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桑之富，衣被天下
由于南北技术的交流，宋代丝绸的产量和花色品种，较前代都有明显的增加，并且丝织品的花形、图案、质量及风格都有很大的创新。
宋代丝织品种类繁多，有绫、罗、缎、织锦、纱、绢、缂丝等。因为宋沿袭唐制，仍规定以绫为官服之用，所以，绫产地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品种也大大丰富起来。除了原有的仙纹绫、越绫、白绫、白编绫、方纹绫、狗蹄绫、柿蒂绫、寺绫等，又增加了梓州(今四川三台县)的白熟绫、白花绫，蓬州(今四川仪陇县)的综丝绫，阆州(今四川阆中县)的莲绫，荆州(今湖北荆州市)的方纹绫，宣州(今安徽宣城县)的熟线绫等品种。在宋代，绫除了用于服装外，也常被用作书画经卷的装潢封面。
织罗技术在宋代可以说达到了巅峰状态。宋代罗的名目繁多，技术进步，成为当时的著名织物，被称为“宋罗”，且多为贡品。“宋罗”的名贵品种很多，有成都的大花罗，蜀州的春罗、单丝罗，婺州的暗花罗、含春罗、江边贡罗，东阳花罗，越州越罗，还有润州和常州的孔雀罗、瓜子罗、菊花罗、宝相花罗、春满园罗等，而织罗署出产的云纹罗更是风靡一时，精美绝伦。江南一些庵堂的尼姑也加入了织罗的行列，她们生产的产品就是驰名的“尼罗”。
缎，是指缎地丝织品，缎织物在宋代也达到了鼎盛时期。宋代的缎织品非常华丽，柔软而有光泽，如果再同多彩的织锦技术相结合，就是丝织品中最华丽的“锦缎”。“雀鸟纹价重，龟甲样式新，纤华不让于齐纨，轻楚能均于鲁缟，掩新蒲之秀色，夺寒兔之秋毫。”这是诗人张元晏对用缎织品做成的衣服的描写。
众多面料中，宋代织锦是最上乘的一种面料，品种多达百余种，著名的有成都的蜀锦，苏州的宋锦，南京云锦、织金锦等。
宋代织锦以成都蜀锦最有名，蜀锦的著名品种有几十种。
蜀锦在色谱方面也有自己的特点，常用色有青绿、鹅黄、金周鸟、紫皂、绯红、翠池、雪花、玛瑙、真红色等，其中真红是蜀锦独具的特色。
除传统的蜀锦外，在宋代织锦工艺中还有两朵奇葩，即金锦和宋锦。金锦是宋代开始盛行的纬三重起花的重纬织锦，是唐代纬起花锦的发展。由于其花纹图案主要继承唐及唐以前的传统纹样，故又被称为“仿古宋锦”。加金织物大约在东汉已经产生，成熟则在宋元时期。宋代的加金技术，已经有18种之多，如扁金、圆金、捻金等。尽管如此，加金只是增加富贵成分而已，科学与艺术的因素并不大。另外，在宋代，金饰丝绸是尊贵和权势的象征，在章服制度里，严禁民间穿用带金的织物。
宋锦的中心产地主要是苏州以及以湖州、杭州为中心的江南一带，它是蜀锦之外具有鲜明特色的第二大名锦，主要用于装裱书画。
真正值得赞美的是缂丝，缂丝的魅力在于能够逼真地织出绘画作品。缂丝是一种珍贵的丝绸产品，在花纹部采用通经回纬的方法织制，织法和“织成”相似，所不同的是“织成”的花纹部有通纬，缂丝没有通纬，因而在花纹和地纹的连接处出现明显的断痕，像刀刻一般，“缂丝”因此得名。古代又称“刻丝”、“克丝”、“丝”、“刻色作”，日本人称“缀锦”。
宋代丝织名品很多，围绕这些名品，还有不少有趣的传说呢。“毫州出轻纱，举之若无，裁以为衣，其若烟雾。”这是陆游对亳州名产轻纱的描述。如此精美的轻纱，整个毫州只有两家能织造。这两户人家因为害怕织造轻纱的技术流失，就世代通婚。从唐代到宋代，历经三百余年，织造轻纱的技术一直在他们家族内传授，实属不易。
另外，宋代刺绣工艺也高度发展，福州南宋黄昇墓出土的衣服，一般都用刺绣花边沿边。题材以写生花卉为主，并将一年四季的各种花卉组合成“一年景”的花饰，对后世也有很大的影响。
随着印染业的发展和印染技术的不断提高，染缬加工呈专门化，已经能生产出将泥金、描金、印金、贴金和敷彩相结合的印花织品。当时还出现了一批专门雕造花缬(印花版)的工匠。如宋代官僚地主唐仲友在家乡婺州开彩帛铺，套用公款雕制印花版印染斑缬。洛阳贤相坊民间也有著名的李姓印花刻版艺人，被称为“李装花”。 棉纺织业在宋代是一个新兴的部门，但发展势头却很好，云南、广西、广东的斑布(印花布)闻名全国。《古今图书集成》中的《苏州纺织物名目》就讲到南宋宁宗嘉定年间(1208年～1224年)，嘉定安亭镇有归姓者创始药斑布，“以布夹灰药而染青；候干，去灰药，则青白相间，有人物、花鸟、诗词各色，充衾幔之用。”药斑布又名浇花布，就是现今民间的蓝印花布的前身。这种印花布，是民间妇女重要的服装面料。
总之，宋代织物一方面承袭了唐以来的传统风格，一方面又兼有更多的创新，具有轻快、洒脱、典雅的艺术风格。·关于大裘冕的争论
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的服饰制度规定：皇帝的冕服为衮龙衣，绛纱袍，通天冠。可是，在开宝年间，有人别出心裁地在冕服的后面加上珍异巧缛，理由是冕服上没有宝锦珠翠的装饰。就是这个不遵古制的装饰引发了第一轮的争执。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几位掌管礼仪的官员和各地有名望的大儒发觉这种做法有违祖制，就提出不同意见，奏请皇帝讨论。但是这场争执却没有什么结果，理由很简单：承袭的时间太长了，要改也不太容易。
然而，这个“珍异巧缛”引起的麻烦并没结束，几年以后，有大臣再次提出意见，要求去掉烦琐的装饰，还服饰一个本来的面目，但掌管制作冕冠衮服的官员却不买他的账，一切照旧。后来，又有一些不见黄河不死心的儒生，不遗余力地继续抗争，他们向皇帝献上仿照古制画成的冕冠衮服的图样，请求皇帝恢复古制。功夫不负有心人，到了宋仁宗景祐和康定年间，皇帝的冕服制度到底还是做了一次修改，但是不是为了去掉繁琐的装饰，却不得而知。重新制定的服饰制度除了对冕冠的尺寸、质料、颜色以及衮服的纹章等做了新的规定以外，还对百官的朝服制度做了调整。
这次改动又引发了一场争论。那是在元丰年间，争论的话题大概是关于大裘冕的配套装束问题，当时的场面也很激烈。朝廷的礼官和各方的大儒都引经据典，各抒己见，其中以光禄寺丞、集贤殿校理官陆佃，礼部员外郎何询直的意见最有代表性。最后，陆佃的意见占了上风。陆佃认为穿大裘和穿裘服时·谨严有序的宋代官服
宋代一般官员的服饰就没有皇帝的冕服那么复杂了，也没有引起什么争论。因为皇帝有可能关心自己的服装式样，绝没心思关心臣子们穿什么衣服，只要不越礼制就行了。所以，掌管制作冕冠衮服之外的大臣们也就没理由、也没有必要再枉费心机地去考虑官服的式样了。另外，作为臣子，根本没有资格挑三拣四。总之，怎么规定怎么穿，就绝对错不了。
宋朝官员的服饰开始时仍然沿袭晚唐的服饰制度，直到新制颁布后，才逐渐将服饰分为祭服、朝服、常服、时服(按季节颁赐文武朝臣的服饰)、戎服以及丧服。但是服饰制度却明确规定：不同的场合要穿不同的服饰，不同的等级也有不同的服饰要求。最能说明问题的当属官员的朝服和公服。
宋朝官员的朝服沿袭了唐代官服的特点，朱衣朱裳，里面穿着白色罗中单，外面扎系罗料的大带，还有绯色罗料蔽膝，身上挂着锦绶、玉佩、玉钏，脚上穿着白绫袜黑皮履。朝服的样式是统一的，官职的高低是以搭配的不同来区别的。主要是在有没有禅衣(中单)和锦绶上的图案体现级别变化。官员穿着朝服的时候，必须戴进贤冠、貂蝉冠和獬豸冠。不能戴别的冠，更不能不戴冠。进贤官的梁数也有所增加，最高的有五梁冠，最低的有二梁冠。手里要拿着笏(就是手板)，穿紫红袍的官员用象牙笏，穿绿袍的官员用槐木笏。一开始的时候，笏是比较短而厚的，后来就用直形的了。
宋代男子除在朝的官服以外，平日的常服也是很有特色的。常服在这里指“燕居服”(即居室中服用的衣物)，因此也叫“私服”。宋代常服基本承袭唐代的款式：曲领(圆领)窄袖，下裾加横裥，腰间束以革带，头上戴幞头，脚登黑色的靴或黑色革履。也有大袖、衣身长至地面的，这是改进后的式样。宋朝官吏的燕居服与平民百姓的形式上没有太大区别，只是在用色上有较为明显的规定和限制。如九品官以上用青色，七品官以上用绿色，五品官以上用朱色，三品官以上用紫色。到宋神宗元丰年间，用色稍有更改，四品以上用紫色，六品以上用绯色，九品以上用绿色。按当时的规定，穿紫色和绯色(朱色)的人，都要配挂金银装饰的鱼袋。穿公服的时候，职位的高低就用这个东西来加以区别。宋代官服中最有特色、最有创新的是男子的首服——幞头。无论是皇上还是文武百官，除了参加祭祀典礼的时候需要戴冕冠之外，一般都戴幞头。幞头分为直脚、局脚、交脚、朝天、顺风一共五种。幞头的名称很多，有交脚幞头、曲脚幞头、宫花幞头、牛耳幞头、玉梅雪柳闹鹅幞头等。官吏上朝面见皇上时带的幞头大多是直脚的，有一尺多长的帽翅，这种幞头还有一个名字叫“交头接耳”。据说，这是皇帝为防止官员上朝时交头接耳而专门设计的。这种幞头是方形的，上面有一折，幞头后背的左右两侧各伸出一只脚，用铁丝或者竹篾为骨，后来慢慢把脚加长。这种幞头貌似庄严，其实在官员群聚的朝廷，甚为不便。至于地位比较低下的公差等都戴交脚或局脚幞头，乐官则戴牛耳幞头、银叶弓脚幞头等。
这个时期的幞头已经完全脱离了隋唐时期的巾帕的形式，而变成一种帽子。在当时的手工作坊里面还有现成的幞头出卖。
另外，宋朝冠服与唐朝的还有一点不同，那就是从宋朝初年开始，官员穿朝服时都要在脖子上套一个上圆下方的“方心曲领”，就像儿童脖子上戴的锁片一样。
细数宋代官服式样，和唐朝的相比确实没有什么创新和发展，所以没有争论也是必然的。·王仲行易带辞行：
配饰的等级
宋孝宗的时候，吏部尚书王仲行被罢免官职调往外地。王仲行原来是三品以上的高官，佩戴的是金带佩鱼。他在离开京城之前，去朝廷的阁部辞
行。门卫看见他依旧佩戴金带佩鱼，认为不符合制度，拒之门外，不让他进入。王仲行没有办法，只好忍气吞声，解下了佩鱼，门卫仍然不买他的账。王仲行只好又退了一步，把金带换成了红带。门卫还是不让进，王仲行再把红带换成了皂带，门卫才勉勉强强地放行，让他进去了。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宋朝配饰制度的严格，做哪一行，处在什么位置，就得佩戴相应的配饰，绝不可以乱来，否则不但会让人耻笑，还会遭到别人的辱骂。
宋代官服中有明确等级之分的配饰主要有腰带和鱼袋等。腰带一般分为前后两部分，一部分钻有圆孔，用来穿插扣针的，两端用金银作为装饰，名字叫“铊尾”。穿戴时两端的铊尾必须朝下，以表示对皇帝的臣服。另一部分缀有一列并排的“銙”，是用来区分等级的标志。銙的形状以方形为主，也有圆形的。佩戴的数量也因为官位的不同而不同。具体的名称则是根据它的质地来确定，如金铸、玉銙等。铸的质料在宋代因为等级的差别而有不同，有玉、金、银、犀、铜、铁、角、石、墨玉等，如：帝王的革带叫“排方玉带”，把四个方形的玉饰、五个圆形的玉饰嵌在腰带上；三品以上的王公大臣也使用玉带；四品的官员使用金饰革带；五品、六品的官员使用黑银饰的革带；其余的小官小吏使用黑银饰或犀角饰的革带；一般的文人使用铁角饰物装饰的腰带。穿戴的时候，銙的一面要佩在腰后，因为当时的礼服袖子都非常大，穿这种衣服时，双手一般不能垂下，只能交叉放在胸前，否则衣袖就会拖在地上。所以，把銙放在腰后不会被大袖挡住，人们从背后就可以了解系腰带人的身份地位。
在宋代，穿紫色衣服佩鱼袋是一种很高的荣耀，因此，人们在填写个人职衔时，都要特意申明自己是配什么鱼袋的。比如编写《三礼图》的聂崇义，他的职衔就是“通议大夫国子司业兼太常博士柱国赐紫金鱼袋臣聂崇义”。所谓的赐紫就是他的紫服是政府直接赐予的，而不是假借的。假借的服饰，又称借服制度，就是通过特批才可以穿超过自己应该穿的颜色的衣服。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不是三品以上的官员，只有经过特批才可以穿紫色的衣服，就是所谓的“借紫”，其他的以此类推。
说起鱼袋就要和唐朝的佩鱼符制度联系起来。鱼符是唐代官员出入皇宫的通行汪，为了携带方便，唐代五品以上的官员都在腰间挂一个锦绣的鱼袋。到了宋代，鱼符被废除了，鱼袋却保留了下来，成为区分等级的标志。宋代的鱼袋用金、银饰品加以装饰，分为金鱼袋和银鱼袋两种，亲王还有特赐的玉鱼袋。
到这里，我们真的能理解封建统治者的良苦用心了，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竟然把等级制度细化到了小小的配饰上，真可谓是煞费苦心啊！·薄罗衫子薄罗裙
宋朝的后妃命妇穿的衣服，分为袆衣、朱衣、礼衣、鞠衣以及常服几种，衣服的形制仍以衫、襦、袄、褙子、裙、袍、褂、深衣为主。不过，和前代不同的是，不论长衣、短衣，还是单衣、夹衣，抑或棉衣，式样都有不同变化，颇具有宋代风格：绝大部分款式都是直领对襟式样的，没有带子，没有扣子，颈部外缘重叠缝制着护领，并且都采用衣袖相连的裁剪方式；有的款式限于面料的幅度，还在衣片的背部采用接缝和贴边装饰；单夹衣有前身短后身长的式样，也有无袖的大背心式样；衣服都在领、袖、大襟的边缘部分、腰部和下摆部位分别镶边或绣有装饰图案，采用印金、刺绣和彩绘工艺，用牡丹、山茶、梅花和百合等花卉的图案来装饰。
“大袖”是宋代贵妇最常用的一种服装，因为它的两个袖子宽大所以得名。而普通的妇女一般穿褙子来代替这种服装。这种大袖一般都是生色领，霞帔，带玉坠子。南宋时期的出土文物中有一款贵妇的大袖衣服很有特点，是用单层的素罗制作的，前身长120厘米，后身长121厘米，两个袖子加起来一共长182厘米。袖口镶有花边。两边袖口各接出一段，接缝的地方也用花边装饰。
在宋代，裙子仍受到妇女们的钟爱。有罗、绢质地的平展裙，还有非常精美的印花罗百褶裙。平展裙分上下两幅，上幅压下幅，裙腰上有双带，大部分都有边饰。百褶裙的面料既透明又轻薄，除裙腰和带子以外，全部是印金小团花纹。宋朝女裙和约束裙子的裙带都是垂得长长的，有诗句形容说“坐时裙带牵纤草，行即罗裙扫落花。”
宋代妇女也内穿裤子，大体上有三种：开裆的单夹裤、开裆的丝绵裤和满裆的右侧开片裤。所谓无裆或开片，主要是为使用方便而设计的。长裤是古代女子的内用服式，由于有裙子的遮盖，所以当时的裤子更强调实用性，全是用素罗、素绢缝制的，没有花边装饰。·从文学艺术作品
看平民男子衣着
《清明上河图》是北宋张择端的名画，它从一个侧面极其生动地反映了当时汴京繁荣兴旺的景象。画面人物有数百人，百行百业、农工士商、各色人物无不具备。
画面中，凡是体力劳动者，担夫、小贩、农民、船家等，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上衣都很短，大多是短襦或短衫，不超过膝盖，或者刚刚超过膝盖。他们头戴巾帕，头巾也是比较随便的，甚至还有的没有戴头巾，直接露出发髻。这类人的脚下一般穿麻鞋或者草鞋。
官吏、商贾、文人、有钱的市民则穿交领长袍或圆领襕衫，头戴巾子或幞头，下身穿长裤，足蹬靴履。他们的衣袖虽宽窄不一，却比较适中，没有太宽的，也没有太窄的，但衣身都比较宽松。
从画面看，宋代平民的服饰，不论是颜色、配饰、衣料，还是式样，都是受到严格的限制的，各行各业的服饰式样也有详细规定，不可以随便地改变和逾越。所以，在宋代，从穿戴上不但可看出等级差别，还可辨认出每个人的职业是什么：披肩子，戴帽子的是卖香人；穿长衫，束牛角带，不戴帽子的是当铺的管事；穿白色短衫，系青花手巾是卖干果的小孩…… 尽管《清明上河图》人物比例太小，色泽单一，很难更精细地表现宋代城市居民的服饰风采，但却完好地体现出了宋朝服饰等级鲜明、装饰性强、造型新奇的突出特点。 关于宋代服饰，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也有记载：“又有小儿着白虔衫，青花手巾，卖辣莱、干果之类……其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香铺里香人即顶帽披褙子。质库掌事，即着衫角带，不顶帽之类。街市行人，便认得如何色目……”即使平民百姓也要按本色打扮，即使是乞丐“亦有规格，稍似懈怠，众所不容”，甚至媒婆也是要分等级而有不同装束的：上等戴盖头，着紫褙子；中等戴冠子，黄色髻，着褙子，或只系裙。可见，宋代对士、农、工、商服饰的限制极为严格。
其他史料也有记载：儒生穿着皂褙，上衣是一领紫道服，系一领红丝吕公绦，头戴唐巾，脚上穿一双乌靴；富贵人家子弟的衣着是“丫顶背，带头巾，窣地长褙子，宽口裤，侧面丝鞋，吴绫袜，销金裹肚”；寺僧行童是“墨色布衣”等。
施耐庵的长篇小说《水浒传》对出身非常复杂的梁山一百单八将的服饰描写就更出色了：出身名门贵族的柴进，头戴一顶皂纱转角簇花巾，身穿一领紫绣团龙云肩袍，腰系一条玲珑嵌宝玉绦环，足穿一双金线墨绿皂朝靴；智多星吴用化装成算命先生的样子时戴一顶乌纱抹眉头巾，穿一领皂沿边白绢道服，系一条杂彩吕公绦，着一双方头青布履，手里拿着一副赛黄金熟铜铃杵；菜园子张青挑担子时的打扮是头戴青纱凹面巾，身穿白布衫，下面腿绑护膝，八搭麻鞋，腰系着缠带……
这些文学艺术作品就像是时代的代言人，帮我们做了一个阐释宋代服饰的开场白，是它们让我们对宋朝平民服饰有了直观的认识。·一钩罗袜素蟾弓：
平民女子服饰 宋代妇女的穿着与汉代妇女相似，都是瘦长、窄袖、交领，下穿各式的长裙，服装样式有袄、襦、衫、褙子、半臂、裙子、裤等。宋代妇女的长裤形式特别，除了贴身长裤外，还外加多层套裤。
宋代妇女以裙装穿着为主，大多用罗纱制作，颜色纯正鲜艳，有红、蓝黄、绿、青、白等色，上面还要加以刺绣与彩画，贵族妇女的裙子还会缀上一些珍珠。当时的女裙比较宽肥，一般用6幅面料，也有多达12幅的，还要在面做出大量细细的褶裥。束裙的绢带垂得很长，多采用帛、丝织带子、丝绦等还要编成各种花结，所以裙带也就成了重要的装饰品。裙子的长度大多不是拖到地面上的，以便于露出形状小巧玲珑的弯头短靴。
妇女们乘着驴子出去游玩的时候，穿的是另一种裙子，就是“旋裙”，前后开胯，在乘骑的时候很方便。这种旋裙，开始的时候是那些京都的妓女和士大夫出游的时候穿着的。后来，一般士大夫的家人也争相仿效。
和裙子相配的是比较短小的襦和袄，颜色常以红、紫为主，其次是黄色，一般妇女不得用白色、褐色毛缎和淡褐色。宋代的襦和袄的样式和唐代的大体相同，只是衣襟没有特别的规定，可右衽，也可左衽。
为了在走路或活动时不让裙子随风飘舞而影响美观，宋代妇女还要在腰间正中部位佩的飘带上增加一个玉制圆环饰物以压住裙幅，这种装饰就是史书所称的“玉环绶”。
很明显，“玉环绶”是在理学的影响下产生的。在宋代受理学的影响，还出现了一种流行了上千年的习俗，那就是里足。 前面说过，缠足起源于南唐后主李煜的宫中，后来也有人附会说，这种缠己的陋习是从五代十国时期南唐李后主的潘妃开始的。当时，潘妃把脚缠得小的，在金箔做的贴地莲花上行走，“步步生莲花”，特别的美。于是缠足就开台了，“金莲”这个词也就流传了下来。后来，又在金莲的前面加上了“三寸”，形容脚小的程度。 但缠足真正成为一种普遍的习俗，还是在宋朝。“一钩罗袜素蟾弓”，宋明妇女都用一条狭长的布条，把脚紧紧地裹住，缠时先将拇指以外的四指屈于足下，用白棉布裹紧，从而使脚骨变态，足弓缩小，等脚型固定后，穿上尖头鞋。白天家人扶着走路，活动其血液，夜间将裹脚布用线密缝，以后日复一日加紧束缚，使脚趾弯曲变形，最后只能依靠指端的大拇指行走。要缠到“小瘦尖弯香软正”才算完事。绝大多数妇女大约从四五岁的时候就开始裹脚，一直到成年以后，骨骼定型，才能解下这种布带。还有不少妇女终身缠着两条布带，一直到去世。 有一种专门为缠足女子准备的尖尖的鞋子，叫“错到底”，对二当时的女人来说，脚上穿一双“错到底”的鞋子，才够得上一个标？的美人。 不仅富人家的女子要缠足，一般的女子也要缠足。《女儿经》里说出了女子必须缠足的天机：“为甚事，缠了足？不因好看如弓曲，恐她轻走出房门，千缠万裹来拘束。” 层层包裹，一步一步完善起来的“三寸金莲”，不仅抹杀了宋代女人的天性，还让她们毫无怨言地严守三从四德的家训，足见理”之严厉，不仅把中国妇女的脚裹了一千年，也把中国妇女禁固了一千年。 除了残酷的缠足之风，青楼文化也是宋代文化的代表。青楼女子然命苦，却不乏才貌双绝者。艺妓不同于普通的妓女，她们享有比较高声望，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可以说琴棋书画都比较精通。这类女子多居于长江沿岸，人称“秦淮一片明月”，她们的衣着扮相更有一番韵味。 艺妓的服饰是不受限制的，她们完全不顾及理学的束缚，可以穿得奢如贵族大家，也可以穿得奇奇怪怪，只要有人欣赏，其他的一概无所。这无疑给淡雅恬静的平民女子服饰平添了一些娇艳之色。 宋朝的历史学家司马光有一首吟咏歌伎的词：“宝髻松松挽就，铅华淡妆成。红烟翠雾轻盈，飞絮游丝无定。”司马光眼中的美女脸上画着妆，如清水芙蓉；挽着松松的发髻，戴着绣满了翡翠珠子的铺翠冠，慵闲适。柳枝一般的头饰随着轻盈的步子颤颤巍巍，宛如春风中的飞絮丝。犹如弱柳扶风，楚楚可怜，怎能不让人生出怜香惜玉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