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文学史领域里，学者、作家犹如群星璀璨，但冠以学者兼作家的，郑振铎堪称佼佼者。他研究和写作的领域广袤，涉及中外文学、戏剧、绘画、考古、金石、版本、目录、方志等各个方面。正如唐弢所概括的，“先生一生已是一本大书。”今天，我们要读通这本大书，那就得从郑振铎的读书、藏书、用书生涯开始，了解他与图书馆结下的不解之缘。
计划走遍欧洲各国
郑振铎总结治学经历时说：“我的学问是从图书馆里来的。”
郑振铎的少年时代，是在风雨如晦的辛亥革命时期度过的。由于家境窘困，无钱买书，同学家的私人藏书室成了他最好的读书场所。他每读一本好书必作详细笔记，甚至还整段整本地抄录。抄书，是很好的读书方法，能加深记忆和理解。据说，钱穆能背诵整部《三国演义》，茅盾能背诵《红楼梦》，都与儿时的抄书有关系。郑振铎从小养成的抄书习惯，为他日后知识的积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五四”前夕，他在北京求学期间曾花整个暑假抄录唐刘知几的《史通》。他嗜书如命，在基督教青年会图书馆里几乎度过了全部课余时间。他在回忆这段学习情景时写道，就像一个极度饥饿的人看到了面食似的。他仅用两年时间，把馆内庋藏的有关20世纪初出版的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方面的书籍全部读完。在那里，他结识了留俄归来的瞿秋白、耿济之，并受他们的影响接触更多的俄国文学名著，还利用馆藏，与耿济之合译了第一本书——契诃夫的《樱桃园》。百尺之楼，始于台基，青年会的学习为郑振铎打下了扎实的文学艺术基础，也奠定了终身热爱图书馆的淳厚感情。
1927年，郑振铎远赴欧洲。他在给自己定下的旅欧四项计划中包括“能走遍各国大图书馆，遍阅其中之奇书及中国罕见的书籍，如小说、戏曲之类”。抵达巴黎的第二天，郑振铎就去巴黎国家图书馆办理借书证。当借到一本敦煌抄本《太子五更转》时，他竟然激动得双手发抖，为能看到这样的稀世文物而感叹。在巴黎逗留的一个月里，他几乎整日泡在图书馆里，把许多国内罕见或散失的小说、戏曲书，和伯希和从新疆、敦煌偷运走的经卷图籍，大致浏览了一遍。
在英国伦敦，郑振铎又成了大不列颠博物馆图书阅览室的座常客。那里也收藏着大批从中国掠夺去的敦煌石窟的经卷和佛教艺术珍品。这是郑振铎多年来渴望查阅的文献。由于当时该馆规定，一切善本只能看不能抄录。他只好背熟一段，然后悄悄到吸烟室里默记下来，一个人于太慢，又动员老舍等友人帮忙，轮流背诵和默写。
因此，一年的欧洲之旅，郑振铎感到过得很充实。
每得一书，都要标以题识
郑振铎不仅喜爱从图书馆中寻觅各类好书，更乐于买书、藏书，建立自己的“小图书馆”。从他获得第一笔稿费开始，只要有钱，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书。为了一册善本珍籍，他宁可节衣缩食，走遍大江南北。到了50年代初，他的书房可称颇具规模的中国历史图书资料室，其中尤以明清文集、戏曲、小说和插图本最为精妙。
买到一本好书，对郑振铎来说简直是人生获得的一大乐趣。他在《劫中得书记序》中称“夕阳将下，微飔吹衣，访得久觅方得之书，挟之而归，是人生一乐也！”
他买书藏书的目的，是为了“自己研究方便和手头应用需要”。以弥补图书馆的不足，他写道：“用图书馆的书，总觉得不大痛快，一来不能圈圈点点、涂涂抹抹或者折角划线做记号；二来不能及时使用，急中风遇到慢郎中，碰巧那部书由别人借走了，就只好等待着，还有其他等等原因，宁可自己去买。”①
早年他的收藏还仅限于自己的兴趣爱好，在抗战时期为了抢救古籍善本的流失，才扩大了搜书范围。为使它不至于散落海外，他不惜倾家荡产，四处奔走呼吁。沙里淘金。甚至还从大量购得的废旧书中挑出好书。例如《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一书的找得，被认为是创中国戏剧史研究的一大贡献。此书现已庋藏于国家图书馆。
八年抗战，郑振铎除自己从事搜集、抢购图书文献工作，还和许多有志之士共同敦促当时政府拨专款，由他和张元济、何柏丞、张咏霓等在上海组织“文献保存同志会”，抢救大批珍贵的图书文献。抗战胜利后，他又组织了一批学生作整理、登录工作。
郑振铎还注重我国传统的藏书目录的登录。每得一书，都要标以题识。还把那批抗战时期获得的图书文献标引的题识，汇集成《劫中得书记》、《劫中得书续记》。据郑尔康回忆，在那批书籍上都盖有“狂胪文献耗中年”、“不薄今人爱古人”两枚钤章，以表藏书家愿一犁子为国家收藏古今文献的心迹。
藏书，在于用书。郑振铎是善于用书、编书、写书的里手。1947年，郑振铎为编纂《中国历史参考图谱》投入大量资金购置各种中外文图书和图谱参考用书，他以一人之力编辑了这部被人们誉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巨著（于1951年出版）。他的这份手稿现保存在上海图书馆，从手稿的斑斑踪踪中足见编著者的功底和心血。郑振铎还利用数十年所积累的古籍精华，主编了《古本戏曲丛刊》《中国绘图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行家称为是“开天辟地”的工作。
郑振铎以藏书宏富著称，赵万里曾评说：“就质量和数量论，在当代私家藏书中可算是屈指可数的。”②他以爱书疏财、嗜书如命而闻名。所以茅盾对他有“买书贪得常倾箧，下笔浑如不系舟”（《挽郑振铎》）之评说。王伯祥说他“嗜书如命，每见可欲，百方营求，以期必得。其买书之勇，世罕其匹，虽典质举债不恤也”。
由于郑振铎爱书成癖，有人说他“成‘癖’等于占有欲望。”对之，他早认为图书的聚散离合，最终仍应回归于社会，说：“这有什么关系，以后仍是国家的。”
他多次叮嘱家属：“我死后，这些书全部献给国
郑振铎关心图书馆事业的发展。1935年，他在担任暨大文学院院长期间，同时兼任图书馆馆长，还把自己的办公室特地安排在图书馆内，人们经常看到他和图书馆员一起工作，为提高他们的学术、业务水平，还创办了《暨南大学图书馆馆报》，并带头发表论文。
1946年，抗战胜利不久，郑振铎在《周报》上发表题为《怎样处理汉奸的财产》的文章，文中指出“中国的博物馆和图书馆还在萌芽时代，正在惨淡经营之中，这些汉奸的文物图书恰足以补充其一部分的需要。所以必须特别注意，以期无漏无偷地全盘拿出来分配。”并对如何保护文物、图书列举不少生动例子。共和国成立后，郑振铎出任中央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主管全国文化、图书馆事业。
他首先提出各省、市、自治区都必须建立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图书馆。坚持向群众开放，并为各科专家、学者提供便利；认为发展图书馆事业对于提高整个国家的科学文化水平是至关重要的；认为不能把图书馆仅仅办成消极的图书保存单位，应该打开大门，面向群众，为他们服务。他极其关心国家图书馆的成长，从北京图书馆领导班子的配备到各项重要规划的实施，甚至善本、珍籍的补充，实行科学管理，有序地组织图书分类编目。他都事必躬亲，关心备至。
1950年，郑振铎组织有关专家、学者制订出共和国第一部图书分类法，并为它写了前言。1954年，他主持了全国第一届公共图书馆工作人员训练班。1954～1955年，郑振铎率团出访印度、缅甸和印度尼西亚。除了完成文化代表团的任务，参观图书馆、博物馆是必不可少的节目，重视借鉴国外有益的经验。
郑振铎也关心上海图书馆事业，早在40年代，任上海《文艺复兴》当编辑时，就提出如何建设新型图书馆的问题。认为上海是个东方大都市，现只有一个20万册普通藏书的市立图书馆，是很不相称的。
1946年8月，他又在《文汇报》上著文呼吁，那篇题为《上海应当有一个国立图书馆》的檄文。开宗明义提出：“为什么上海这一个全国最大的最重要的都市，而且是各部门专家们集中的地方，便不应该有一个国立的大规模的图书馆呢？”文章还系统阐述了未来图书馆的构想，“她不妨有10个20个分馆，分布各区”，“对于各部门的学术名著及专门期刊等，必须搜罗略备”③。1951年4月7日，郑振铎致信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陈毅，“此事必须早日办。上海市实在不可一日无图书馆、博物馆也。”他还建议，把位于市中心的原跑马厅主楼改为市图书馆。1952年3月，上海图书馆终于建立了。在上海图书馆挂牌开放前夕，郑振铎专程来到上海进行指导。他提出要把上海图书馆建成为继北京图书馆之后的第二所国家大型公共图书馆。此后，升任为国家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又多次到上海图书馆视察，指导。
①郑振铎：《劫中得书记·新序》。
②郑振铎：《西谛书目·序》。
③《庋椽偶识》。
④《郑振铎文集》第4卷。
（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殷皓洁）
链接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中有关敦煌学卷子部分，乃是许地山据他的需要，到伦敦图书馆找来的，因不准携带纸笔入内抄录，许只好默记，后再凭记忆写下寄回中国。
余思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老一辈学人读书真有硬功夫。你知道他们之中有谁能背诵全部《资治通鉴》，又有谁能背诵《汉书》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