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及户籍调查所之职员，与夫银行之监察员，及其他重要职员，由人民投票选举或罢免。属于一乡村者，由全乡村人民总投票，属于全县者，由全县人民总投票，届于全省全国者亦然，遇有大事，亦用总投票法公决。例如，原定银行存款月息六厘，有人提议，应改为四厘，又有人提议，应改为八厘，即将三者的理由，作具说明书，公布全国，定期总投票。各人向本地户籍调查所投票，其旅居异地者，可从邮局投递，由户籍调查所开票，总计主张四厘者若干票，主张六厘者若干票，主张八厘者若干票，汇报于县，由县汇报于省，由省汇报于中央。假定主张四厘者占多数，即改为存入银行者，月息四厘，向银行借款者，月息八厘。又如，有人主张各人的赀财不可过多，存人银行之款，应该加以限制，又有主张不应加以限制。究竟应限制，或不应限制？如应限制，则每人存款，就应至多以若干为限，可由全国人民总投票决定之。全国是一个大公司，四万万人是公司中之股东，人人有切己利害，有分红息之希望，故投票时，不会受人运动，即使有舞弊者，亦必互相举发，在公家服务之人，如有侵蚀亏吞等弊，亦必互相稽查。假无发给生活费之规定，人民与国家，不生关系，即使他人营私舞弊，亦不愿因为公家之事，去开罪于私人。中国官吏，侵蚀公款，无人过问，其弊正在于此。今有发给生活费之规定，则人民与国家，居于利害共同的地位，侵蚀国家之款，即无异侵蚀私人之款，全国有四万万人，即是有四万万个监察员，侵蚀者无所藏其奸，孙中山主张的全民政治，即可出现。
关于遗产制一层，许多人都主张废除，如照本章所说的办法做去，土地、工厂，一律归公，私人也就无所谓产业了，所有者不过银行中所存之金钱，我们只研究此项金钱应否传给子孙就是了。此事于各个人都有关系，将来可用全民数投票法解决之。在我个人之主张，是可以听其传给的，因为我们既经承认各人的身体是各人私有物，由脑力体力换来的资财，就应该各人私有。各人所生子女，是他的身体化分出来的，当然有承受他的资财之权，如果归为公有，也就犯了“夺私有物以归公”之弊。普通人所以努力者，大都想积下资财，传之后人。如果积下的金钱，不许传主子孙，必会减少人类努力心，即是减少社会进化之速度。
富者过富，贫者过贫，欲废除遗产制，以化除贫富阶级，殊不知资本家之产生，与遗产制无甚关系。兹可举例为证：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为贫人子，三岁时，为丝厂工徒，一周得工资一弗二十仙。煤油大王洛克依兰，为农家儿，六七岁时，随其母往山下拾柴，或随其父在田间拔草。铁道大王介姆舍尔，十五岁，父死，无以为生，乃入商店为学徒。韦尔德以架设太平洋海底电线名闻天下，十六岁时，也在纽约商店为学徒。法国大银行家劳惠脱，少时家贫，走至某银行，向主人陈述，愿执贱役，主人不许。他走出来之时，皮鞋上落下一钉，俯而拾之，主人因为他不忽细事，乃呼入，令在银行服役。美国大富豪休洼布，系小村中织毛工人之子，少时助其父工作，或佣于农家，或为邮局马夫。铜山王章洛克，为农人子，少时随其父驱牛十余头，走数百里，夕与牛同寝，晨与牛同兴。砂糖王斯布累克，德国人，十八岁时，航海至美国，抵岸后，检视衣囊，左方余砂糖数块，右方剩金三弗，一身之外，别无长物。商业大王瓦纳迈尔，为造砖工人之子，幼时家贫，无力就学，无冬无夏，皆跣行于街市。汽车大王福尔特，二十余年前，他尚为钟表职工。以上诸人，都是贫人之子，并未承受遗产。惟银行大王摩尔根之父，是美国著名富翁，但他之致富，全不依赖其父。他常说：“余虽为斯派沙摩尔根之子，并不借此以立于世界，余必为一个独立之奇男子。”可见他之拥有巨资，也不是遗产的关系。我们细考诸人致富之源，都是掠夺地球和机器的生产力，否则经营国际贸易，抑或开设银行，惟休洼布一人未独立营业，但他终身辅佐钢铁大王，他之资财，仍是从掠夺地球和机器生产力而来。如果把土地、机器、银行和国际贸易四者收归国有，那些在实业界称王的人，断不会产生，这才是根本治疗之法。
至于改革社会之程序，我主张从乡村办起，以每一乡村为一单位，各办各的，因为改革之初，情形复杂，应该各就本地情形，斟酌办理，才能适合，如有窒碍处，随时改良。等到各乡村办好了，才把全县联合起来，各县办好了，才把全省联合起来，各省办好了，才把全国联合起来，将来世界各国办好了，把全球联合起来，就是大同世界了。
改革社会，应该注意者有两点：（1）所定法令规程，要多留各地方伸缩之余地，越苛细，就窒碍越多，越是不能实行；（2）当从劝导人手，使各地人民喜喜欢欢地去办理，不能用严刑峻罚，强迫人民办理。其实施方法，当如下述：
政府把土地收归公有后，即统计此一乡村共有土地若干，命全乡村之人组织一个团体，公共管理，由这个团体把土地分佃与农民，全乡村每年共收租息若干，政府责成这个团体缴交银行，如租息是谷物等项，由这个团体公共变卖，以银缴人银行，政府立于监督地位，也就不繁难了。
全国土地，由国家出资财改善者，其利益归国家所得，由各乡村出资财改善者，其利益归各乡村所得，各乡村改善土地后，增加之收入，由本乡村人民平均分受。凡购置机器，改良肥料等，所需之款，向银行息借，其息可缓至获利后偿付。若建筑马路、疏凿沟渠等项，其工程施之土地上而含有永久性者，所用之款，政府与该乡村各担负一半。例如，某乡村因建路凿渠，向银行借款两千元，工毕之日，政府派员勘验认可后，政府担负一半，银行只列该乡村借银一千元就是了，政府名为负担一半，实则仍无所损。因为银行贷出之息与存人之息，为二与之一比。假定存人是月息六厘，贷出是一分二厘，人民向银行存款两千元，银行应付月息十二元，某乡村因筑路凿渠，借去两千元，银行只列该乡村去银一千元，其收入之月息十二元，恰与人民存款二千元之息相抵，不过政府多负担一千元无息之债务罢了，只要政府不付利息，此项债务，就多担负点也无妨。
孙中山所说农业上增加生产的方法，共计七种：第一是机器问题，第二是肥料问题，第三是换种问题，第四是除害问题，第五是制造问题，第六是运送问题，第七是防灾问题。应由政府派人到乡村去，把改良办法详加讲演或用文字说明，务使农民心中了然，其采用与否，听人民自由，不必用强力干涉。古语云：“利之所在，人必趋之。”他们知道大利所在，自然会踊跃从事。孙中山曾说：“对中国人说要他去争自由，他们便不明白，不情愿附和，但是对他说请他去发财，便有很多人跟上来。”我们叫各乡村组织团体，叫他改良土地，就是请他去发财，人民哪有不欢迎之理，即有怀疑之人，充其量不过不遵照改良就是了，断不会出来阻挠，因为公家叫他们组织个团体，担负缴纳全乡村租息，这个团体，尽可照公家原定租额转佃出去，团体中人，不过费点力，代公家收租息就是了，并不至于赔累，他们何至出头反对。只要这层办到，乡村中的事权，渐归统一，将来一切事都好办理，也就算收了效果了。
关于增加生产的事项，他们不愿意改良，只好听之，如其加以干涉，反转多事，反会生出反响。我们总是尽力提倡，尽力劝导，听其自由采用，只要某乡村获广大利，他们自然会争先恐后地仿办起来。这类事，如果督促严厉了，反转会弊病丛生，王安石的青苗法，就是前车之鉴。宋朝那个时候的人民，于青黄不接之时，每每出重利向富室借贷，王安石创青苗法，由公家以较轻之利，借与农民，于秋收后付还，使利归公家，而农民也不至受重利之苦，本是公私两利的好法子，王安石雷厉风行地督促官吏实行，据散放青苗钱之多少，以定官吏之成绩，于是那些地方官，就向民间估派，其有不需款之农民，与夫家资饶裕之富民，都强迫他领取青苗钱，闹得天怒人怨，以最良之法，收最恶之果，都是由于“强迫”二字生出来的。苏东坡说宋神宗求治太急，真是洞见症结之论，我辈改革社会，当引为大戒。天下事有当强迫者，有不当强迫者，例如，把土地、机器、银行和国际贸易四者收归国有的时候，则当强制执行，任何人不能独异。至于乡村中改良事项，则当如上说的办法，听其自由。像这样办法，就与孙中山所主张“政府强制的力量和人民自由的力量，双方平衡”的原则相符合了。
古语云：“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养人民，原是与种植树木一样，我们虽甚望树木长成，亦只能把土壤弄好，把肥料弄好，等它自家生长，我们是不能替树木帮忙的，这个道理，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说得很明白。现在新政繁兴，民间大困，当局诸公，每每以福国利民之心，做出祸国害民之事，就是违反了柳宗元的说法。斯密士全部学论，纯取放任自由，他说：“人民好利之心，根于天性，政府只消替他把障碍物除去了，利之所在，人民自然会尽力搜求，一切天然之利，就因而开发出来了。”他这个学说，在欧洲是生了大效的，我们开发乡村利益的时候，本他这个学说做去，自然会生大效。
前面的办法，实行之后，一人之身，可得两重利益：（1）乡村中改善土地，增加生产的利益，每人可得一份；（2）每年由政府按照全国人口发给生活费，这又是一份利益。有了这个原因，全乡村之事和全国之事，人民就不能不过问了。现在的人，大都是“事不关己不劳心”。革命的人，拼命去争民权，争得之后，交给人民，叫他来行使。我恐怕乡间的老百姓，还会嫌我们多事，妨害他吃饭睡觉的时间，只好顺着他们喜欢发财的天性，把“民权”二字附着在“发财”二字上面，交与人民，人民接受发财这个东西，顺便就把民权那个东西携带去了。他们知道官吏是替他们经理银钱的管事，不得不慎选其人，遇有不好的管事，不得不更换。如此则选举权、罢免权，他们自然晓得行使了。他们知道一切章程如不定好，就有人舞弊，公款就要受损失，他们将来就要少分点红利，如此则创制权、否决权也就晓得行使了。所以政府每年必要发给生活费，人民与政府才生得起关系，才能行使民权，人人有切己关系，才不会为少数人所把持，全民政治，乃能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