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若由我决定，我们是应该拥有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应该拥有．没有政府的报纸，我将毫不迟疑地选择后者。
——托马斯·杰斐逊
2007年4月26日，美国国务院会议中心。
主角没出现，会议尚未开始，与会者有的斜靠在椅子上打盹，有的在休息大厅里喝咖啡，这时候的气氛更像是一个外交沙龙，来自全世界132个国家的180多名记者凑在一起，各式英语混杂，各种肤色映衬，嗯，对了，有点像联合国开会的场景。
记者常常是有些傲气，他们的职业要求他们必须任何情况下保持客观，对高官、对富翁、对任何人都要保持诘问的姿态，而不能高高的仰视。美国的著名主持人拉里·金，意大利的名记者卡拉奇，都是如此桀骜不驯的人物。
在美国国务院开会的这些人，无疑是各国媒体的精英分子，所在的媒体也是各国的主流媒体，不然，美国人不会耗巨资把他们请来。很不好意思，说这句话我也顺便夸了自己，夸了我所在的《中国青年报》，如果谦虚一下，可以说，除了我本人一介布衣外，其他各色人等均为国内媒体的精英人士。
好，书归正传，会议开始前5分钟，一位带着眼镜、身材颀长的儒雅之士坐上主席台。这些见过大世面的记者忽然安静了下来，堪称奇迹。要知道，半个月前美国国务卿赖斯出现在台上时，大家也没有如此以仰视的眼神相望。
一刹那间，空气仿佛凝固了，几秒钟后，快门的咔咔声打破了会议室的宁静；又过数秒，这些不可一世的记者们竟然陆续走上台去，和这位老人合影留念。 他，是谁？有如此魔力？ 答案是，鲍勃·伍德沃德。 对于非新闻专业出身、不从事新闻工作的人，对这个名字感到陌生可以理解，但业内人士绝对会这个赫赫威名肃然起敬。追踪“水门事件”、把尼克松总统拉下马的《华盛顿邮报》记者，正是此君。
“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伍德沃德在水门事件中一举成名后，在《华盛顿邮报》工作至今，官拜执行副总编，负责策划大型调查性报道。这次美国国务院邀请世界各国记者访问，进行“和平演变”，作为美国新闻自由、舆论监督的典型，伍德沃德成了最耀眼的一颗星。
当年敢打敢拼的毛头小伙如今也是白发鬓鬓，但挑战的态势并未衰减。他说，伊拉克战争后，他筹划写一本题为《布什的战争》的书，为此对布什总统进行了3个半小时的专访。
“请大家猜猜，3个半小时我问了多少问题？提醒诸位，克林顿总统口若悬河，一个问题可以说上一个小时，布什总统经常以是或不是的回答来结束提问。”
“10个？”“30个？”“50个？”……大家纷纷举手猜测。
“告诉你们，我准备了500个问题。”
听到这个恐怖的数字，台下一阵骚动，有人夸张地喊声“上帝啊！”
“我的问题长，但布什总统的回答短，比如说，我问，打伊拉克你没和你父亲商量吗？你父亲是什么态度？……”
年轻时顶住压力和“深喉”联系，让水门事件水落石出，功成名就后坚持到耄耋之年，依旧保持旺盛的精力和不懈的状态，审问总统3个半小时，让他回答是，不是，不知道，我不记得了，此场景令人神往，做记者做到这个分儿上，如同练功达到达摩老祖或张三丰真人的水平，有些可望而不可及。
面对偶像，骄傲的记者不可能不像狂热的少男少女一样“追星”。
如果说，只是伍德沃德一个人在国务院的会议室里代表媒体批判美国政府，无疑会给记者们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可惜，伍德沃德不是美国媒体的全部，他个人的光芒四射无法掩盖美国媒体的傲慢与偏见。
美国广播委员会主管部门(BBG)第一届主席马克·纳森松忽发奇想，做了一个问卷调查，他很自信地问：“在座各位，认为美国对于伊拉克的报道是够好的请举手。”
全场不到10个人举手，场面冷冷清清，他停顿片刻，期待更多的表态，可是没有，再也没有人举手。纳坦森先生不肯承认失败，接着问道：“那么，认为美国媒体对于伊拉克的报道不够好的请举手。”
现场不约而同举起一片直立的手，白的、黄的、黑的、棕的，一起坚定地举过头顶。纳坦森先生坐在台上俯看全场，一时显得有些尴尬，无法接着抛出他的话题。
当时来不及拍下举手现场，尽管都是记者，还是出乎预料，措手不及，其实谁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场面，无论是台上还是台下。
此时，《华尔街日报》的一位副总编辑说话了，他的言语里带着哭腔解释道，为了报道这场战争，许多优秀的记者死在战场，还有人被砍头，死去的人就有我的同事，在座各位竟然还认为我们做得不够好，我非常伤心，非常失望。
我的同行、厦门电视台的阎小荔在博客上记录下这一幕，并发出疑问：全世界的记者给了马克·纳坦森一个明确的回答，结论只有一个：如果不是美国的错，那一定是132个国家的错；如果不是132个国家的错，那只能是美国的错。
而我的另一位同行、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李慧玲则把自己的感想发表了，她这样写的：
奇怪的是，在说起和接触个别的美国新闻人和“美国媒体”这个整体时，感觉是很不一样的。这次美国国务院苦心孤诣地让我们认识美国新闻自由，在华盛顿参加大组讨论时，尤其找来了不少美国新闻工作中的“大腕”，在台上共同探讨一些课题，比如美国电视新闻的名嘴、一些新闻周刊的高层人员、 《纽约时报》、 《华盛顿邮报》或《华尔街日报》等泱泱大报的资深记者，还有来往于体制内外，成了政府发言人的前记者，谈美国媒体和国际事务、外交课题的报道、政府与媒体之间的关系等等。他们个别与人交往时，或许会有其平实的一面。但是，当他们以“美国媒体”作为一个整体出场，摆出的是一种不自觉的自我中心的姿态。他们坐在国务院的会议厅里批评总统布什的伊拉克政策，展现他们一再强调的美国媒体的独立。是因为他们坚信自己拥有最高的新闻自由，而让他们有条件流露优越感吗？还是因为美国目前的超级强国的姿态，以及美国媒体对世界的笼罩，让他们可以傲慢？在台上，他们之间的讨论，都是围绕于他们“美国媒体”所关注的课题，包括谈外交、国际事务，来回就是一个伊拉克问题，体现的是美国媒体如何主导现今的话语权。对于他们所关注的课题以外的事务，他们似乎兴趣不浓。我们那么多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在台下竟然是被边缘化的强烈感觉。参加这个交流访问计划的其他国家媒体人员站出来问问题，不是跟台上同行之间的平等交流，而更多像是“学生”问“老师”的态势。一位马来西亚的同行后来对国务院的官员说，参加活动中的感觉是：我们对美国的认识远远超过美国同行对东亚的认识。而一位从台湾到香港定居的同行也说，大组讨论的形式不好，台上台下的设置安排本身就有问题，我们在台下仰望。小小的一次会议，各国的媒体同仁就会产生如此复杂的情感，只能说，美国太复杂了，美国的媒体太复杂了，它不伟大，也不猥琐；它不可爱，也不可恨；它不是黑的，也不是白的。它监督政治运作，却也时常被政客所玩弄；它号称独立，却也不得不受制于财团大亨。平时尚且如此，每到大选年，媒体更是呼风唤雨、大显其威。《洛杉矶时报》力挺尼克松 ——为何“水门事件”未能阻止尼克松连任 2007年的某一天，我和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张从兴、香港《亚洲周刊》记者呙中校漫步在华盛顿街头，在波托马克河河边，以肯尼迪艺术中心为背景拍了一通照片后回到大路，看到了传说中的水门大厦(张从兴是倡导复兴汉服的新加坡华人，有时比中国人更爱中国；呙中校在写了雒抛弃了深圳》后，被迫离开深圳，赴香港就职)。
外表看起来，这是一栋普通的建筑，公平地说，在华盛顿的建筑群里它和联邦调查局大楼一样丑陋。不过，位于国务院与乔治亚大学城之间的水门大厦，距离两地只有一箭之隔，大厦里达官显贵云集，由于1972年的一桩公案，这座大厦也成了华盛顿的一景。
这是丑陋的一景，也是让人感受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的“美景”。
1972年6月17日，有五个人因闯人大厦内的民主党全国总部被捕。《华盛顿邮报》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依据内线“深喉”的消息，步步追踪，展开调查，总编辑西蒙斯引用了当时一部知名色情电影《深喉》的片名，作为告密者的化名。
6月20日上午，《华盛顿邮报》的一则消息使尼克松不安起来。报道说，从被捕人员随身携带的通讯录中，发现了曾在白宫任职的前中央情报局特工人员，他叫霍华德·亨特，在尼克松的高级顾问科尔森手下任职。
9月15日，在取得必要的证据之后，在这一事件中当场被捕的麦科德等五人被依法起诉，同时被起诉的还有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人员霍华德·亨特和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法律顾问戈登·利迪。
随后的调查表明，闯入水门大厦的不是普通的小偷，他们是受命去民主党总部安装窃听器的。调查还进一步表明，尼克松为破坏选举的进程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闯入水门只是其中之一。最终结果是政府的几个官员锒铛入狱，及美国历史上破天荒第一遭出现的总统辞职。
2005年5月31日，美国联邦调查局前副局长马克·费尔特承认自己就是“水门事件”中那个曾被称为“深喉”的人，曾向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提供尼克松总统“水门事件”的关键线索。因为追踪“水门事件”、掀翻尼克松，鲍勃·伍德沃德一举成名，《华盛顿邮报》也从那时起成为主流大报。
尽管有水门事件的阴影缠绕，但尼克松争取连任的竞选依然搞得有声有色。
大选前夕的10月26日，从巴黎回国的基辛格特使，向美国人民公布他与北越代表黎德寿进行一系列秘密会谈的成果，宣称：“和平即将到来。”这给尼克松政府的政绩本上又增添了浓重的一笔。尼克松毫不留情地嘲笑他的竞争对手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麦戈文之流，是“嘲笑我们国家的过去和将会妨碍它的未来的激进集团。”
反战的麦戈文显然不是尼克松的对手。尼克松针对麦戈文借口水门事件攻击他的政府是“最腐败的政府”一说抨击道：“这些年来批评美国的制度已变得很时髦。批评者们坚持认为，它是如此偏颇，如此腐败，如此不义，以致我们应该摧毁它，用别的什么东西取代它。我完全不同意，我相信美国的制度。”
在中学时代就以擅长演讲和辩论著称的尼克松的确聪明，他巧妙地将对手指责他和他的政府的腐败，变成了攻击美国制度的腐败，可谓移花接木、乾坤挪移的高手。
11月7日公布的大选结果，尼克松就得了61％的选民票和520张选举人票，而麦戈文只获得34％的选民票和17张选举人票。这是在美国总统选举的历史上少有的以如此悬殊的票数决出胜负的一次。 这时候，我们肯定会发出疑问：尽管水门事件的许多事实已经揭露，为什么尼克松还能大胜对手？
简单说来，尼克松政府的政绩、口才，共和党的竞选策略和组织都是获胜的原因。与之对照，民主党内部火拼，麦戈文反战失去支撑点也是重要因素。不过，不可忽略的一点是，在《华盛顿邮报》穷追猛打的同时，另一家主流大报《洛杉矶时报》义元反顾地站在了尼克松一边。
那时，《洛杉矶时报》发行量已经超过100万，在加州、乃至全美均有不小的影响力。1972年，他公开宣布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尼克松。
对于《洛杉矶时报》和尼克松的密切关系，前《时代》周刊记者麦克杜格一针见血地撰文指出，可以说，尼克松就是《洛杉矶时报》创造出来的。
尼克松二战期间是个寂寂无名的海军军官，战后当选为惠特市众议员。惠特市是一个位在洛杉矶东南方的安静郊区，拥有许多咖啡厅、农夫市场、戏院及书店，离洛杉矶市中心仅30分钟车程。在那里，可以随时前往探访好莱坞、比佛利山庄。
此后，尼克松平步青云，先是当选加州参议员，后担任副总统，1960年，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惜败于肯尼迪。麦克杜格认为，这一切，都离不开《洛杉矶时报》的鼎力支持。对此，尼克松心存感激，1972年12月4日，他亲笔写信给当时的老板奥蒂斯·钱德勒：“大选期间，《洛杉矶时报》的社论起到很大作用。”
二战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这张报纸一直坚定地支持共和党，1960年、1968年、1972年支持尼克松，1964年支持巴里·戈德华特。
不过，1972年大选之际，面对尼克松的丑闻，《洛杉矶时报》的编辑记者发出反对老板的呐喊，在报社公开宣布支持尼克松后，几位编辑记者致信总编辑，他们写道：“我们打算把票投给尼克松的对手麦戈文。”
到了1973年，“水门事件”水落石出。在尼克松名誉扫地的同时，<洛杉矶时报》的声誉要降至最低点。当年9月，这份大报发表声明，告诉读者他们今后将退出支持某一候选人的行为，因为“我们的读者有充分的信息，他们可以做出自己的判断。”
35年后， 《洛杉矶时报=》打破沉默，再度选择支持某一方。这次，该报在初选阶段，在民主党选择了奥巴马，在共和党选择了麦凯恩，结果两人都从党内的争夺中脱颖而出。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该报的眼光之毒辣和影响力之强大。
对于报纸的支持所起的作用，宾夕法尼亚大学阿尼伯格公共政策中心主任凯瑟琳·贾米森有深入的研究，他2000年的著作《为什么你所知道的政治都是错的》揭露了报纸支持的有限作用。她的研究发现，1996年，民主党人克林顿和共和党人鲍勃·多尔竞选总统，许多美国人不知道自己订阅的报纸支持谁。支持克林顿的报纸读者中，三分之二的人不知道。11％的人却说报纸支持多尔，另有14％的人认为报纸谁也没支持；支持多尔的报纸读者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知道报社支持谁，三分之一的人认为报纸支持克林顿；在知道自己所读报纸支持哪位候选人的读者中，只有1％的人说“报社社论对自己的选择起到很大作用”，10％的人说“有些作用”，竟然有四分之一的人毫不隐藏自己的观点：报纸支持的候选人是错误的。
2004年大选后，皮尤中心的调查更有趣。结果显示，2004年报纸的支持所产生的影响力比四年前有所减弱。一半人跟着它的社论走，一半人反其道而行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