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像利奥塔那样的后现代理论家通常拒斥理性主义，拒斥对范畴的区分和对系统化的强烈欲求，拒斥那些和哈贝马斯相联系的关于历史和社会的全局观点。而哈贝马斯以及其他当代批判理论家则反过来拒斥许多后现代理论家(利奥塔、博德里拉、克洛克等)所断言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所谓的断裂。总的说来，后现代理论家的意图比批判理论家更进一步地颠覆传统哲学和社会理论，开创全新的理论和政治视角：博德里拉认为发生于当前后现代社会中的种种变化，在一系列的内爆中已经消除了对许多批判理论家来说至关重要的界限(如自然与历史、经济与政治、真实需要与虚假需要、高雅文化与低级文化、解放与统治、左派与右派等之间的界限)。利奥塔和福柯批评了批判理论的宏观理论特征和总体化特征、主张建立微观理论和微观政治。因而，批判理论与后现代理论之间的关键对立在于：方法、基本范畴、激进社会理论的特征、对当前时代的历史再现、当前时代与过去和未来之关系以及实现激进社会变革的可能性、策略及力量等方面。
比如在对个人消解问题上的看法，阿多诺的批判理论与后现代有不同的观点：在阿多诺等人看来，资本主义现代性有导致个人终结之危险。新的国家资本主义体制和科层体制、新的文化工业体制、作为统治手段的新的科学技术体系以及针对思想和行为的新的管理体制等等，共同创造了一个在社会、思想和行为模式上均无选择余地的单向度社会。这种社会模型很有点像由福柯所发展的对现代性之制度、话语及实践的分析。在福柯看来，个人的终结，从考古学角度看，可以看成是人在一种新出现的后人类框架中的消亡；从系谱学角度看，则可以看成是一个人陷身于规诫性技术之中共同为其塑造。尽管在批判理论看来，个体性的消逝乃是由资本主义经济、它的文化工业、科层制以及社会控制模式所导致的，但在福柯看来，人的消亡却是与新兴的新科学、新话语一同出现的一种推论性事件，是个人在规范化、规诫性社会中无可逃避的社会学命运：“虽然双方都对启蒙理性和人本主义持批判态度，但是，绝大多数的批判理论家倾向于更加关注对启蒙运动之积极遗产的保留。”
二、传统理性的坚持
应该说，阿多诺在批判现代性时并没有放弃现代性：“即便是在《启蒙的辩证法》中，启蒙的冲动也没有被背叛。”阿多诺自己也表示，他的理论努力最终是想冲出社会的无秩序，重建社会有序，在1969年写下的《启蒙辩证法》新版说明中，阿多诺指出，“今天不像过去那样间接地，而是明确地强调，要维护自由，传播和发展自由，加速向有秩序世界的进程，这一点我们在以后的著作中还要加以强调。”这一思路阿多诺从来没有放弃，这与1947年写下的导言所表明的意思是一样的：自由是值得守护的，而且“社会上的自由是与启蒙思想不可分的。”
马丁·杰认为，阿多诺与霍克海默都是为一种“更为本质的和综合的理性”而展开自己的批判理论的。他们基本一致地认为，现实中存在的理性主要是工具性的主观理性。比如，阿多诺虽然强调个体差异，但并不抹杀社会的普遍性，他因此批判唯名论。唯名论否定一般性而只肯定了个别与特殊，同时也就否定了社会结构对个体的决定性，在这一点上，唯名论是没有深刻性。在如何界定现实的人这个问题上，阿多诺更接近黑格尔与马克思：“人是一种结果，不是一种观念；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认识渗透到所所谓善于构成的问题的核心深处。”而唯名论却“通过把社会贬低为个人的一种缩略语，从概念上否定社会。”虽然，阿多诺尽量避免染上对过去的怀乡病，但是，他确实对恢复早期资产阶级文化中被认为是真实的个性保持着一种渴望。
对现代性的坚持表明，阿多诺更接近传统理论思路而不是后现代理论：“和大多数后现代理论不同，(阿多诺等)批判理论家从资本主义和启蒙理性的发展轨迹这一角度，把现代看成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工具理性和技术的产物。在他们看来，当代社会组织形式乃是由资本主义与技术的结合所构成的，然而许多后现代理论家却推出了各种形式决定论或话语决定论，认为语言、媒体或各种技术形式决定着后现代社会的结构和发展轨迹。”
英国学者鲍曼甚至把阿多诺等人当作古典批判理论的定型者，这种古典批判理论，“它是由另一个着迷于秩序的现代性体验孕育出来的，并因而贯穿着解放的终极目的，以解放为终极目标。"阿多诺等人所面对的是被管理的社会，他们的目标是解放“铁的牢笼”里的人。
哈贝马斯同样就阿多诺不放弃对新事物他者的渴望认为阿多诺不属于后现代，“如果人们真正懂得了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及其《美学理论》，并且接受了它们，如果人们接着又希望从出自贝克特的这种情境中后退一步，那么，他就必定成为后结构主义者中的重要人物，以便把这种情境概念化。但阿多诺从未走到这一步。他认为那是对批判理论的理性传统的背叛。”而贝克特的情境我们在前面已经有所介绍，贝克特甚至对这个世界就不抱什么希望，更多场合他采取了沉默来对付这个压抑的世界。
可以这样说，阿多诺在坚持一种否定的现代性：“利用反对西方文化的全部反动论点来为进步的启蒙服务，这在当前思想界中也是必要的。”
三、对总体性的否定性渴望
前面我们已经认识到阿多诺社会批判理论的本质性，即阿多诺不是不要统一，不是不要整体或总体，而追求那种比虚假的表面的和谐之背后的那种内在的整体性，这也是星丛意义的呈现。詹明信认为，阿多诺欣赏作品的不连续性，不谐和性和内在的分裂，正是因为他崇尚这种内在性的最高价值，或者说是崇尚要调和内在的不统一并把形式与内容结合起来的最高价值，而这种最高价值在历史现实中表现为不可能实现。因此，阿多诺认为这种内在的矛盾是克服形式矛盾可能性的最后象征。他并不是像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理论那样欣赏这种不连续性和分裂本身，而是认为不连续性和分裂比起那种虚假的、表面的和谐能够更有活力地说明内在性或调和内在不统一的价值。因此，“我们应该从历史的角度看到阿多诺的研究对象已不再是现实主义，也还不是后现代主义，而是现代主义运动所取得的独特的形式的不断强化的矛盾，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他欣赏马勒的音乐。”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阿多诺还是古典式的理想主义者，他的整体理论的与现实的要求带有很能强的非现实性，按照詹明信的意思，他所期望的是已经过去的理想，而未来需要另一种思路来思考：从破碎的现实出发找到现实的未来因素，这是后现代之后的使命，因为后现代本身不可能做到。
詹明信认为，阿多诺与现代主义一样，在怀疑整体、总体的态度中想拯救整体与总体；而后现代则视整体与总体问题提问为不可能：“只有在资本主义的第二阶段或垄断阶段，在古典帝国主义制度超越各种民族经验出现之际，美学和认识论才开始怀疑把握整个社会的可能性；而正是这种强烈的怀疑才创立了现代主义，并构成它特有的表现戏剧。另一方面，在后现代和多元国家的时期，‘整体性’似乎不再是一个恰当的问题，它变成了你打算放过或因为伦理和政治原因而不希望得到的东西，于是最急迫的表现问题(哲学和形式的配制)消失了。”后现代所对应的现实是我们讨论问题的现实基础，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更为现实的辩证法。
同时要注意的是，对阿多诺等批判理论学派的多数哲学家而言，“唯一被认可或可以接受的‘总体性’，是一个可能从创造性的行动和自由选择的个体中出现的‘总体性’。”这个评价对阿多诺也是准确的，因为，阿多诺批判理论的目的正是要消解社会对个体性、个体欲望的压抑，在一个新社会里实现这种个体性与个体欲望。
阿多诺的理论成就之一就在于使历史参与了理论本身，詹明信也提到说，“我已经讲过阿多诺对哲学的贡献在于他证明了所有抽象的哲学问题本质上都是历史性的问题，都是‘参与’(在柏拉图的‘methems’一词的意义上)社会和经济的问题。”那为什么说阿多诺又是理想化了的呢？原因在于他以现代主义来考证当下的问题，而问题的背景已离开了其理论假设。这种现代主义思维方式在怀疑现实整体可能性的思路中强调整体、总体之价值特质，当这种特质在妆下无法界说时，又把它放逐到时间的维度里，并被揭示为未来之物，这便又是乌托邦的起源。
当然，阿多诺一直对总体性的重建保持着谨慎，甚至表现出浓厚的悲观主义色彩，因此，阿多诺只好把“他全部哲学依赖于延缓、滞后和对未来的调和”，“这一注重将来的哲学——预示灾难，宣扬拯救”，这同时也是与后现代不符合的地方，本质上，它还是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成分，或许称作乌托邦更为合适，我们指的是哈贝马斯意义上的肯定的乌托邦。对于阿多诺来说，这种乌托邦是由“集体主观性、个体主观性和客观世界组成的三星集结。”或许准确地讲，是社会中人们与客观世界以及人们之间的和谐共存。集体性，个体性比集体主观性、个体主观性更符合阿多诺意思，比如在美学理论里，谈艺术作品的个体性与它所表现的集体性，他指涉的是社会中的个体与社会的内在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