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末年，中国经历了短暂的社会动荡，从25年东汉建都洛阳到220年，在这近200年的时间里，东汉大致持续了西汉的方针政策与文化思想，使孔孟思想得到进一步巩固与发展。
东汉：中国文明核心归位中原
一部文明史，就是一部交流史，一部交通史。自汉朝以后，人类的水上交通工具日益先进，欧洲人在汉朝时期已通过水上交通工具来到了中国南海。
东汉建都洛阳从宏观上反映出中亚文明通道的渐趋衰落，原先的世界文明核心已经悄然离开中东。从公元前3世纪亚历山大领导的短暂的希腊帝国到之后的罗马帝国，标志着当时世界文明的核心转移到了欧洲地区的地中海北岸，而且世界之都也转移到了地中海西部的意大利半岛。罗马帝国与东汉的交流途径中，快速的水路占据着很大的比例，不过这依然是由分段航运连接起来的长途交流，而且陆路也依然占据着主要位置，无论如何，世界文明的核心西移已成定局。
中国的首都离开西北，归位于中国地理的真正核心—中原，这确实受到了水路的影响，但并非是洛阳与罗马的直接联系引起的，而是因为中国沿海的经济受到外部刺激，开始茁壮成长。长三角与珠三角在此期间明显进入飞跃发展阶段，甚至环渤海区也在汉朝时期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中国内部的地缘形势也随之发生相应的改变。
这个时期出现的“门阀制度”以隐约的形式在中国发育，这是汉朝几百年的社会积累，也是生产力得到发展的表现。财富长期积聚于一些官宦手中，贵族势力逐渐形成，在一定时间内他们对于中国社会形成了稳固与制约的双重效应。汉朝时期艺术大兴，科技发展，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鼎盛时期。汉朝末期一直到三国期间，平民越来越显示出对最高统治权力的疯狂野心，动辄就有人出来独树大旗，称王称霸。汉朝末期显示出一种“传统”的模样，而专制传统正随着这一模式在加强。
三国：群雄争霸
群雄称霸的三国时期（220—280年）随后到来了。
曹操是三国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政治领袖。这个不具有皇族血统的军事首领是暴力革命与传统礼教之中扭捏最甚的人：他肯定胸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信条，但是面临几百年汉朝的传统势力，如何建立自己的天下而免受儒家思想熏染的汉人的谴责，成为他终生考量的政治命题。代表汉王之后的蜀王刘备最弱小也最委屈，反映了正统的无力；位于长江口的吴国显示出勃勃生机，反映出中国沿海的生命力。
三国的版图变更很有意义，吴的兴盛显示了中国文明全面而深入地推至长江流域，而蜀地也在长江流域，吴、蜀、魏的鼎立对峙明确无误地告知人们，中国文明的重心在此时不仅已经东移，而且即将南移。西方沿海地区的变化肯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了远东地区，“蝴蝶效应”在古代同样存在。
势力最大的魏国是三国中唯一的北方国家，魏以黄河中原为核心活动区域，代表人物是人种可疑的“白脸”曹操，这说明了当时的中国文明核心依然盘踞于中原。《三国演义》里“碧眼紫髯”的孙权领导着长江下游人种复杂的吴国。吴以及连带的越文化一直延伸到东南亚地区，在这个区域内，巨目浓髯的男人遍布社会各个阶层，在包含吴国在内的“六朝”陶器上处处可见这个人种的形象，沿海的吴越人与西亚的水上联系由此可见一斑。
至西晋（265—316年），中国文化的核心依然没有离开黄河流域。
情况在4至5世纪发生了质的变化。西晋变更为东晋（316—420年），中国汉文化的继承者晋人被游牧人驱赶至淮河与黄河以南，他们最终定都于建康（今南京）。这实际上是魏与吴的一次合并，但文明重心从中原转移到了吴地。这个事件通常被看成中国文明受到的第一次撞击。事实上，这样的事件可能以前发生过不止一次，只是限于条件而没有被清晰准确地记录，因为长三角所在的吴越地区并非是突然之间兴盛起来的。中国内部的南北交流很早就出现了，只是达到一定的程度才会发生质变而已。
五胡乱华：游牧民族南下
从4世纪开始，很可能是受更加猛烈的外部因素影响，如气候、新的文明因素等，北方游牧民族纷纷南下。“五胡乱华”开始，中原沦陷。“五胡”一般被认为是匈奴、鲜卑、羯、羌、氐等北方游牧民族。在历史文献中，“五胡十六国”几乎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残暴无序的一个时期，杀人无数，血流成河，其中以羯胡人石勒及其侄子石虎建立的后赵王朝最为凶暴[ 2011年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了《石勒皇帝与羯胡人之谜》，作者石旭昊先生自称是石勒皇帝的第69代长孙，他在家族秘史面临失传的情况下花费长达30年时间，研究并揭示了这一秘密：石勒及其家族，包括石虎，皆有犹太人血统。这本书从犹太人在中国的历史及语言现象分析，可能早在商周时期他们的先辈就已抵达中国，如鲜卑以及一些匈奴支系，他们后来融合进中国北方的各个民族，成为今天中华民族的一员，而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安徽等一些中原官话区基本上就是希伯来语言影响区，比如“俺”就来自希伯来语“an”。笔者则怀疑春秋时期中山国的白狄也是犹太人。另外，周朝文化中也带有浓重的犹太色彩。
]。中国历来有平民造反称王的传统，而后赵王朝可谓这方面的极端典范，因为石勒连普通平民都不是，而是奴隶出身。
来自东北的鲜卑人于439年占据中国北方，完全囊括了黄河流域的版图，史称“北魏”。这是东北方向的少数民族第一次进入中国的政治视野，它标志着地缘政治的某种新变化。从此之后，东北少数民族一再成为中国的统治者，这有两大原因：其一是北方游牧人善骑，战斗力强；其二是在近几千年内，全球气候在这个时期相对寒冷，受到极冷寒潮袭击的东北游牧人比西北人经受了更为严酷的考验（旧大陆同纬度之上越东越冷），迫于生存压力，他们只能往南方发展。
历史上，任何国家或民族都不是单一形成的，也不是单靠纯洁就可以保持“文明”的，相反，一些入侵造成的融合可能带来新的活力与新思维。比如，今天统领全球的西方文明就是由欧洲历史最短的一个蛮族—日耳曼人最先创造的，如今最发达的国家都集中在这些“野蛮人”的活动区域里。尽管历史短并不光荣，但历史长也不见得是绝对的优势。实际上，世界上遍布衰败落后的古老王国，这说明了新与旧、长与短的复杂性。当然，一再地被野蛮民族征服，文明的积累也必将遭到损害。
定都于洛阳的拓跋氏统领北魏的同时，长江流域易主为宋，建都南京，是为南北朝（420—589年）的开端。宋的开国皇帝刘裕自称是刘邦后裔，以此宋确认了根脉所系，表明了对汉文明重新归宗的态度。
从宏观上看，文明的一个标志应该是野蛮残暴程度的降低，如周王朝继承了商朝“不能酗酒”的规定，商人所推崇的人殉习俗也在周朝得到遏制；古人对待犯法者以牙还牙，断人手足等酷刑实属寻常，到近代社会，人类却开始思考是否应该废除死刑。不过，刘裕在历史上的残暴却是闻名天下，吃人在当时的社会已为常事。所以，“五胡乱华”时期的中国文明自然走向倒退。
“五胡乱华”这大约一百年的时间，对于中国古文化的冲击是致命的。很难说商替夏、周代商是不是同样经历过如此的冲击，起码我们知道秦始皇统一六国也以残暴著称。另外，我们也不会忘记黄帝将蚩尤腰斩后，又将其部落驱赶至千里之外的大西南的传说。所以，中国的几千年文明史中可能充满了类似的冲突与暴乱，而且总体是北人南下的扰乱。
北方的大规模战乱，一次又一次地将最早生活在黄河流域的文明人赶向南方蛮荒之地，这方面自秦已有所记载。这些南下的文明人不仅促进了南方经济增长，而且部分人在长江流域或岭南地区构筑、沉淀而成为新的文化群体，如苗人、客家人，这些人的语言和生活习俗最终与中原故地的人们产生了明显的差异，因为中原地区受到了一次次地全面深度胡化。
文明重心南移，导致大规模的“衣冠南渡”。文明礼仪在北方尽失，在南方恐怕也“衣冠不整”。中原再建的王朝也不得不“礼失求诸野”，一次次的恶性循环导致中国文明越来越野蛮化。暴力革命的政治传统与北方草原民族不断驱逐中原文明南下的双重灾难，动辄将一切文明积累彻底摧毁，也使中国历史之长变得几乎毫无意义。历史之长短与文明高度之间没有必然的关联，历史悠久的文明也可能发达程度很低。我认为主要原因为“风水不利”—东西看交通不便，南北看风口浪尖，两项相加。
“儒、释、道”进入成熟期
少数民族入侵的同时带来佛教这一外来宗教。从这个角度讲，这次“五胡乱华”倒也促进了中国文化的更新。
中国文化的三大支柱“儒、释、道”在这个时期进入它们各自的成熟期，之后的中国文化主流就没有发生过更大的变化。在宗教方面，基督教已经深入欧洲，现代化的排头兵—英国已经有一半人信奉了基督教，巍峨的坎特伯雷大教堂在圣奥古斯丁的支持下耸立于英国的土地之上，自此以后，教堂成为传达西方文明与学术的圣地。最重要的是，各地基督教会与罗马保持的频繁联系，促进了文明在欧洲的传播。
佛教徒本来是可以吃肉的，但在梁朝发生了有趣的变化。梁武帝萧衍可能是历史上最为虔诚的佛教徒之一，他不仅提倡素食，还倾其所有献于佛事，导致国家衰败。萧衍86岁饿死在净居殿内，之后梁国便日落西山。
萧衍佞佛而失国的案例说明了佛教在中国不能制约国家政治，也不能促进国家发展。佛教极端“出世”的特征使信仰佛教的统治者都以放弃统治为终点，不光是萧衍，还有清朝的顺治皇帝，都因佛事酿成政治悲剧。
包括佛教在内的宗教是文明的标志，是人类文明在农业时代的必然产物。中国本土的道教大致产生于汉代，与世界几大宗教相比，产生的时间并不算晚，但与西亚附近的一些宗教相比则晚很多。这标志着在青铜时代之后，中国文明基本上与西方世界文明保持着同步。假如说在文明起源阶段东亚地区相对西亚落后的话，那么在秦汉时期中国就开始与西方比翼齐飞。汉朝确实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巅峰期。
尽管萧衍因为佛教导致了个人悲剧，但是他所处的时代促进了中国正统汉文明在南方继续发展。当时上至皇帝，下至王公贵族，皆以儒雅为荣，人们普遍注重文化素养。在萧梁统治的55年时间里，涌现出了一大批有重大成就的文学家，如《昭明文选》的作者萧统、《宋书》的作者沈约、《南齐书》的作者萧子良、《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诗品》的作者钟嵘，以及文学名士江淹、陶弘景等。总之，萧梁一朝的文学之盛，在中国历史上可能只有盛唐和北宋能与之比肩。
有时候，文明可能意味着文弱，而野蛮则意味着蛮勇。在尚武的古代，当文明与野蛮较量时，胜负就难说了。南北朝期间，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最终冲破长江中游，直逼北部湾，汉人在梁朝（502—557年）前后甚至被逼进海南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