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民主党执行主席汤姆·麦克马洪发表声明说，“参议员麦凯恩一开始同意动用公共资助，以此来得到选举所需贷款。而后，却又违反协议，无视于竞选经费的限制，开始从说客和特殊利益集团那里筹款，这事关公共利益。”共和党回应说，这一诉讼，“纯属无稽之谈。”
虽然最终诉讼未成，但这也着实让麦凯恩捏了一把汗。
和奥巴马相比，麦凯恩足足大了一个辈分，对于互联网的应用不够得心应手。不过，他也不是省油的灯，他的招数说起来也不复杂——利用批发商筹款，希拉里·克林顿也是用这招的高手。
所谓批发商，就如同大公司的分销商。总经理事情多，无法直接面对客户，于是招聘几个分销商，把纽约交给一个人，把加州交给另外一个人，大家分头行动，效果更佳。美国政党筹款过程中，也会委托一些高手，一旦他们搞到一定数量的钱，就会被提升为精英阶层。2002年《跨党派竞选经费改革法》通过后，从大公司手里筹集软钱愈加困难，于是批发商的作用更为突出。
2000年总统大选期间，得州有一个名为“先锋”的筹款俱乐部，共有成员212名，专门为布什竞选筹集资金。据统计，他们每人为布什筹得的款项都在10万美元左右，这可不是个小数目。
布什是利用批发商筹款的高手，他2000年筹集到1．2亿美元，创历史记录。5月28日，一向与布什不和的麦凯恩低下了尊贵的头，向布什讨教筹款秘笈，两人的会议秘密进行。没有照相机，没有记者被允许进人，布什指点了什么，不得而知，倒是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出言讥讽麦凯恩搞地下交易。
民主党初选候选人希拉里早在2007年就有批发商，徐诺曼成立的“希拉里筹款人”组织很快筹集到2．3万美元。不过，希拉里却把这笔钱捐给了慈善机构，原因是徐诺曼未在1991年加州的重大盗窃指控判刑中出庭。
1991年，徐诺曼拒绝承认一起重大盗窃案的重罪指控。为逮捕徐诺曼，美国警方发出了未执行逮捕令。如果徐被逮捕，其保释金高达200万美元。
当年负责起诉徐诺曼的检察官指出，徐对投资者谎称他签订了一项进口乳胶手套的合同，然后从他们手收集了一百多万美元。斯麦塔纳检察官称，他当时要求法官判处徐入狱。不过，徐诺曼在一份声明中说：“我相信我已妥善解决了我在90年代与破产相关的所有法律问题。因此，我惊讶地得知，似乎还有一个未执行的逮捕令。而事实证明我一直生活在公众生活中，我没有试图逃避我的任何义务，当然包括法律。”
徐诺曼筹集到的这笔钱，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实际上是个谜，这也是批发商被指责的地方。其实，批发商大可以自己出钱，然后借用一下亲戚朋友的名字。
2008年初选，两党的6位候选人都公开了自己的批发商，足有2000多人。
如此卖力助选，当然不是学雷锋做好事。对于在竞选中出钱、出力的个人，候选人当上总统后自然会给予回报。美国的驻外大使中，有三分之一就是作为回报的差使，这早已是公开的秘密。驻外大使靠钱买来，对在任国家的情况了解如何不是决定因素，这让许多人感到烦恼，但接受我访问的美国国务院官员说，美国驻外使馆有着成熟的机构设置，大使“糊涂”点问题不大。另外，在某些委员会，除了一些必要的专业人士外，总统也安插几个大选中出钱的人进去。
比如说，布什竞选总统时，“先锋”俱乐部成员“拉赞助有功”，共有43位先后谋上了要职，43比212，“出官率”是相当高的。其中出任内阁部长的就有两名——劳工部长赵小兰、本土安全办公室主任里奇(前宾州州长)；另有19名成员出任包括法国、荷兰、新西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和瑞士等重要国家在内的美国驻外大使。大公司都有“捐款办" ——遏制公司卷入大选是不可能的 个人捐款，只是美国大选资金来源的一部分，公司的捐助才是大头，对此，美国的法律系统也一直进行制约。
公司捐款涉足政治最有名的案例，莫过于安然公司案。
安然公司是美国能源业巨头，成立于1985年，总部设在休斯敦，资产498亿美元。该公司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交易商和最大的电力交易商。鼎盛时期其年收入达1000亿美元，美国公司500强中名列第7。雇佣2万多员工，其业务遍布欧洲、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它还从事煤炭、纸浆、纸张、塑料和金属交易，为世界各地的客户提供金融和风险管理服务。曾被《财富》杂志评为美国最有创新精神的公司，公司的股价最高达到每股90美元，市价约700亿美元。
2001年底，安然公司在经营方面存在的问题终于暴露出来，主要是利用复杂的财务合伙形式，虚报了将近6亿美元的盈余，并掩盖了10亿多美元的巨额债务，从而能够不断获得贷款。安然公司29名高级主管从1998年至2001年11月出售173万股股票，获利10多亿美元的巨额利润，而公司员工却被禁止出售股票，使他们投资于公司股票的退休储蓄金血本无归，损失高达数十亿美元。股东们就此对安然公司提出了集体诉讼。12月2日，安然公司根据美国破产法第十一章的规定，向纽约破产法院申请破产保护，创下美国历史上最大宗的公司破产案纪录。
安然的倒闭在美国政坛掀起轩然大波，甚至被称作布什的“安然门”事件，美国政治献金制度也因此再度成为媒体焦点。
安然是美国政治捐款大户，与共和党，特别是布什家族的关系尤为密切。自1985年成立以来，安然一直与美国政界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安然就开始向民主、共和两党议员提供竞选资金捐助。据统计，自1990年以来，安然及其员工共为各类政治选举提供过577万美元的捐款，其中四分之三都用在了共和党候选人身上。
据《纽约时报》报道，安然是布什总统政治生涯中最大的竞选资金捐助者，一共为布什提供了55万美元的竞选资金捐助。
政治捐款监督机构“回应政治中心”披露，在2000年大选中，安然公司为71位参议员和188位众议员提供过竞选资金捐助，总额达到245．1万美元，其中共和党受捐177万美元，民主党人士受捐68．1万美元。大部分接受安然政治赞助的议员都来自得克萨斯州。
另据调查，有10名众议院议员接受过安然的捐款，其中包括美国前司法部部长约翰·阿什克罗夫特。据悉，安然曾向阿什克罗夫特的筹资委员会“捐献”了5．7万美元的赞助金，其中安然首席执行官肯尼思·莱本人就捐了2．5万美元。为此，在司法部对安然展开刑事调查后，阿什克罗夫特主动要求退出调查组。
安然公司为政客捐款，有的是“黑金”，有的却是“白金”。在美国，公司不可以直接参与大选捐赠，政治行动委员会作为工具，应运而生。公司、工会、合作团体、贸易协会等都有自己的政治行动委员会。
政治行动委员会是有些拗口，我给他起了一个俗名：捐款办。比如说，波音公司有自己的组织，全称是波音公司政治行动委员会，我们可以简称为“波音公司捐款办”。
根据法律规定，政治行动委员会每次大选给每个候选人捐款不得超过5000美元。2008年初选、大选，按照两次计算；其次，每年给一个政党捐款不得超过15000美元。
2004年大选，一个叫“艾米莉的名单”的组织为布什募集了两千多万美元，名列布什阵营第一。
“艾米莉的名单”美国最大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有着强悍的募捐能力。自从1985年以来，该组织已经募集了超过2亿4千万美元，专门用于帮助支持妇女堕胎权的女性候选人。在该组织的鼎力相助下，大批妇女被选进了各级政府机构，其中包括8位女性州长。
1985年的某一天，25位妇女到爱伦·马尔科姆家中聚会。如中国俗话说的那样，“三个女人一台戏”，这些女朋友们无论是熟悉还是陌生，见了面之后就你一言我一语地地聊了起来。
不过，这天她们聊的不是家常，而是如何创造历史。
1947年出生的女主人爱伦是一位富有的女继承人，也是一位女同性恋者。自1969年大学毕业之后，爱伦就一直为各种各样的政治团体工作，是婴儿潮一代人中典型的政治活跃者。她当时属于民主党中比较激进的一翼。这天来到这里的朋友们也都是民主党人。
令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妇女感到愤愤不平的是，美国妇女虽然在1920年获得了选举权，可是65年过去后，妇女在政治上依旧没法摆脱从属的地位。国会中的女议员寥若晨星，民主党方面甚至从来没有妇女被选人参议院，只有七位妇女担任过州长职务，根本没有女性有过问鼎白宫的机会。在1982年的选举中，密苏里州的哈利亚特·伍兹要竞选参议员。这位在地方上颇浮人望的女政治领袖在得不到民主党大佬们支持的情况下依旧赢得了党内初选，但是在最后的选举中由于缺乏资金，以不足百分之二的选票输给了共和党的对手。那年，伍兹是唯一的一位竞争参议院席位的妇女候选人。
爱伦是伍兹的坚决支持者。看到这一切，爱伦和她的朋友们认为，是改变这种状况的时候了。她们都是20世纪60年代学生运动和民权运动浪潮中的过来人，对于政治运作已经相当熟悉。她们知道，妇女当选难不是因为没有能力，而是欠缺资金和后盾。在美国的政治现实中，女性候选人想要争取公众的承认，必须有充足的竞选资金。而要募捐，最困难的就是第一笔钱，类似于商业上的第一桶金。有了这第一笔钱之后，竞选就有可能往下进行。而相对于男性候选人来说，女性候选人募捐的困难大得多。不仅因为多数女性候选人的知名度远不如她们的男性对手，而且也因为她们没有对方那么多的工商政界关系。
爱伦和她的朋友们决定成立一个组织，专门帮助女性候选人募集这第一笔钱。她们给自己的组织起了个非常女性化的名字：艾米莉的名单。事实上，“艾米莉”(Emily)是一句英文的缩写：“Early moneyis like yeast”(早来的钱就像酵母)，因为那会使得面团发酵。
“艾米莉的名单”的办公室最早设在爱伦家的地下室，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不拿工资的义工。20多年过去了，这个组织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在华盛顿的总部有70名全职工作人员，在全国有超过10万名的会员。在23年的时间里，艾米莉的名单是数百名竞选成功的妇女的坚强后盾。这个名单中包括70位联邦众议员、13位联邦参议员、8位州长，以及州和地方一级的议会代表。
我曾经到波音总部所在地西雅图市采访，和波音公司的一位中层管理人员长谈。我被告知，他们会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捐助到最高限额，并且给民主党和共和党的钱一样多。这位管理人员说：“无论谁当选，公司要和政府保持联系，因此我们给双方都捐钱。”
像艾米莉的名单、波音公司捐款办这样的机构，1988年达到顶点，有4268个，此后虽然数目有所减少，但能量逐步提升。
除了“捐款办”，美国还有所谓的“527”团体。
527团体是根据2002年美国新选举法的规定，享有免税待遇的民间政治团体。527团体的成员不用对总统候选人负责，也不会受到适用于各党派和候选人的种种限制。他们自己制作政治广告，然后自己筹措经费购买电视广播上的时段进行播放。在2004年的美国大选中，527团体异常活跃，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整个527团体在2004年总统大选中筹措的资金超过了3亿美元。
竞选费用如此之高，因而批评的声音不断涌现。但我在美国采访过程中发现，许多普通人对此并不在意，他们或者没有去想这个问题，或者习以为常，斯蒂文·威斯就认为“这没什么不好”。我觉得，这样的反应关键在于美国人已经习惯了金钱在生活中的作用。金钱影响政治不为人所不齿，大家都知道这无可避免，如果能够花些钱搞选举，选出自己喜欢的人上台，他们愿意付出金钱方面的代价。
纵观美国选举史，对金钱政治的批驳和反对从未停止，每到政治濒临腐烂时，就有一股力量来把国家扳回既定的规定。而防止金钱政治带来腐败的真正力量，不是酷刑，不是机制，而是简单的两个字：公开。
给人印象深刻的，是“回应政治中心”。
“回应政治中心”是一家非盈利、不属于任何政党的机构，任务就是监督大选中资金的筹集情况，追踪捐款人的状况。它这样描述自己的任务：告诉国民，政治中的金钱如何影响了他们的生活；给选民提供不含党派歧见的公正信息；支持建立一个透明的政府。
2008年，他们迎来了自己的25岁生日。该中心的新闻官威斯告诉我：“这事做起来很难。比如说比尔·盖茨捐款，留下真实的公司名字，可如果一个叫威廉·盖茨的人捐款，我确定他的身份就非常困难。”
这家机构的数据都在网上公开，成了美国媒体引用竞选资金数据的重要来源。在随时都可能被公开的情况下，候选人轻易不敢逾越法律。“钱很重要，但为了钱做违法的事不值得，风险太大，”威斯说。
威斯说，他们的网站屡次被黑，电子邮件系统也遭受过攻击，但好在，他们的人身安全并没有受到威胁。
像“回应政治中心”这样的组织非常多，其中许多隶属于某一党派，监督另一党的行为，相互的监督让任何一方都不敢在资金方面动歪脑筋，一旦被揭露就身败名裂，成本太高，不做也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