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巽下断”，象征根深叶茂的树木，生机盎然，恰好和生儿育女的中年时期对应。育人与植树同理，在这方面，我们能从巽卦类象中获得更多启迪。父母对儿女的那份情感是天底下最诚挚的感情，但做一个好的父母并不容易，犹如种庄稼，只知播种不懂浇灌培育是不会有好收获的，抚养儿女重在培育。国家人才来自每个家庭，培养一个优秀人才有时需要家族几代人的心血。春秋时期的管仲，协助齐桓公富国强兵，使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在《管子·权修》篇中写道：“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这或许是他最有效的治国方法之一。国家兴旺需要更多栋梁之材，家族兴旺也有赖儿女们的出类拔萃。故而培育人才一定要从远处着眼，从长计议。
六是坎——成就事业的壮年。
“坎中满”，象征满在内而非在外，外柔内刚是这一时期处世的主线，与展现才华、成就事业、积累财富的壮年时期对应。壮年人历经世俗的风雨，丰富的阅历使他能正视生活中的困难和不幸，因此很容易成就一番事业。坎卦提醒我们成就事业需要有敢于冒险的勇气，并永远保持艰苦创业的作风，在前进的道路上，不断发现自己，不断给自己补充营养，为的是让我们的才华之“马”，奔得更快，跑得更远。
七是艮——总结反省的老年。
“艮覆碗”，倒扣的碗不能再装东西，恰似老年人难于接受新的知识，与总结反省的老年时期是非常吻合的。其实，人到老年可以做的事很多，将自己一生的经验讲述出来以示后人，应该说是最有价值的一件事。青年时期有精力和朝气而缺乏经验和稳重，待到老年有了经验和稳重却又没了精力和朝气，有人鉴于这种情况说，若人们拥有了一生经验之后重新从青年时代开始创立自己的事业，那么世界上便没有两手空空者了。此话确实有些道理，不过，老年人可以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晚辈身上，把自己总结的人生经验，反省之后传给他们，让他们少走弯路。
八是坤——人类死亡之谜。
坤为大地，大地既埋葬、收藏万物，也生化、养育万物；恰似死亡既是人生的终点，也是新生命的起点。一些人能够坦然、安详地面对死亡，源自他们对“死”的理解。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临近死亡时，谢绝了营救其逃亡的计划，坦然自若地与狱友们谈着“灵魂不死”的哲理：我何必忧虑死的到来？因为死，回到那智慧而善良的神身边；因为死，我能见到那已逝的朋友亲人；因为死，我还能与另一个世界的许多美好事物相伴。
宇宙有阴阳之别，人有肉体和灵魂之分，我们既没必要把“阴间”
想像得那样可怕吓人，也不必把它设想得多么美好诱人，根据阴阳对立统一原理，如果真的存在这样一个世界，其景况与我们所在的人间决不会有更大的差别。元太祖成吉思汗一生征战，开拓出万里江山，去世之后其坟墓所占空间也不过方圆几里。无论你的旅途多么辉煌，其最后的终点也必然是死亡。所以对“死”的沉思和探索，一直伴随着人类自身的发展，吸引着人们越来越多的注意力。没有谁不关心这人生最后的驿站，到底是怎样的情况。但只要了解死亡是自然界中不可变更的法则，坦然去面对，死亡也就不是那么可怕了。
有生便有死，这是万事万物发展的规律。在生死之途上，每一段路程都是息息相关的，又是独立存在的。生死轮回，这是自然发展的规律，只要我们能以平静的心态看待生死之途上的每一环节，我们就会重新认识生活，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更加有意义。
二、儒家智慧：天下归心，仁者无敌仁者爱人的人文精神从商周巫史文化中解放出来的儒家理性智慧，没有走向诸如希腊的抽象思辨之路，也没有步人类似印度的生命解脱之途，而是执著于人世应用探索，着眼于人类社会各种实践原则和人类日常生活准则的构建，以及个体道德人格修养及其完善的体验。
儒家实用的理性智慧，以情感原则为理论基石，以轻逻辑分析、重整体直观体验为思维模式，以尽性知天、“天人合一”为内容，对自然与人类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为人类个体的人格完善，人类对道德知识的把握以及对道德境界的体验等提供了一个崭新的途径。
儒家的智慧精髓大约包括以下几点：
一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准则，在今天仍有指导意义。在每个人的人生道路上，都存在着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存在着个人之利与他人之欲的矛盾。
如何处理这一矛盾，是摆在每个人面前的当行之务。我们强调一切必须从我做起，遇事必须先考虑他人，要互相谦让，实际正是这一原则在现代社会的具体体现。
二是，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孔子非常推崇“君子”这一道德人格。那么，如何才能成为君子呢？孔子对此做了具体描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贞而不谅”。也就是说，君子首先必须有惠、劳、泰、威、矜、君、贞、欲等品质，然后能够在道德实践中不偏不倚地践行这些品质。
君子不能变恩惠为浪费，变勤劳为责备，变欲望为贪婪，变庄重为骄傲；也不能变威严为凶猛、严厉，变矜持为争执，变合群为宗派；更不能变坚贞为无原则的原谅。否则，过分膨胀这些品质，就会使这些品质发生质的变化。
因此，盼望自己成为君子的人，必须在朴实的本性之上，饰之以文采，用后天修习的礼乐来制约本性，并且使朴实与文采配合得当。
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为此，孔子提出一条重要的道德行为原则——“中庸”。并把“中庸”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所谓“中庸”，孔子认为，就是“无过无不及”，即行为，处事恰到好处。也就是不偏、不倚、践行中道。
“中庸”思想是孔子对《尚书》中“允执厥中”思想的发挥。《尚书·尧典》提出“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的道德要求，《尚书·皋陶谟》更提出“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的为政九德。
孔子把《尚书》中这一思想提炼成“中庸”，明确提出道德行为的适度性原则，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但是孔子把践行“中庸”看成是执其两端而用其中，折中两个极端，却具有一定的片面性。矛盾并不是仅靠折中两种对立的观点就能解决的。但无论如何，孔子以其辩证的目光看到了“过”与“不及”的实质统一性，仍具有非常重大的理论意义。
三是“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
孔子深知，理想的道德人格，跟现实的道德人格之间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不能用理想代替现实。所以他提出了“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的口号，作为他与现实的妥协。他认为：“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所谓“狂者，志极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余”。
孔子认为，狂者虽然行为偏激外露，言、志大于行，但其毕竟有极高的志向，且能为实现其志向而积极进取，一意向前；狷者虽然谨小慎微，缺少积极进取的斗志和高远的志向，但其心有定规，行有操守，不屑为不洁之事，两者都还算有德之士，可以与之相交。
孔子追求“内圣而外王”的道德理想，要求人们不成“圣人”，也应成为“君子”；不成善人，也应成为“恒者”。“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恒者，斯可矣。”
孔子认为，没有远大志向或没有操守是不行的；有远大志向、有操守，还必须能含而不露、积极进取，否则就会陷入过或不及两个极端之中。
但无论过还是不及，毕竟是有所为之，又总比无所作为好得多。所以不行中道，必也狂狷。狂、狷是孔子对道德境界的最低要求。他说，非狂、非狷，必小人也。
孔子强调“欲而不贪”为中行。这就不仅肯定了人们的私欲，而且要求人们要有所欲望，有所志愿。可以看出，孔子思想中提倡的并非是全无自我的奉献和懵懵懂懂的无所欲求。他认为，只要人们的欲望合理适度，不是陷入贪婪之境无以自拔，不是把欲望的满足建立在损害他人的利欲之上，就可以有所欲望，有所行动。孔子的这一思想，是与宋明理学的“破私立公”，把人欲与天理相抗衡思想完全不同的。在孔子这里，欲与理并非完全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
四是，学思相辅，而后成人。
孔子认为，时间就像大河流水一样，一去不复返。孔子望着滔滔江水，不无感叹道：“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非常强调抓紧时间学习，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把不断地丰富自己的知识看做是人生的重要而关键的内容。
孔子把“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主张学习必须进而不止，必须“学如不及，犹恐失之”。
他还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把学习和理论实践当成一种非常快乐之事，这充分体现了他以“学而不止”、“学以致用”为人生目标和人生追求的伟大境界。
孔子认为，人生而有四等，有生而知之者，有学而知之者，还有困而学之和困而不学者。“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所以生而知之者为上等之公民，而困而不学者为最下等之公民。
孔子认为，生而知之者极少，学而知之者甚多。就连孔子自己也认为他自己是个学而知之者，而非生而知之者。因此孔子非常强调学习的必要。他认为除非天生的“上智下愚”之人，不学就能行或学也没用外，其余绝大多数人要靠学习来“区别”自己的人生。
学习使人豁然贯通，不学习就会使六种好品德陷入六种弊端之中。
这六弊分别是“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孔子告诫人们说，虽然仁、知、信、直、勇、刚是六种非常好的品德，但如果不好学问，不知如何适度践行它们，就会在道德实践中陷入愚蠢、放荡无忌、被人利用、尖刻伤人、捣乱闯祸和胆大妄为等坏的境地之中，更不可能成为圣人。
那么为什么要学习呢？学习什么内容呢？《论语·子张》篇子夏对学习的目的做了回答。他说：“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论语·泰伯》也记有孔子类似的话：“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帮不入，乱帮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帮有道，贫且贱焉，耻也；帮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学习的目的不是为做官、扬名，而是为守善道、致仁义。故而习修六艺就是学习，“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日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孔子把“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看做“学文”的基础，并把“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及“不迁怒，不贰过”作为“好学”的表现。
但是，孔子并不认为只学习就可达“成人”之境。他说：“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学而不思则罔”，“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因而必须有思、有重。而仅有重有思，也不行，“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思而不学则殆”。因此思考必须与读书相辅相成，才能成为礼、乐、知、勇、艺与不欲集于一身，能“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的“成人”。“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子夏的这一表达正说明了学思相辅，而后成人的深刻思想。
孔子这种学为之用的学习态度和学思共进的学习方法对我们现在的学习和教育仍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学而不用，学而不思，尚空谈而居肤浅，都不是为学的正确态度。
只有勤于思考，学为所用，才能成为一个不枉学问、有价值于社会之人。
五是，“生勤勉，死静息”。
孔子对于人生，既不厌烦以求速死，又不沉浸其中而及时行乐。孔子认为，生之自然，死亦自然，人生在世，应“既来之，则安之”，持一种乐而不淫、悲而不哀的泰然态度。要正视现世，不指望来世，也不滥用今生。
孔子教导人们，要面对人生。这是悲观厌世，或一心追求口、腹、耳、目之享乐的人所不能体味的。他认为人生有涯，人生也像大河流水一样逝而不返，因此人必须好好把握这有限的、金子难买的光阴，不断地充实、丰富、完善自己，要把短暂的一生用于行仁、扬毅，使自己的一生更有价值。用曾子的话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为此孔子咒骂“昼寝”的宰予为“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朽也”，而把“其心三月不违仁”和“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颜回称为贤人。
孔子认为人生必须以修德守道为目标，要“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把“不义富且贵”，看做浮云、昙花。
孔子提议，为了自己的远大理想，要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毅力和气概。要为自己的志向努力奋斗，永进不止，直至死而后已。
孔子不仅提倡“生勤勉，死静息”的人生态度，而且是这一积极人生观的主动践行者。他一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把“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当做人生至乐；把“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作为自己之常忧；他多才多艺而不骄，劳而无名而不怨，一心追求仁爱、圣贤。这些都为后人做出了典范。
孔子这种人生态度，鼓励了无数仁人志士。它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灵魂之中，中华民族正是以这种“生勤勉，死静息”的现实人生态度创造了中华古老的文明。
仁者爱人，死而后已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是儒家的开山鼻祖，中国春秋后期的思想家、教育家。据考证，孔子的六代祖叫孔父嘉，是宋国的一位大夫，做过大司马，在宫廷内乱中被杀，其子木金父为避灭顶之灾逃到鲁国的陬邑，从此孔氏在陬邑定居，才变成了鲁国人。孔子的父亲叫叔梁纥（叔梁为字，纥为名），母亲叫颜征在。叔梁纥是当时鲁国有名的武士，建立过两次战功，曾任陬邑大夫。叔梁纥先娶妻施氏，生九女，无子。又娶妾，生一子，取名伯尼，又称孟皮。孟皮脚有毛病，叔梁纥很不满意，于是又娶颜征在。当时叔梁纥已66岁，颜征在还不到20岁。公元前551年（鲁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曲阜东南）。因父母曾为生子而祷于尼丘山，故名丘，字仲尼。
孔子3岁时，叔梁纥卒，孔家成为施氏的天下，施氏为人心术不正，孟皮生母已在叔梁纥去世前一年被施氏虐待而死，孔子母子也不为施氏所容，孔母颜征在只好携孔子与孟皮移居曲阜阙里，生活艰难。孔子17岁时，孔母颜征在卒。
孔子19岁娶宋人亓官氏之女为妻，一年后亓官氏生子，鲁昭公派人送鲤鱼表示祝贺，孔子感到十分荣幸，给儿子取名为鲤，字伯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