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建立于公元前221年。这个同样起源于甘肃附近、明显具有西戎特点的族群，重新将帝国定都于关中咸阳。中国文明的命运至秦为止，一直掌握在与中亚有神秘关联的半游牧人手中，考古证明他们的先人与中亚的斯基泰人有关。在此期间帝都始终处于中国西北，这说明了将外来文明传送至中国一直是由中亚地区完成的。
关中平原是通往中原的主要文明驿站。当时的传播工具比较落后，不能有效打破文明传播受到的地缘牵制。秦朝的强盛潜在受惠于中亚地区，于是最终未能移师中原。
秦朝为何能统一中国
秦人统一中国，撕裂了中国刚刚建立起来的古老传统。之前延续了800年的周文化已在山东鲁国结成硕果，连带中原文化，不仅出现了后来不断被人提及的“百家争鸣”，更是发展出了统治中国思想领域2000年的老庄哲学与儒学。但是，崭新的秦文化依然获得了胜利。原因是西北秦人占据了“地利”，新技术和新观念源源不断地从发达的西边输入进来。
秦人一上台就“焚书坑儒”，对这一事件尽管有种种解释，但这的确是西北文明（外部）与东部文明（内部）不兼容的一个象征，也是新旧文明不兼容的象征。同时，对“儒”的杀灭也反衬了当时儒家气势已盛，“道统之争”已显端倪。
我们有理由相信，秦人在当时已经得知了许多有关希腊以及罗马、波斯的信息，尤其是亚历山大（公元前356—前323年）东征进入亚洲，给丝绸之路带来了巨大的震荡。秦人肯定对这些早有耳闻，他们中有些人或许就是当初东征进入中国的先兵—在秦公大墓中发掘出不少活动在中亚或东欧一代的斯基泰人的物品。无论如何，战争引起的动荡，向来就是信息传播的高峰。地中海东北地区的帝国东征，在中国的波及效应起码应该一直维系到汉代。当然，若说秦汉时期的人对于西方的认知很清晰，那也是不现实的，因为他们当时的文献保存及地理认知都很落后。
如果不好理解这样的时空跳跃，不妨想象一下自公元前5世纪就生活在中国河西走廊一带的游牧民族—大月氏。他们在汉时离开中国西北，后来奔逃于中亚、西亚，最后大部分落脚于印度，成为“贵霜帝国”的一个部分，其余的一部分人作为“小月氏”汇入今天的甘肃与青海。
古代人与现代人完全不同，他们很自由，过着“原始共产主义”的自在生活，想到哪里便到哪里。所以，我们对于汉朝之前的中国王朝由谁建立，以及他们来自哪里，都是推测，有些问题甚至连一些合乎逻辑的解释都没有。但总体来说，我认为那些先秦的祖先们与后来历史时期的中原王朝建立者没什么两样，多数是由北方游牧民族发展而来的，比如黄帝就有可能是从蒙古高原通过张家口一带进入华北平原的半游牧民族。由于气候渐冷，后来同样具有明显游牧人特征的周人、秦人降低了走向东亚的纬度，他们选择了从黄土高原东进，宁夏、甘肃、青海等地都是他们最初发育、逗留的区域，最终他们停留在陕西关中平原，开始发达起来。
中原人口来自北方草原或来自农牧分割线一带是个规律性现象，但是在中原逐渐定居的以农耕为特征的汉人，常常幻想他们祖先的根源就在中原。中国3000多年的文明史中，早期的游牧统治者因受西亚文明的影响而多来自中国西北，后期则因西北文明程度相较中原文明降低之后，中国的游牧统治者则更多来自东北。为什么游牧民族可以一再主导中国这个农业国家？答案与游牧民族的特性—尤其是骑兵的战斗力有关，这一点在西方历史上也不例外。
这个事实因为诸多复杂的原因一直被扭曲或掩盖。还有一个更为隐秘的事实是，这些东北根系的少数民族都与鲜卑族有关，而鲜卑人很可能与希伯来人有一定关联，起码鲜卑人中的白人含量（Y染色体为R）较其他民族高是事实。目前从文化上与基因比对上来看，鲜卑人和希伯来人之间有一定的相关性，不过尚需进一步确证。
在中原地区本土文化尚不发达的情况之下，外来的游牧民族带来的是新技术与新文明。但是到后期，中原文明逐渐成熟之际，游牧民族的南下或东进就成了野蛮入侵，这个态势与西亚文明的逐渐衰落有着密切的关联。与之相关的前后时期大致可分为这样几个阶段：1.先秦时期；2.秦至唐时期；3.宋元到清朝时期。在第一个时期，游牧或半游牧人是文明的主要建立者；在第二个时期，尽管农牧交融的代价很大，但中原文明从中依然有所收获；在第三个时期，游牧人南侵凸显游牧民族对中原文明的野蛮冲击，将中国文明的积累一再摊薄。中国人自称中华文明是五千年绵延不绝的奇迹，这并非事实—以中原为标志的中国文明在历史上曾经不止一次地被“格式化”，即便放宽一些看，也是一种麻绳式的接续，与其他国家或民族的发展模式没有太大区别。不仅如此，“五千年文明”也是不合乎学术规范的讲法，对于中国的文明史，国际学术界只承认从甲骨文出现之后的三千多年。
如何评价秦始皇
秦始皇统一六国显示了一种新的文明能力。这种能力可能不仅体现在军事方面，还体现在国家管理方面。
在地域上的统一，也就是建立秦帝国，是一种新的政治形式或概念，秦始皇之前应该有其榜样—亚历山大帝国以及波斯帝国，以及更早的中东一些帝国，都是这种形态。文明传播的结果就是学习与模仿，秦始皇很可能模仿了它们。不过，这也是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比如三千多年前的古埃及帝国、赫梯帝国，还有比秦早两百年的波斯帝国以及基本同期的马其顿帝国，它们都是文明积累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中国亦应如此。但是从这些帝国的“排序”可以看出，中国比中东附近地区落后至少一千年。在史书中长着鹰钩鼻的秦始皇，埋葬于一个类似古埃及金字塔一样的覆斗形大墓里。
以现代人的角度来看，秦始皇是个暴君，但秦始皇在诸多方面的全新创举以及他的大胆“破坏”，都显示了他的“新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确实按照他的意愿成为中国的一个开创者，一个“始皇帝”。
秦朝发生了许多大事，“焚书坑儒”只是其中之一。“书法不隐”的董狐在晋国被杀，捍卫了“秉笔直书”的历史传统。这一传统在东周已遭破坏，到了秦朝，更是出现了“指鹿为马”的荒谬。所以，在春秋战国到秦汉交接的时期，礼崩乐坏，中国文明处于转型期，这个转型既是内部的需求，也是外部文明的促进，正与今天中国的转型同构。今天的大转型是因为现代化与电子时代的到来，秦汉前后的大转型则是因为冶炼技术的全面普及，农业与大规模战争都因此走上新的台阶。
春秋战国时期可能是比较明显的第一个社会大转型时期，中国从相对原始的社会过渡到了一个有组织、有暴力统治的帝国时代。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是，秦汉之前的社会大概接近于今人熟知的西藏，十分淳朴；而秦汉之后，原始道义全无，中国社会展开新的一页。
秦朝作为新朝，自然讨厌喋喋不休颂扬周文化的儒家。焚书的道理，无非是让人们忘记前朝的意识形态。无论细节如何，“焚书坑儒”不是简单的好恶，而是个明确的政治事件，属意识形态之争。
秦朝确实在很多方面开拓了新局面，“车同轨、书同文”是其中最卓著的贡献，这也说明了秦朝在文明传播方面的精明：因为车与书是传播所需的交通、通讯的第一要件，它们的统一都需要通过国家暴力来强制完成。
秦人也带来了明显的坏风气—不讲规矩，他们甚至就是为了破坏规矩而来。“为政以德”“齐之以礼”在杀气腾腾的秦朝都不可能得到贯彻，新执政的游牧人总是以粗野的面目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中国上古时代积累的温文尔雅与贵族做派，之前尽管已经有所没落，但还是会顾及门面、遮遮掩掩，周朝尽管迁都后日渐没落，但还是一直维系传统礼德，而秦朝就“赤膊上阵”了。东周被秦灭，傀儡周王死得不明不白。
秦始皇把自己从“王”提格为“皇”是一种革命，灭六国与东周都是赤裸裸的暴力革命，可以说秦始皇是中国后来暴力革命的鼻祖。从此以后，在中国人人皆可为王。也因此，秦始皇为天下所不容，这或许也是秦朝短命的原因之一。秦始皇的全新革命必将遭遇前所未有的各种挑战。
中国历史的“统一性”
现代中国人早已习惯自己的历史，以为全球皆如中国一般，王朝频繁更替。事实并非如此，就革命性而言，中国在全世界可谓独树一帜。
欧洲曾长期处于天主教教廷的统治之下，日本主政的则为“万世一系”的皇家，相比之下，中国古人崇尚暴力革命的政治传统尤为凸显。也可以说，商替夏、周灭商就已经标志着建立政权的传统开始形成，后来周人又重新积累了八百年的“偃师”新传统。到秦朝，这种新传统被重新破坏，而且这是在记录清晰的历史时期，所以秦朝对于后世的政治“榜样”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秦只传一代就又被汉朝取代，通过暴力革命取得政权明显成为一种“中国政治模式”。这种中国特色的政治模式一直延续到20世纪。
秦始皇的统治不仅与暴力革命联系在一起，还与“专制”和“统一”这两个政治命题联系在一起。自秦开始，中国漫长的封建专制传统世人皆知，这是个涉及面极其广泛的庞大课题，其起因与延续牵涉多方面因素，“以暴抗暴，冤冤相报”可能是对这一政治传统模式极端反动的表现，封建专制与暴力天然地联系在一起。
“统一”这个主题可能也与专制有关。中国人最初的统一意识建立于秦朝人开拓的广阔疆域与大一统思想意识之上。夏、商、周三个朝代所占据的地方很小，无所谓统一。《诗经》有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先秦时代泛泛的所知之地都是王的，没有边界的概念。中国人真正有版图意识，知道天下之大，恐怕要从秦朝开始。所以，秦朝是一个真正的新王朝。统一，以及统一的边界在哪里，中国人在秦朝时期才第一次有了大致的概念。但是，秦的疆域比今天的中国依然小得多，北不过长城，西不过刚刚涵盖了兰州、成都与昆明一线，南边的海南岛与台湾都尚未纳入秦人的视野，而东北角的秦疆边陲就在沈阳一带。
地理和地缘导致的“大一统”
统一的国家是大国，大国统治需要强力乃至蛮力，所以封建专制与中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有人会说，中国放弃封建专制的前提是放弃大一统。但是，大一统难道就是“天命”吗？
自秦朝之后，中国屡次统一都涵盖了基本相同的地域。为什么会如此？为什么中国有大一统的情结？人们对此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我的看法是：主要是因为地理和地缘之便。
中国远离人类早期的文明核心西亚，所以不受外部文明的直接冲击；而印度直接面临西亚与中亚，所以历史上很难统一，这便是外部地缘条件的影响。中国西边的高原和沙漠向东部倾斜，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连续扇面，出了这个范围就难以纳入统一的范围。日本列岛、中南半岛以及西伯利亚高原都不在这个完整的地理扇面之上，所以中国的统一就止于这些边界。中国有其天然的地理范围，历代统治者是清楚这些边界的—出了这个边界，统治成本就要加大，甚至会血本无归。元朝尽管地域广大，超出了这个统一的地理扇面，很快就分崩离析；郑和下西洋无功而返，与此也应有一定的关联。实际上，这些边界也就是大多数中国人眼界所及的最大范围，这些隐性边界的限制也造成了中国人相对狭窄的视野。中国之大，也造成了“中国之小”。
纵观世界上其他地区，可以统一的地区一定都有相对统一的地理特征，即大致在同一个扇面之内，否则就不可能长期维持，更不能形成一种相关的文化传统。可以肯定地说，假如位于中国相对核心位置的大巴山或大别山海拔不是2000米，而是4000米，或者长江三峡不存在，那么中国的长期统一就不可能维持—终年积雪的高山一般会形成交通阻隔，没有长江维系，四川盆地与下游平原无法联系，整个长江流域也不能成为一体。这方面看看欧洲就更容易理解。整个欧洲的山水可以用支离破碎来形容，所以那里小国林立。欧洲“破碎”主要是因为海拔接近5000米的阿尔卑斯山脉对周边起到了分解与隔绝的作用，那里是几个国家的分界线。当然，众多的半岛地形也是分裂欧洲的天然地理要素。广袤的俄罗斯之所以可以无限扩张，就是因为在俄罗斯境内处于核心区域的最高山峰—乌拉尔山海拔不过2000米，而俄罗斯最高的高加索山恰好耸立在边境，这个海拔4000米的高山发挥了隔断作用。
地理特征是影响长期统一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专制是否可以成立的一个重要条件。中国的文化就建立在一个个相对完整、稳定的地理环境之内，所以，中国的许多文化特点实际上是由恒定的地理条件决定的。
另外，中国这个大致完整的地理扇面，其“扇柄”在西的特点，决定了东亚的文明将最终流向东方的“漏斗”平原，而洛阳到开封段的黄河流域，是北方最著名的两条丝绸之路在华北平原东西与南北的汇合点，所以，中原就成为中国的核心区域。这一特殊地势，使得文化可能长期保持只进不出，从而构成了中国包容而封闭的文化特色，因为文化一旦沉淀在东部，若再向外沟通，势必要承受地理上巨大的不便。中国之所以成为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中国，就因其建立于这样一个特殊的地理条件之上。
南北水陆的中西交通古已有之
汉朝版图比秦朝大，因其打通了河西走廊—事实上是控制了河西走廊。之前，河西走廊一直畅通，但人们并不清晰地知道它的存在，丝绸之路的发现其实是一位近代法国传教士的学术成就。即便是见多识广的司马迁，在以严谨著称的《史记》中也误认为是张骞“凿通”了中西，这个观念误导了中国人2000多年。事实上，西域的丝绸之路一直发挥着中西之间的沟通作用，只是这种交流随着时局的变化而变化，并非永远畅通无阻。
中国南方通过水路交通与西方的交流在商代便已存在，但这样的交流较陆路少。比如，四川出现的部分面貌为欧罗巴人（又称白种人或高加索人，主要分布于欧洲、亚洲西部和南部、非洲北部及北美洲北部等地）的三星堆遗址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中原的一些考古发现也证明了中国与东南亚沿海地区的联系。罗马人的船在汉代才到达中国南海，但这样的船队所需的经济、技术与政治支持可能难以长期维持。所以，无论是陆路还是水路，古代直接的远距离沟通极少，而且颇具偶然性，大多数的东西方交流以及此类的长途交流，都是通过短途分段交流连接而实现的。这样的交接犹如一种原始咬耳朵式的信息传播，最后就会造成信息失真，以讹传讹，神乎其神—《山海经》里面千奇百怪的物种，可能就是类似的传播方式导致的结果。
远东是相对独立的一个地区，凭借农业时代的交通工具，一般人都走不出去，只有极少数人在信仰或其他特殊的条件支持下，才能够如唐三藏那样周游列国。
“汉人”是一个文化概念
带有文化本位的“中国心态”应该是从秦汉时期开始的。宽阔的疆域与丰厚的文化积累都给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充分的自信。秦朝之后的汉朝使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民族—汉人诞生。由于汉人居于中国地理的核心区域以及其占据人口之比最大，从此“中国”与“汉人”几乎成为同义词。其实，“汉人”并不是个血缘概念，不过是不同时期的不同人拥入中原地区后的人群总称，融合之后就有了一些文化和生理上的统一性。
汉人的产生确实也不是偶然的，而且汉人理应是中原农耕文化的代表，因为刘邦就有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没有游牧背景的统治者。他实际上不是来自黄河流域，而是来自偏东南的江苏境内。当然，考虑到黄河也曾经与淮河、长江并流，刘邦所处的淮河流域也可以视为黄河流域的外围。这个皇族的出现，象征着华北平原的文明力量与北方游牧人的抗衡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刘邦将他的王朝定都于关中西安。为什么西汉定都于西北而非刘邦的家乡？除了关中地区原先就是帝都这一便利条件之外，刘邦的考虑肯定与秦始皇是一样的：当时的人类文明核心依然在中国的西方，并且当时主要通过陆路传播文明，所以首都必须选择在西北，丝绸之路在当时的巨大作用说明了靠近西部选择都城的必要性。
人类早期文明核心在中东，与之地理相连、交通方便的中国北方草原就成为一个长期向远东输送文明的通道，这形成了丝绸之路最北的草原之路。就在这条道路上，从西方传来了驯马技术、冶金技术、麦类种植技术等。秦汉以后，中原农业文明逐渐强大，同时，随着西亚文明的衰落西移，文明核心通过地中海转移到欧洲，亚洲北方草原的文明相对于中原愈显落后，他们的负面作用也越来越大。匈奴便是秦汉时期已显危害性的一支西北游牧民族力量。
气候引起全球农牧线的波动
北方草原民族对中原的侵袭有许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并不太为常人所知：全球气候在近几千年内从高热潮湿到干冷不断波动。每年平均1°的气温变化都会引起农业文明和游牧民族社会动荡，而这样的波动一直在发生着，只是间隔的时间不一。历史上中国几次大的南北战争及社会动荡都与当时气候的强烈波动有关。全球气候变冷倾向直到20世纪才开始逆转，“地球变暖”成为今天人们的热门话题。
历史上气候的变化明显。商朝时，大象还生活在黄河流域，甚至河北、内蒙古一带都有象骨发现，但到了春秋时期大象就被寒冷的气候赶到了长江一线。而今天大象则只生活于中国南端的云南了。
所有的生物都是环境的产物，人也一样。随着气候的变化，中国北方地区的农牧分割线也在不断变化，这个环境问题最终表现为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国内地农民之间的拉锯战。这个倾向致使中国文明一次次毁灭又重建，并最终使中国文明重心不断向南推移。
中国地区文明向南推移的现象也是旧大陆的整体现象。自从人类使用马匹以来，草原民族如虎添翼，交通与军事能力大幅提高，他们是这一新事物的最大受益者。直到现代化开始，新的交通工具与军事手段在科技推动下全面更新，游牧人统治世界的格局才得以彻底扭转。
公平地说，仅就匈奴与内地汉人之间的关系来看，更像是中原人先侵犯了匈奴的利益。秦时的长城最西北处就在兰州附近，河西走廊本来在外族手中。中原人可能是为了打通西北和中亚，联通文明渠道，抢占了河西走廊这条“细脖子”要道。之后匈奴人在民歌中哀伤地唱道：
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失我焉支山，令我妇女无颜色。
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
焉支山就在今天的甘肃省山丹县一带。这个事实说明了远东地区对于西方文明的渴望，同时也说明了中原文明在秦汉时期达到了一定的强势，可以维持这样一条文明黄金通道。这条通道是中原人的文明出气口，没有它就不能成活。所以，中国古人在那里上演了一次次残酷的争夺战。
秦汉以后，中国政治激进、文化保守
有人说刘邦是个“流氓”，他利用了项羽的“贵族风度”，最终取得了楚汉争霸的胜利。一步之差，中国人的主要构成就可能会变成“楚人”而非“汉人”，而中国文化的主题也会变为“楚文明”而非“汉文明”。不过，我还是更支持“汉文明”，因为此时长江流域的“江东文明”还相对单薄，不能代表中华文明，中华文明还需要在黄河流域以及淮河一带继续盘桓一段时间。
陈胜、吴广发起的农民起义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标志性作用。因而，他们俩才是平民暴力夺取政权这一政治模式的真正奠基人，而秦始皇只是他们的启蒙者。秦朝的覆灭与汉朝的出现，都发轫于这两人发起的农民起义。
陈胜、吴广是两个见多识广的河南农民，尤其是陈胜，从小就胸怀“鸿鹄之志”，是他第一个提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革命理论。他们本来不服秦二世取代应该继承王位的长公子扶苏，上梁不正下梁歪，所以他们也要篡权，要自己做皇帝，推翻刚刚建立的秦王朝。刘邦则是后起得利者。
之前的中国社会可谓一个“敬神”的社会，似乎在秦汉之后，对神的敬畏之心渐弱，以至于人们对天子的敬畏亦大打折扣。“天子”本身就具有一种神性，如日本的天皇一样。
在理性未起的愚昧时期，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周朝风雨飘摇近800年，嬴政一旦推翻了周王朝，那么任何人都可以效仿他而推翻新朝，多米诺骨牌效应就因此而出现。
周人灭商，将之归为“天意”，为了表示自己不敢与曾经的“天子”商皇室比高低，周王室甚至自降身份为“王”，他们始终不敢称“帝”。杀“天子”更是违背当时宗教思想和意识形态的行为，所以纣王并非为周人所杀—起码传言说纣王是自焚而亡。其他朝代里也几乎无人敢明目张胆地弑君，这种政治习惯一直到“五胡乱华”时期才真正被打破。周王室之所以苟延残喘近800年，到后期羸弱不堪但无人敢碰，或多或少都与这种“天子神圣”的思想有关，而且这也说明周人建立的传统已经产生了约束力。
尽管秦始皇由“王”升格为“皇”已是僭越，灭周更是本质性革命，但毕竟秦始皇本身也是一小国之君，所以，从陈胜、吴广起义建立国家“张楚”，到刘邦建立汉王朝，与秦朝相比，革命性质再次升级，成为完全的农民起义。
这种平民暴动建立政权的政治哲学，这一次次内涵接近的暴力革命形式，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之后的社会格局，从政治、经济、文化一直到教育和审美，都受到了这一政治哲学的波及。这是世界上其他地区都不曾有的一种独特局面。所以，秦汉时期真正奠定了之后中国的文化格局与品质。
自秦汉之后，中国历史上一贯政治激进、文化保守。政治上不断发生彻底的革命，但是由于地缘与地理的特殊情况，对外交流不畅，中国的文化思想反而日渐保守起来。
秦汉至清末是中国文化保守期
文字是文明的基础与标志。中国人之所以经常自诩“文明延续不断”，就是因为从甲骨文至秦统一后的篆书再到今天的简体字，文字都是连续的。其实，今天的中国人除了极少数专家，没有多少人认识甲骨文。汉字的变动也是非常大的，在东周到秦朝时期曾发生了巨大的变革，类似的文字改革也发生在埃及这样的国家里。“变”显示出受到新的冲击越大，进步越快，但是中国人将这种缓慢的变化看作一种正面的、令人骄傲的“历史延续”，这种观点有些片面。类似的文化保守可能有许多原因，但中国的“祖先崇拜”习惯可能是其中之一，因为祖先的制度都不能变。
汉代文字从篆到隶，进入成熟期，当时文与字已与今天相差无几。中国今天可见的古文多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最远的可达战国，春秋少见。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所继承的文化传统多是从汉朝开始的。
从秦汉到清朝，中国的文字与书面语法一直没有发生本质性转变，直到20世纪初期白话文出现。文字改革一般标志着深刻的社会变革。从这个角度而言，从秦汉到清朝可能是中国最为保守的一个时期，也是一个相对统一的发展时期。在我们可见的历史时期中，秦汉时期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辛亥革命之后到今天是另外一个大变革时代。
处于春秋战国之交的孔子治“六经”劳苦功高。有学者指出，春秋前后才出现“汉语有效文字”，这使得生逢其时的孔子集中国文化之大成[ 参见黄奇逸《历史的荒原：古文化的哲学结构》。
]。孔子这位2500年前的山东鲁国人，代表着周文化的保守思想，影响了整个中国历史。
汉朝最突出的文化改革之举是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以后，中国的文明和命运都沿从这条2000多年前的政治思想。从普通百姓的生活到士子们的理想，尤其是政治与文化，皆受儒家教化的影响。故而孔子在中国有“素王”—没有政治权力的“思想王”之称，也相当于一位中国地区永远不死的教皇，不过他也只不过是封建王朝手中的一个不断被涂漆刷新的傀儡。
中国的传统不会允许有一个活着的教皇。虽然自西汉开始，历代孔家都有一个明确的继承人“衍圣公”，但他们都没有发挥政治制衡作用，而仅仅是一个文化象征。儒教也不过是个摆设，所以最终演变为促进专制统治的工具之一。
西方的教皇之所以可以与西方世俗皇帝分权，是因为欧洲的特殊情况。中国从秦汉时期就开辟了暴力革命的政治更替模式，相较而言，欧洲从法兰克帝国开始，政治和宗教一直密不可分。这种政治结构是对以基督教为国教的罗马帝国的模仿，“君权神授”使得欧洲的政权更替更为和缓，远不如中国激烈。这个传统也与最初罗马帝国在蛮族冲击下走向没落时，君士坦丁大帝不得不求助于基督教会的事实有关，基督教会的这一恩情支持了其在欧洲大陆的权力延续。而中国的孔丘却是被强大的汉王室挖掘出来的，所以孔家对历代王权唯有俯首听命，若有违反，孔家随时都可能威信扫地。
中国的传统政治结构
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形态一直被认为是世俗王权，这其实是个错觉。实际上，中国的传统政治结构有隐蔽的“政教合一”性质。一般的“政教合一”中，宗教是高级形态，而中国的宗教只是一种原始崇拜形态而已。中国人称呼皇帝为“天子”，这里的“天”就是一种原始崇拜。
“天”的概念是从万物有灵时代开始的，至少在商周时期已经在中国出现，到周代有比较明确的皇帝代称—天子。这一称谓表明了中国的统治者不是凡人肉胎，他们是带有超验形态的神，是“天帝之子”。每朝开国皇帝也都会给自己编造一些神话故事进行包装，以说明他们并非凡人。社会学家韦伯干脆将中国皇帝比喻为“大祭司”。中国的专制之所以能成为传统，原因有很多，其中超稳定的“政教合一”结构为之做出了隐蔽的贡献。
就在同一时期，或者更早期的犹太教中就已经出现了“弥赛亚”或“基督”概念，这就是“天子”的西方版本。中国的“天子”这一文化概念与西亚可能是同源传播的关系，而传播的途径可能是通过伊朗地区来实现的。
西方的世俗皇帝从中世纪开始必须得到教会加冕才具有神圣权力，才具有合法性。西方与东方一样，都要借助超验的宗教势力。但是自从儒教树立后，中国的新君上台后不是先拜天地神圣，而是先到文庙尊拜孔圣人，这就构成了中国政治结构中的隐性三足鼎立：暴力支撑下的强权、超验的天子崇拜，以及儒教。
孔子在中国文化中同时具备教育家的身份。“独尊儒术”的汉朝确实在教育方面继承了孔子的精神，他们开办了高等教育学府“太学”，学习内容自然也是以儒学为主。
在这样的教育指导方针下，太学与西方教育的代表—古希腊的私人教育一开始就有了很大的差距，因为古希腊人对于不同的思想体系并无差别对待，一概以真理为旨归。这种区别的本质是：一种是世俗的，另一种是超脱于世俗的，唯以真理为标准。不过，不能说“世俗”就是庸俗或不道德，比如自古中国知识分子追求气节，从不食周粟的伯夷开始就树立了以现实为起点的标杆，但这种精神确实与真理无关。这种现实姿态是儒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最终归于“忠君”一脉。
以现代标准来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肯定属于“政治不正确”，但若全都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古人就几乎没有什么是正确的，即便对于创造汉字这样的丰功伟绩，也可以这样质疑：为什么没有采用更为便捷的字母文字呢？所以，对于孔子的功过，我们也应该“历史地”看待。
有哲人曰：“个人只是历史的人质。”所以，后人谴责前人过甚是错误的，过分的批判除了泄愤也往往没有多少价值，应该多向前看。
客观地说，宗教是农业社会趋向成熟的一个标志，也可以说是先进文明的标志。轴心时代之后，旧大陆地区只有三个成熟的文明区，它们的典型特点是：欧洲趋向基督教，西亚皈依伊斯兰教，东亚儒教化（同时辅以佛教和道教）。可以说，没有儒教就没有今天的中华文明。有人会说儒教不是宗教，但事实上儒教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宗教的社会角色。
现代化这波文明是以颠覆宗教为特征的，颠覆发生晚了就是落后的象征,因为颠覆就是革命。欧洲全面完成基督教化大约是15世纪的事情，但到了16世纪，“新教”革命就在德国开始了，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都向着颠覆宗教权威的方向发展。中国人“打倒孔家店”是从1919年开始的，这表明中国人在儒教成熟之后没有足够的改革，其颠覆更比欧洲晚了几百年，其文化保守性可见一斑。其他文明板块有的至今未动，则更落后。无论如何，迟迟不能颠覆儒家的责任不能算在孔子的头上，正如“独尊儒术”亦非其本意，这是中国文化的不幸，也是中国的宿命，因为对中国文明起决定作用的可能是恒定的地理地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