力，有天赋的不同，所以造就的结果，当然不同，造就既不同，自然不能平等，如果把他们压下去，一律要平等，世界便莫有进步，人类便要退化。”所以孙中山主张的民权平等，是各人在政治上立足点平等，不是从上面压下去，成为平头线的平等。因此我们主张的经济平等，也不是把平等线放在平头上，成为国中贫富相等，是把平等线放在立足点，使各人致富的机会平等，或贫或富，纯视各人努力与否以为断。
关于商业问题，我以为日常生活必需之品，如果一律由国家经营，那就不胜其繁了，因此我主张大商业归公，小商业归私。但是大小界限，如何划分，这是很费研究的。我主张施行之初，可定为国际贸易归公，国内贸易归私。国家向外国购买大批货物，分售与人民，人民有货欲销售外国者，由国家承买，转售与外国。我国闭关数千年，并未产生何种大资本家，可知国内贸易并非造成资本制度之主因，故国内贸易，可以听人民自由经营。我们把国际贸易归公办到了，再看国内情形如何，并可进而规定国内某种商业亦应由国家经营，私人不得经营。关于机器方面，亦可规定某种机器，私人不得使用。此种办法，必须到了实施之时，斟酌现情而为之，此时不能一一预定。我们不许私人购买土地，不许私人使用机器，不许私人设立银行，不许私人经营国际贸易，孙中山所谓节制私人资本，就算达到了。
依上述办法，国家把土地、机器、银行和国际贸易收归公有过后，国家每年收入，当然非常之多，自当尽量扩充实业教育与增加民众利益之事。但是国家发达到了极点，每年余款，究竟作何用途呢？我也想有一个办法，孙中山屡屡向人演说，他要把中国变成一个大公司，四万万人都是股东，并且说：“这个公司内的人，都可以分红利，子子孙孙，便不怕穷。”我们把土地、机器、银行和国际贸易四者收归公有，那么四万万人都成为地主、厂主，成为银行和国际贸易的股东，孙中山理想中的大公司，就出现了。这个大公司，是以每一个身体为一股，国中生了一人，即是增加一股，死了一人，即是取消一股，股权是非常明晰的。我们就可仿照公司分红的办法，政府每年除各项开支而外，其所有余款，即按照全国人口数目，平均分摊，作为生活费，其分摊数目之多少，以国家每年余款多少为断，最大限度，以能维持生活为上。
有了这个办法，社会上可以免去许多纠纷：（1)中国所谓育婴恤嫠（1í)济贫诸局，可以裁撤，外国所谓失业者救济法，教员、工人养老金等，俱可废去了；（2)现在许多富有哲学文学科学等天才的人，每因饥寒所迫，兼营他业，或改营他业，国家受无形之损失，倘能发给生活费，使无冻饿之忧，则各人能就其性之所近，专心深造，于社会之文明，增进不少，（3)古语云：衣食足而礼义兴。又云：饥寒起盗心。有了发给生活费的办法，则国民的道德可以增进。
有人问我道：人人都有饭吃，还有何人肯做工？还有何人肯努力？社会怎么能够进化？我道：人人有了饭吃，努力心或许减少一点，如谓人类就不努力，社会就不会进化，我却不以为然。请问牛顿和达尔文诸人，其目的岂是因为要吃饭，才去研究学问吗？难道他们有了饭吃，就不会研究学问吗？我恐怕正是因为他们有了饭吃，才能专心研究，才能有此空前绝后的大发明。
孙中山把生活程度分作三级：第一级是需要，有衣穿才不会冷死，有饭吃才不会饿死；第二级是安适，穿的求其舒服，吃的求其甘美；第三级是奢侈，穿的要轻绡细绢，海虎貂鼠，吃的要山珍海味，鱼翅燕窝。我所说的发给生活费，只算达到第一级，其第二级、第三级，则让那些勤勉做工的人享受。
努力向上之心，人人都有，凡是稍知奋勉的人，断莫有因为免去冻饿，就可满足他的欲望，就不前进，其例甚多，无待详举。平心论之，人之天性不一，有因为生活问题解决了，就不去做工的，却也有丰衣足食，还是孜孜不已的，若谓国家发了生活费，就无人做工，这层可以不虑。假使实施之时，果然有此现象，我们少发给点款，使他们所得者，不足维持生活，就不患无人做工了。做工与否，本是听人自由，但做工者优予限酬，使人见而生羡，又不得不做工，于是做工者，不做工者，各遂所愿，社会上就相安无事了。
有人问我道：全国人民，具何种资格，有坐领生活费之权利？政府为什么有发给生活费之义务？我说道，这有两个理由：（1）地球是人类公有物，使用土地者，对于公家缴纳租金，此项租金，即该人类平均分受；（2）发明家发明机器，是替人类发明的，由机器生出来的利益，应该人类平均分受。基于这两种理由，故人民有领受生活费的权利；政府是掌管全国土地和工厂的机关，故有发给生活费的义务。孙中山讲衣食住行四者曾说：“一定要国家来担负这种责任，如果国家把这四种需要，供给不足，无论何人，都可以来向国家要求。”可见国家有保证人民生存的义务，人民有向国家要求生存的权利。我主张发给生活费，即是国家担负人民衣食等项的责任，保证人民的生存。此种办法，与民生主义是很合的。
我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是采用公司式的组织，这是业经说明了的。我分配资财的方法，是从自然界中两个地方取法得来：
一是取法身体分配血液的方祛。身体中某部分越劳动，血液之灌注越多，除了弥补消耗之外，还有剩余，因此人身越劳动的部分，就越发达，这就是人身奖励劳动的方法。所以我们对于劳动者，应该从优报酬。我们身体中，还有些无用的部分，例如，男子之乳，他是无用的东西，但是既已生在我们的身上，也不能不给以血液，不过男子之乳不劳动，灌注的血液很少，所以男子之乳，就渐渐缩小。我们发给生活费，不可过多，使不做工的人，如男子的乳一般，渐渐消缩，才合天然公理。
二是取法天空分配雨露的方法。自然界用日光照晒江海池沼、土地草木，把它的水蒸气取出来，变为雨露，又向地上平均洒下，不惟干枯之地，蒙其泽润，就是江海池沼，本不需水，也一律散给。最妙的，是把草木中所含水分蒸发出来，又还给它，一转移间，就蓬蓬勃勃地生长了，并且枯枝朽木，也一样散给，不因为它莫得生机，就剥夺它享受雨露之权。洒在地上之水，听凭草木之根吸取，无所限制，吸多吸少，纯是草木自身的关系，自然界固无容心于其间。公家收入的租息，与夫银行和工商业的纯利，原是从人民身上取出来的，除公共开支而外，不问贫富，一律平均分给，致富的机会，人人均等，这就是取法雨露之无私。
孙中山把生活程度分作三级：（1）需要，即生存；（2）安适；（3）奢侈。现在的经济组织，是以“死’字为立足点，进而求生存，再进而求安适，求奢侈，因为立足点是“死”字，一遇不幸的事，就有冷死的饿死的。著者主张发给生活费，是以生存为立足点，进而求安适，求奢侈，照孙中山民生主义说来，生存是社会问题的重心，国家倘能每年发给生活费，使人人能够生存，这就算重心稳定了，重心既稳定，社会自然安静。著者谆谆以发给生活费为言，意盖在此。
本章所拟办法，把土地、机器、银行、国际贸易四者收归国有，则拥有金钱之人，任他如何努力，决不会造到钢铁大王、煤油大王、银行大王、汽车大王、商业大王诸人的地位，每年由政府发给生活费，则劳动家任如何不幸，决不会有冻饿之虞，像这样的办法，把富者的地位削低一级，把贫者的地位升高一级，贫富之间，就不会相差过远了。现在痛恨资本制度的人，对于有资财者，设种种法子去抑制他，我们施行此种经济制度之后，从上面削低一级，从下面升高一级，在两级中间的地方，就可任人发展，不加限制，不惟不当限制，并且还要尽力提倡，社会才能进步。我主张把国际贸易收归国有，把国内贸易留为人民活动之余地，又主张人民存款在银行者，应当付以利息，都是为提倡人民努力起见。有人说：这种办法，仍不免贫富不平。我说：惟其不平，人民才肯努力，世界才能进化，犹如水之趋人大海一般，惟其地势高低不平，才能奔趋不已，如果平而不流，就成为死水了。水不流则腐，人类不努力，世界便会退化，其理是相同的。世间至平者，莫过于水，故量物平否，以水为准，然而水之前进不已者，实在是由于不平，名为不平，实为至平。我们取水之原理，以改造社会，就与天然之理符合了。
政府每年发给生活费，其手续很麻烦，当由各都市、各乡村分头办理，每一都市和每一乡村，应设立户籍调查所，把人口调查清楚，确定某人的籍贯，隶属某处，生活费由原籍的户籍调查所转发，即无错误了。某处死了一人，即由该处的户籍调查所查明死者籍隶何处，即通知原籍的调查所，停止他的生活费。旅行在外，生下子女，就地报告该处调查所注册，将来的生活费，即向该调查所承领，但经申请后，得由所生地的调查所，备文移归原籍。人是活动之物，转徙不常，调查之时和发给生活费之时，从生死两点注意，就可杜绝流弊了。
我们既规定人民有款者当存入银行，需款者当向银行借，则各都市各乡村，都要遍设银行，人民取款存款，方才便利。政治方面之组织，是合各乡村而成为一县，合各县而成为一省，合各省而成为一国。经济方面，当与之相应，首都设中央银行，各省设省银行，各县设县银行，各乡村设乡村银行，各乡村之银行，隶属于县银行，各县之银行，隶属于省银行，各省之银行，隶属于中央银行。金钱是人民膏血，故银行之分布，当如脉络一般，使之成为网状，才能流通无阻。私人向银行借款者，须有担保人，担保人须银行中有存款，足供担保，否则以借款者或担保者应得之生活费作抵押品。银行与户籍调查所，关系密切，二者宜并设一处。
施行本章所说办法，有当虑及者，土地、机器、银行、国际贸易四者集中于国家之手，全国人民的金钱，俱归于银行，政府每年又要发给生活费，国家的权责太大，当局的人，舞起弊来，人民就受害不浅了。如果防弊的方法尚未想好，就冒冒昧昧地着手改革，把土地、工厂等项收归公有，倒不如不改革，不收归公有还好点。所以我们要改革经济制度，当先从改革政治人手，先把政治改革了，把防弊之方法想完善，然后才能说改革经济制度。只要在政治方面，能把孙中山所说的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完全办到了，则经济方面，无论什么弊，都可防止了。本章所说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都是预定计划，不能立即就办，我们现在第一要着，就是努力去实行这四权，等到人民对于这四权能充分地行使了，再来改革经济制度，那就无有流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