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16年，鲁国内乱。孔子不满以季孙氏为首的三桓擅权，离开鲁国前往齐国。齐景公向孔子问政，孔子回答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故得到齐景公的赞许。齐景公本想任用孔子，但遭到晏婴等人的阻挠。因此，孔子返回鲁国。这时鲁国三桓专断，所以孔子不想从政，于是把精力用来整理《诗》、《书》、《礼》、《乐》，及从事教育事业。他的弟子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孔子受到官方的关注。
公元前501年，被任为中都宰，政绩杰出，升为司空，再升为大司寇。
孔子参与治国有方，收效巨大。但终因官场腐败，政局多变，他带领弟子，退出鲁国官场，并离开鲁国。自此，孔子开始了14年周游列国的漂泊生涯，想在诸国中寻觅从政机会，但始终没有很好的机遇。公元前484年，季康子以币迎孔子，孔子才再次返回鲁国，时年已经68岁。鲁哀公、季康子时常问政于孔子，但终不起用。
这样，孔子在晚年只好集中精力从事教育，并整理《诗》、《书》等典籍。
孔子的思想主要集中表现在《论语》之中。贯穿《论语》始终的，只有一个字：“仁”。仁的内涵异常丰富，但总的精神是爱人，包括爱父母、爱兄妹、爱亲戚、爱朋友、爱路人、爱国人、爱人类。爱虽有差别与等级，但都是爱。
仁的具体内容是“忠恕”，仁的具体表现是“克己复礼”、行“中庸”
之道。
仁的最高境界即为“成人”。而达到“成人”的惟一途径就是学而不止，自强不息，死而后已。可以说，孔子思想从头到尾都体现着一种人文精神。
这一节里，将孔子哲学的价值，提出几点来重新予以肯定。这几点价值，对现代人类仍具有丰富的启示。
一是爱能的体现和阐扬。
尽管人类的社会文化不断在变迁，人类的价值取向也会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但爱能为人类社会文化得以维系的一种基本力量这一事实，似乎愈来愈被我们认清了。如今生物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不断提出证据，说明：（一）生存形式的生长与绵延；（二）种类之繁殖与存续；（三）个人健康与统整之维持；（四）社会文化之继续与昌盛，皆惟“爱能”是赖。素罗金也认为“爱能的生产、积聚与流通”，乃是阻止新的世界大战的必需条件，且可为消除人与人之间无限斗争的力量。回顾一下古老的历史，苏格拉底的死，耶稣的上十字架，释迦牟尼的慈悲为怀，以及孔子仁爱的体现和阐扬，都同证了爱能的存在，和它伟大的力量。这种力量，即使在任何一个平凡渺小的人物，甚至“非我族类”的动物身上，都同样可以获得印证。爱能放射的大小，实是人的伟大程度，以及伟大与平凡之间测度的一个标准。
孔子不但阐扬仁爱的学说，而且体现了仁爱的力量，所以说：“仁者必有勇。”其他的证据：他在漫游列国时，对世事所表现的热忱，固然是由于爱，他的“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以及“有教无类”的精神，更是由于爱。在这一点上，如果奉他为“万世师表”——知识分子永恒的典型——是可以成立的。
二是认知态度与开放心灵。
根据现代人的知识，我们已确定知道：要提倡科学，必须先培养认知态度；要建设民主自由的社会，必须先培养开放的心灵。这是任何一个传统的社会里，同感缺乏的文化素质。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的哲学里，竞具备了这方面的思想。可惜这种思想，在传统的社会里，却未曾提供发展它的环境，也被无数研究孔子思想的人所忽略了。
希望研究孔子学说者，对这一类的言行，多加注意，多加阐扬。因为这类思想，对建设一个现代化的中国，是有助益的。
三是人本主义的信念。
若干年来，不论是中国或西方，有许多学者，不断提出一种新的呼声，即要解救科学造成的人类危机，必须重建人本主义的信念。孔子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倡导这种信念的人。
孔子有一次答复讽刺他的隐者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这代表他肯定现世的精神。由于孔门师徒把这种精神不断地扩张，才使中国文化从原始的宗教氛围中，逐渐走向人文的世界，才使中国人从帝、天的崇拜中，逐渐回转到人类自身上来，认识人本身的力量和责任。这是孔门师徒对中国最伟大的贡献。
孔子的古典人本主义，是由仁爱、友道、亲亲、尊尊、忠恕、先富后教、肯定现世等观念构成其内容。现在由于社会文化内容已较前大为增进，所以人本主义的构成元素，也应该有所增益，如对个人自由、生存权利、人的尊严，以及享有幸福和社会福利的肯定。有人称之为“新人本主义”，也有人称之为“科学的人本主义”。但不管是新的也好，科学的也好，人本主义的主要精神，古今仍是一致的。在这方面，孔子不愧为人类的一个先知。我们相信，中国人民还会以这种立足现实、奋进不止的态度屹立于世界之巅！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他把“亲亲”、“长长”的原则运用于政治，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
孟子一方面严格区分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阶级地位，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并且模仿周制拟定了一套从天子到庶人的等级制度；另一方面，又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比作父母对子女的关系，主张统治者应该像父母一样关心人民的疾苦，人民应该像对待父母一样去亲近、服侍统治者。
孟子认为，这是一种最理想的政治，如果统治者实行仁政，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反之，如果不顾人民死活，推行虐政，将会失去民心而变成独夫民贼，被人民推翻。仁政的具体内容很广泛，包括经济、政治、教育以及统一天下的途径等，其中贯穿着一条民本思想的线索。
这种思想是从春秋时期重民轻神的思想发展而来的。
孟子根据战国时期的经验，总结各国治乱兴亡的规律，提出了一个富有民主性精华的著名观点：“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如何对待人民这一问题，对于国家的治乱兴亡，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孟子十分重视民心的向背，通过大量历史事例反复阐述这是关乎得天下与失天下的关键问题。
孟子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所谓“经界”，就是划分整理田界，实行井田制。孟子所设想的井田制，是一种封建性的自然经济，以一家一户的小农为基础，采取劳役地租的剥削形式。每家农户有五亩之宅，百亩之田，吃穿自给自足。
孟子认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只有使人民拥有“恒产”，固定在土地上，安居乐业，他们才不去触犯刑律，为非作歹。孟子认为，人民的物质生活有了保障，统治者再兴办学校，用孝悌的道理进行教化，引导他们向善，这就可以造成一种“亲亲”、“长长”的良好道德风尚，即“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
孟子认为统治者实行仁政，可以得到天下人民的衷心拥护，这样便可以无敌于天下。孟子所说的仁政要建立在统治者的“不忍人之心”的基础上。孟子说：“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不忍人之心”是一种同情仁爱之心。但是，这种同情仁爱之心不同于墨子的“兼爱”，而是从血缘的感情出发的。孟子主张，“亲亲而仁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仁政就是这种“不忍人之心”在政治上的体现。
孟子把伦理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强调道德修养是搞好政治的根本。他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后来《大学》提出的“修齐治平”就是根据孟子的这种思想发展而来的。
孟子把道德规范概括为四种，即仁、义、礼、智。同时把人伦关系概括为五种，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认为，仁、义、礼、智四者之中，仁、义最为重要。仁、义的基础是孝、悌，而孝、悌是处理父子和兄弟血缘关系的基本的道德规范。他认为如果每个社会成员都用仁、义来处理各种人与人的关系，封建秩序的稳定和天下的统一就有了可靠保证。
为了说明这些道德规范的起源，孟子提出了性善论的思想。他认为，尽管各个社会成员之间有分工的不同和阶级的差别，但是他们的人性却是同一的。他说：“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
圣人与我同类者。”这里，孟子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摆在平等的地位，探讨他们所具有的普遍的人性。这种探讨适应于当时奴隶解放和社会变革的历史潮流，标志着人类认识的深化，对伦理思想的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推进。
儒学智慧囤儒家智慧在中国古代智慧的整体格局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广义上的儒家学派从先秦儒学到两汉经学、宋明理学，经一代代思想家不断积累，编织了庞大、复杂、深邃的思想学术系统和文化教化系统，对中国传统社会和中华民族的存在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扩展到了中国的周边地区，形成了“儒学文化圈”。
显然，中国儒学系统对中华民族的整合力、凝聚力的形成是不容置疑的，其后续影响不容忽视。儒学的影响主要在以下方面体现出来：
一是，儒学缔造了一种学术文化系统，培养了传统社会的儒生阶层，并构成社会整合和文化整合的中坚力量。没有这种整合，中国传统的大一统社会是不可想像的，这对中华民族的后续发展亦具有重要意义。
二是，儒学巩固了传统的宗法制和乡村自治社会，培植了一个缙绅阶层，缙绅阶层管理的乡村社会与官僚阶层控制的国家政权形成了互补协调和相互支持的关系，保持社会的稳定发展，使百姓在统一王朝的控制下能够安居乐业。
三是，儒学对传统政治的意识形态有辅助作用，德治和礼教有利于传统政治的稳定。在中国传统社会，儒学的理性化和教化的作用获得巩固或强化，社会就走上正轨；反之，则陷于混乱。
四是，儒学对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具有不容忽视的范导、同化作用；对周边地区、国家的社会政治同样具有合理化、秩序化的功用。
经过仔细研究分析儒家智慧的本质，我们可以发现，儒家学说虽然有其一以贯之的精神内核，但并不缺乏那种随着时代发展、条件改变而改换自己思想理论形态的适应性、包容性和生长性。从先秦儒学到汉代经学、宋明理学以及当代新儒家，儒家思想不断变换理论形态，从而适合时代的需要。
儒家智慧是一种平易纯正、精到圆熟的智慧。它十分关注人类生存的恒常状态和自然状态，贴近人们的伦常日用本身，是“伦常日用之正理”（朱熹）。它否定诡异的怪诞的所谓“怪力乱神”的人类生存的反常状态、异常状态，崇尚“人”而否定“神”，寻求社会、人生之正道正理。“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四书集注·中庸注》），正是儒家智慧的准确表达。
中即正也，庸即常也，儒学所要寻求的正是人类日常生活或世俗生活的中正之道，是简易平实的生命逻辑和生活之理。儒学作为中华民族的价值信仰系统，是现世生存的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道、家庭和睦、社会安定、百姓乐业、天下太平、人类大同等等，儒学的价值指向和理论精髓完全与人类正常生活的状态相一致，合乎人类生存的常理正道，这恰恰是儒学的生机活力以及可能对人类未来产生长久影响力的秘密所在。
同时，儒家的智慧也是一种圆熟精致的智慧。儒家学说在理论与实践之间保持了一种恰当的张力，显示其理论所具有的弹性、变易性、适应性和灵活性的一面。儒学在自身的发展中，虽然曾经一度受到秦王朝的排斥，但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逐渐吸纳了阴阳家、道家、法家、名家以及后来的佛教等思想，改变了自己的理论形式，从而与社会发展的步伐相一致。并且儒学在理论的发展中，使自己的理论内容不断趋于完善，运用辩证思维、系统思维恰当地阐释天与人、命与仁、形而上与形而下、超越性与现实性、先天与后天、上达与下学、质与文、博与约、存与养、致知与格物等范畴之间的关系，使儒学在不断演变中臻于精熟圆满、融会贯通之境。当然也不可否认儒学在发展过程中曾出现过僵化、神化、教条化、经学化和自我闭锁等弊端，这需要作具体分析。
儒学从一种自发产生的民间的学术思潮，到汉代以后演变成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成为君主专制主义的御用工具，其消极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统治者利用儒学，是从自己的阶级利益出发的，如儒学言“忠”，“尽己之谓忠”是对一般人而言的，并没有特指性，而后来的封建皇帝却将“忠”说成是对皇帝的愚忠，“忠”就是忠于皇帝，“忠”的内涵完全变了。统治者对儒学的利用，主观上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但事实上并不能排除这种利益在某些方面与天下百姓利益的一致性，这里也要作具体分析。
由于儒学是一种不断演变的复杂而庞大的学术系统，如此，就给我们带来阐述“儒家智慧”选材的困难。我们认为，根据儒学的最基本的特征即儒家之道所包含的“仁”、“礼”、“中庸”等核心范畴及内涵，就不难遴选所谓“儒家智慧”覆盖的最主要的思想资料，这就是孔子和孟子的学说，理学家所选择的《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旁及《易传》、《（苟子》，董仲舒和宋明理学家张载、程颐、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人的著述。我们认为，这样安排基本符合儒学思想的本质和学派所及的范围。
三、道家智慧：大道无尽，绵绵长存道生万物，效法自然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至于这个人究竟是谁，历来说法不一。现在比较通行的看法是，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春秋末期楚国人，《庄子》书中称他为老聃。他曾担任过周朝的守藏史，掌管国家的藏书。著作《老子》（又名《道德经》、《老子五千文》是道家学派最主要的代表作。
老子博学多识。据说儒家的大圣人孔子，曾向他请教关于礼的学问。对于春秋末期社会政治局面的动荡和世人的好勇斗狠，老子十分不满。
晚年他决意辞去官职，离开都城，去追求自己向往的隐逸生活。
这一天，他骑着一头青色的牛经过函谷关。住在这里的老友关尹子挽留老子在函谷关暂住，与老子切磋学问。老子便在函谷关住了些天，并且写了一篇五千多字的文章，交给关尹子。在文章中，老子谈了自己对宇宙人生的根本看法。这就是传说中的《道德经》的由来。文章共八十一章，分为上、下两篇。前三十七章为上篇，名《道经》；后四十四章为下篇，名《德经》。所以全篇叫做《道德经》。其实，据考证，此文很可能是在战国中期才编定的，而不是由老子一次完成的。但老子的哲学思想保留在《道德经》中，却是无疑的。
老子提出“道”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形成了以“道”为核心的哲学体系。“道”的本意是道路、途径，它的引申意义是法则、规律。老子所说的“道”，指的是宇宙（包括自然界和社会）运动、变化的根本法则、规律。
关于“道”，《老子》中有一段描述，大意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