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文化还是地理上的“中国”其名，起源肯定都在目前的中原。不仅因为中国的第一批文字—甲骨文就出现于今河南省安阳市的殷墟，而且“中国”的最初命名地就在今天河南省洛阳市的偃师。“偃师”是偃旗息鼓，不再继续战争的意思，这意味着周武王伐纣结束后，周朝即将展开和平建设。
从地域来看，比较清晰的历史从晚商的中原或西周的“西安—洛阳”开始向外扩展，核心皆在黄河中下游流域。最初的中国实际控制区域面积可能与今天中国最大的省份相差无几。
最初的中国曾在黄河中上游
受西亚与中亚的文明影响，最初的中国文明曾经以黄河上游为核心，比如早于“三代”时期仰韶文化的顶峰就在甘、青一带。中国文明逐渐成长而开始独立，进而逐渐转移到东亚的地理区域中心—中原。这中间曾经有过一个长期的地理过渡，位居中国地理分界线上的西安的发育就是“过渡”的例证。以西安为标志的关中平原是沿黄河故道进入华北平原的一个准备区与缓冲带，其地理位置异常重要—是联系中国东西部的咽喉要道。在更早，气候也更为炎热的“炎黄时代”，进入华北平原的入口缓冲带应在今天的张家口一带。
周王朝定都于关中镐京（今西安市西部），其他的诸多王朝也都定都于西安。而中国的地理核心在中原，所以，河南周武王“偃师”所在的洛阳成为东都。自此以后，中原与关中如同一只哑铃的两端，成为之后3000年中国文明的两大重心，这两地在农业时代里长期承担着中国文明延续与发展的重任。
从成形的整个大中国的地形图上可以很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从渭河上的西安（咸阳）一直到开封（中间穿越了洛阳与郑州，甚至包含安阳、商丘等地），这条大约围绕北纬34°、长达500多公里的黄河中游流域，维系了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这绝非偶然，而是一种地理上的必然选择，因为这个地带不仅是中国地理上的南北分割区，同时也是东西高原与平原的分界点，同时又因为这里是黄河故道冲开的一个东西通道，所以这里就成为中国的地理中心带，文明必将沉积于此。长江流域也有类似的结构，比如南阳平原与沿着长江主干道的荆州到黄冈一线，这里成就了灿烂的楚文化，但由于整体历史时期[ 所谓历史时期，是指有文献记载的时期，相对应的是“史前时期”，即无明确文献记载时期。
]文明从西北进入中国，长江流域的这一同构地理带的作用也就大大降低了。
从西北的宁夏或甘肃方向而来的周人在3000年前入主中原，扩大了中国文明的西界，他们取代了起源至今依然不明的商朝—有一个推断认为，商人由中原裴李岗文化的后人与北方草原南下的一股新势力结合而成，他们还携裹了所经的河北与山东等地的诸如龙山文化以及大汶口文化等元素。夏朝从考古上尚缺根据，不过学术上认为夏人的活动范围依然在黄河中游附近。这就是中国文明最早的一些主要脉络。
一直到春秋时期，中国的基本情况变化不大。稍晚一些时间，山东以及淮河以北地区的文明发展明显，这意味着中国东部平原已经普遍适宜农耕文明，上一次冰期等因素形成的水患正在退去。而长江流域的楚地在春秋时期也开始初露峥嵘，尽管有证据表明楚人的根系与黄河流域有密切关联，但这个情况还是说明了南方水路对中国文明很可能已起作用。在此之前，长江流域一直有明显的外来文明痕迹，四川盆地的三星堆文明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楚文化应该也受到过类似的影响，所以才显示出与北方文化的不同。
人类文明传播规律
对于中国的史前文明，我们目前所知不多，不管是主流还是非主流观点皆属大胆猜测。而我个人对于文明或历史的判断，多数建立在对人类文明传播的思考上，对此可以参看拙著《谈天说地》《汉字起源新解》 等，简而言之就是“中国文明西来说” [ 早期的“西方”指中国地理之西的所有地区，如西亚、中亚、北非以及欧洲等。但本书有些“西方”又指约定俗成的现代发达国家或欧洲，这些根据时间不难区分，但需要读者留心。
]。
人类社会的文明程度与人口关联密切，人类社会一旦达到一定的规模，沟通与控制能力就将发生质变与更新，政治与经济都会同步发生变革。所以，对于不同时期的人口有一个基本的概念，是理解一个时代的前提。
公元前1000年，全球总人口接近五千万，公元前500年接近一亿，以今天中国人口占据世界大约五分之一的比例来计算的话，商周时期的总人口为一千万。假如商周文明吸引了中国地理上一半的人口，那么实际控制地区应有大约五百万人，其余广大边远地区散布着大约五百万人。春秋战国期间这个人数再翻一番。以春秋时期来论，假如将人口按照今天中国的约30个行政单位来划分，每个行政区（相当于省）约66万人。而现在一个中等规模的县级行政单位就能达到50万人，百万人口的县级单位更是屡见不鲜，以今天行政区划的约2000个县来计算，春秋时期每个县域的人口大约是一万，所以“荒无人烟”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地区的一个重要特色。在今天，中国的人口密度太大了，已经超出了环境承载能力，这个状况还引发了过度的竞争，造成生态失衡；而北欧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人口稀少，其密度接近中国古代。人口在古代是财富，在现代则几乎成了累赘。
在农业时代，人口稀少意味着传播因子稀薄，因为人本身就是传播工具。古代人口一直很稀少，至清代以前这种状况并没有多大的改变。频繁的战乱与饥荒是导致人口稀少的主因。史料形容1000年前隋末州县的萧条曰：“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为茂草”“率土之众，百不存一。干戈未静，桑农咸废，凋敝之后，饥寒齿切”。唐代贞观初年的景象是：“自伊洛以东，既乎海岱，藩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一直到500年前的明代，还有清代，填补人口的“行政大移民”仍时常发生，这说明即便是仅几百年前的社会，与今天人口稠密的现代社会也相去甚远，其间的文明传播速度自然也就大为不同。当然，文明的传播主要还是仰仗于交通和通讯工具的改变，而非人口本身。
“西周”在西北的镐京完成历史使命之后，又向东于洛邑开辟“东周”，然后有春秋、战国。至公元前256年，周朝完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