爹被红旗军“扣留”了一个月，回来后，唉声叹气的。那一年，长沙武斗很厉害，到处都有“打、砸、抢”的流血事件发生。游行的造反派队伍站在卡车上公然鸣枪，机枪对着天空扫射，哒哒哒哒哒，枪口喷着火焰，吓得市民惊惶失措。社会太乱了，老师们也被革命的热情点燃，唯恐落后，都去造反了。学校停课了。何国庆和何五一就整天在家或街上玩，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打到了青山街三号，时常有造反派组织冲进我家把我爹揪出门批斗，家里就没人管这两个孩子。因为何五一有一个爷爷是国民党反动军阀，街上的孩子都晓得，就在自创的游戏中欺负他，常把他打得鼻青脸肿。有天，何五一哇哇哇哭着回家，鼻子淌着血，嘴唇肿得像猪嘴巴。李佳就十分心疼，问：“谁把你打成这样？”何五一还实在太小，哇哇哇说了半天，也没说清楚是谁把他打成这样。奶奶把五一拉到身前，拿湿毛巾擦拭五一脸上的伤痛，说：“你以后不要出去玩，那些孩子在想着法子欺负你，懂吗？”但没过两天，五一又跑出去玩，又被别的孩子打得青一块紫一块地哇哇哭着回家，照样说不清是谁把他打成这样子。不但五一被一些孩子打，比五一大几岁的国庆，也被比他大一点的孩子打得鼻子流血。那些孩子出手一点也不含糊，打架时目光很凶，铆足了劲，把何国庆当国民党打。李佳心疼道：“国庆，外面的孩子都很恶，你不要出去玩，在家跟你大伯学画画吧。”
国庆哪里在家呆得住，过了一星期，他又跑出去玩，跟街上的孩子玩玻璃弹子。那种蹲在地上用大拇指甲抵玻璃弹子的游戏，在那个生活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男孩子们玩起来总是乐此不疲。那天，国庆跟两个孩子玩玻璃弹子，末了，两个孩子见国庆的玻璃弹子里夹着兰花，就不给国庆了。国庆便抓着那个不还他弹子的男孩，男孩企图甩脱国庆，国庆却牢牢地抓着男孩的衣服，男孩就用手抵着国庆的喉咙说：“你这反动军阀的孙子，你爷爷双手沾满人民的鲜血，你松手不？”国庆最怕别人说这些话，就红着脸反驳道：“我爷爷是起义将领，我亲叔爷爷是革命烈士，门上钉了烈士牌的，怎么啦？”那霸道孩子嘿嘿一笑，对另一个帮他的孩子说：“嘿，那牌子是假的，你叔爷爷也是国民党，你家一家的国民党。”这与当年何白玉跟街上他那个年龄层的孩子玩时所受的遭遇相似，不同的是何国庆没拿砖头砸对方，而是被怄哭了，说：“还我弹子。”两人打起来，另一孩子使坏地抱着国庆，抢玻璃弹子的孩子却对国庆挥拳，一拳打在国庆的眼睛上。对门韩家的老人正好经过，忙加以制止，把国庆带回家。国庆洗了脸，左眼睛已肿得如熊猫的眼睛样，一圈紫黑。妈很心疼，李佳更是心疼，对国庆讲狠话：“你再出去玩，会被别的孩子打死去。”
打那以后，国庆就不跟街上的孩子玩了，转而跟他大伯学画画。大哥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局外人，他没有单位，又是残疾人，就不遭人嫉恨，因此他仍然在家埋头画画和绣花。造反派们来抓爹去批斗时，见坐在椅子上的这个残疾人，就是民间口头传播的那个打死过很多日本鬼子的神枪手，都十分吃惊。王玉珍在医院里只是名护士长，待人好，心地善良，没与人结仇，又不在领导岗位，也没人整她。医院也在闹革命，闹得比一般单位都凶，因为反动学术权威实在太多了，必须一个个地打倒。病人只好相互勉励和自我安慰，就有“轻伤不下火线，重病不进医院”的说法在街头巷尾广为流传，因为进医院也没医生给人看病。医院清闲了，玉珍便热情高涨地在家里带孙女。孙女取名何娟，一张脸白白嫩嫩的，像一块刚从水里捞上来的豆腐，大家都说她一点也不像小刘，也不像何白玉，倒像她奶奶王玉珍。
老奶奶升了高祖母，何娟是她的第一个玄孙女，老奶奶就兴奋，好像升了官似的，去裁缝店做了两套妇母装，一套深蓝色、一套浅蓝色，穿着新衣服，走路腰板都挺直了，头发又梳得一丝不乱，人就比早几年还精神。她时常跟玉珍和她的重孙媳妇小刘抢抱玄孙女，“我来，”老奶奶起劲地说，“我抱得起。”自从我二儿子何五一稚声稚气地叫奶奶和老奶奶后，为了区分我妈与奶奶的辈分，一家人就都跟着五一改叫奶奶为老奶奶了。老奶奶抱着何娟，跟才半岁的玄孙女唠叨她小时候听来的神话故事。老奶奶已经八十多岁，实在是老朽了，可是精神好得不需要睡觉，一早起床，笑眯眯的，声音比玉珍的还尖亮一些。妈对我们说：“老奶奶可以活一百岁。她精神多好，看上去才六十岁的相。”
十二月里的一天，老奶奶爬起床，穿着那身浅蓝色的妇母装走出来，边扣绊扣，边对我爹说：“金山，昨晚金林到我梦里来了，说他碰见金石，还说金石满脸胡子，看上去比他还老。金石早死了，金林怎么会在我梦里说他碰见了金石？你说说看。”爹说：“妈，您那是做梦，我又不会释梦。”就是那天晚上，我二叔病死在关他的房子里。二叔早病了，咳嗽、发烧、说胡话，但造反派却认为我二叔是装病，不予理睬，甚至还对我二叔说：“你少来这一套，《红岩》里那个华子良装疯，骗过了愚蠢的国民党。你骗不了我们，我们都长着火眼金晴。”我二叔不但有冠心病，还有高血压，由于长期得不到营养，又经常被造反派的人折磨，身体渐渐垮了，对病魔的抵御力就下降了。我二叔这人意志坚强，抗变能力超常，根本瞧不起这些投机取巧的造反派，有病就不说，真的做到了“重病不进医院”。那天晚上他冠心病发作，一个人一声不响地去了。第二天上午八点多钟，造反派们自己在食堂吃过早饭，拿着一个馒头和一碗稀饭来给我二叔吃，才发现我二叔孤零零地死在床上。
省里没为我二叔开追悼会，当时湖南省政府的权力都掌握在造反派们手中，而造反派们面对我二叔的死，作出这样的结论：何金林是畏罪自杀。造反派的人只是通知我二婶和何陕北，让他们母子把尸体拉走，以免尸体发臭、生蛆。我二婶一见丈夫的尸体，人就往地上一栽，中风了，在地上可怜地抽搐。这个于二十年代末就认识我二叔并革命了很多年的女人，不能接受丈夫驾鹤仙去的残酷现实，自己也不想活了。造反派们觉得我二婶真麻烦，忙把她抬到医务室救治。何陕北全副武装地赶来时，他妈就躺在医务室，一边脸是肿的，嘴也歪了，说话不出。何陕北叫声妈，一回头，那几个引他来看他母亲的造反派全跑了。何陕北追出去，拔出手枪，对着天上开了两枪，很凶地瞪着医生说：“我要杀人。”医生害怕得直哆嗦，“请你不这样看着我们，你父亲又不是我们害死的。”
何陕北带着几个荷枪实弹的警卫，竖起眼睛，朝关他父亲的那栋大楼走去，那栋大楼里早没了人影，那些造反派知道他要来，早一个个逃命了。尸体仍在床上，何陕北步入房间，感觉有一股阴风袭来，让他不由得一噤。他悲伤地跪下，对父亲的遗体说：“爸，我说了我可以保护您，您偏不要我保护，您这辈人怎么这么固执啊。”
何陕北也没法为其父大张旗鼓地张罗丧事，因为他父亲的头上戴着刘少奇黑线上的人物的“帽子”，这顶帽子在当时很重，足以把何陕北要为其父开追悼会的想法击溃。何陕北只是在平静下来后，给他妹妹妹夫打了个电话。李文华军长和何军花，还有张桂花婶婶乘火车来了，三人一下火车就受到省军区首长接待，直接拉到军区招待所。三人洗了脸，吃过早餐，两人把因旅途奔波而很疲惫的母亲留在招待所休息，赶到了省委大院。何陕北守在家里，整天发呆，时常愤怒地盯着门前的玉兰树，那棵玉兰树被他盯得树叶全掉光了。
这天上午，何陕北一早被喜雀的叫声吵醒，知道他妹妹妹夫该到了。他爬起床，用枪瞄准喜雀，一枪将叫着的喜雀打下来，这才去洗脸漱口。守在门外的警卫跑来问哪里打枪，他头也不抬地说：“它太吵了。”七点多钟，一辆军用吉普车驶到门前，军花和李文华双双下车，何陕北瞧着妹妹妹夫说：“爸爸死了。”他说话时表情很冷酷，但两颗眼珠的眼白却红红的，仿佛是熬夜所致。李文华没掉泪，何军花却大声哭起来。何陕北不愿意妹妹的哭声传到别人的耳朵里去，就冷着脸说：“军花，别人会看笑话呢。”何陕北望一眼军长妹夫，李文华说：“你爸死得冤屈。”十点钟，火葬厂的车来了，两个戴白塑料手套的人把一口绿油油的棺材抬下车，将尸体搬进棺材，又把棺材抬上车。我这个革命了一辈子，生性高傲、聪明，在真理面前绝不拐弯的二叔何金林，就这样凄惨地走完了一生。
处理完丧事，李文华两口子带着母亲来了我家。老奶奶一见张桂花，眼泪都流了出来。那天晚上，张桂花就跟老奶奶睡一张床，两个老女人静静地躺在床上，张桂花睁着眼睛看窗外，老奶奶也看着窗外，窗外有黑影晃荡，还有野猫的叫声飘入睡房。老奶奶隔了会说：“桂花，你去了成都后，妈最想的反倒是你。”张桂花说：“妈，我在成都，住在军营里，做梦都是做青山街的梦。”老奶奶就伤感地说：“桂花，那你留下吧。”张桂花说：“那我留下。”老奶奶就伸出皮皱皱的手，抓住张桂花那只温暖的手，欣慰地睡着了。
李文华打算把我爹接到部队里看护起来，文化大革命中，军队没像地方上这么乱。那天长沙下着小雨，很冷，一辆军用吉普车刹得一叫，那是傍晚时分，全家人正打算吃饭。何秀梅看见走进来的是李文华和何军花，脸都变了色，目光就迷茫。李文华没有何秀梅那么迷茫，相反，他很自然地对何秀梅一笑，说了声“你好”，就转而对我爹说：“老军长，我和军花准备接你到部队里去住。”爹摆手说：“我怎么好麻烦你们？”李文华说：“不麻烦，现在地方上很乱，军队还好，没闹。”李文华说了很多，最后说：“等过了这阵揪斗风，我和军花再送您回来。”妈觉得这是个好主意，造反派总不可能坐火车到成都军区去揪我爹回来批斗，便支持李文华的建议说：“金山，你就去文华那里避避风头吧。”爹犹豫不决，军花道：“伯伯，文华一直跟我说，他要报何家的恩呢。”爹着手准备行装，把他常用的东西一一捡进一口破旧的猪皮箱，妈帮爹清点，生怕爹忘了什么东西。这一晚家里就有一种离别的伤感，大哥坐在客厅里抽烟，始终没说一句话，秀梅总是站起身又坐下，直到十一钟，家里人陆陆续续睡了，玉珍才催大哥说：“睡觉吧，你还准备坐到天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