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非你首先认识到维系民主制度运作的坚实宗教基础，否则你无法了解美国社会的任何事情。——德·托克维尔
由于我日常工作涉及美国较多，和朋友们时常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美国强大的根源在哪里?每次辩论都是无果而终，大家吵得面红耳赤，不亦乐乎。
总有人把制度放在第一位，认为美国的开国者们创立了一套平衡的政治制度，通过三权分立让各个派系实现平衡，通过大选来实现不同诉求的轮换，也就是说，他们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是它强大的根本原因。
有人觉得美国在西半球一家独大，具有优越的战略地位，而国土广阔、资源丰富这一优势又是其他发达国家所不及的，因此它可以一枝独秀。
有人从军事角度入手，认为美国靠参加两次世界大战，大发战争财，从而成为超级大国，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假如没有世界大战，美国至今还是一个拥有超强生产能力的二流国家。
这是个复杂的话题，足可以写上N多本书进行深入论证，各种说法都有一定道理，却又似乎无法从根本上解释。美国实行民主制，可墨西哥、菲律宾等国把这套制度拿过去以后就变了样。反例也有，“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几乎是李家的天下，可这不能阻止他发展成为世界上人均GDP最高的国家之一，尽管它囿于国土面积、人口等要素，谈不上强大，但其成功经验也说明美式民主不是唯一的救命稻草。
说到战略地位以及资源优势，恐怕南非、阿根廷、巴西等国要笑了，他们在自然资源方面都不错，多年来也很少遭遇战乱之苦，可综合国力却一般。别忘了，美国建国之初的13个殖民地，在美洲的版图上只占到那么可怜的一点点。
从军事角度看美国强大的观点更是只看到结果没看到原因。冷战进行了40年后，美国不费一枪一弹让庞大的苏联轰然倒下，这绝不是军事的胜利。
绕了半天，美国强大的根源到底什么呢?本书作者给出的答案是：第一是人的因素，如我们前面所讲；第二就是信仰。有信仰的民族才会一代又一代的努力奋斗，努力积累财富，努力为了他认为伟大的目标奋斗。已故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曾说，制度就是信仰、意识形态和宗教创造出来的。
民主制度不是灵丹妙药，但当民主制度和有信仰的国民结合起来时，才会进发出力量。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说：“除非美国公民的道德行为以基督教的信条为引导，否则美国将难以维持自由体制。”
他进一步说道：“我们的政府不具备能力去对付不受伦理和宗教约束的人类情感，我们的宪法只是为有道德和宗教信仰的民族制定的，他远远不足以管理任何其他民族。”
法国学者托克维尔在美国考察九个月后，写出经久不衰的著作《论美国的民主》。他认为，除非你首先认识到维系民主制度运作的坚实宗教基础，否则你无法了解美国社会的任何事情。
美国的政治学者海茨克也说：“不了解宗教向度就不可了解美国的政治。”实际上，在过去300年间，美国宗教与政治关系的强度与程度时有变换。二者时而交叉，时而冲突，时而并行不悖，其联系已成为美国历史与生活最具吸引力的一面。
或许你不同意这个观点，无妨，如果有兴趣，继续看，多了解一下宗教在美国历史中所起到的作用吧。上帝和民主的巧妙结合 ——为什么移民冒死到新大陆1620年11月21日，美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天。
一艘重180吨、长90英尺的木制帆船“五月花”号载着100多名清教徒，在著名清教领袖威廉·布雷德福的带领下抵达北美大陆。这是一次成功的旅程，漂浮在茫茫大海上两个多月只有一人死亡，而新出生的一个婴儿立即补足了损失，人数和出发时一样——102人。安全登陆后，移民无不手划十字，衷心感谢上帝的眷顾。
今天，“五月花”号的复制品停泊在马萨诸塞的海湾，在船舱里，摆放着一份文件的复制品，这份文件被称为美国最早的立国文本，上帝和民主的巧妙结合体现其间：
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增强基督教信仰，为了提高我们国王和国家的荣誉，我们漂洋过海，在弗吉尼亚北部开发第一个殖民地。我们这些签署人在上帝面前共同庄严立誓签约，自愿结为民众自治团体。为了使上述目的能得到更好的实施、维护和发展，将来不时 依此而制定颁布的被认为是对这个殖民地全体人民都最适合、最方便的法律、法规、条令、宪章和公职，我们都保证遵守和服从。
到北美的殖民者有人梦想发财致富，有人只是为了获得一小块属于自己的土地，但“五月花”号的这群人所代表的是一群为宗教信仰而迁徙的人，他们到北美是为了自由，为了信仰自由。
在这些人的家乡英国，英国国教占据主导地位。其实，英国本来是正统的天主教国家，但是到亨利八世在位期间，教会控制了英国的财富，这位君王对罗马教皇的指手画脚心怀不满，当教皇反对他娶年轻的侄女为妻时，亨利八世于1529年选择了和教皇决裂，自立门户，成立英国国教，把反对派推上断头台，其中包括《一鸟托邦》的作者、首席大臣莫尔。
后来，她的长女玛丽即位后恢复天主教，大肆镇压信奉英国国教的人，荣获“血腥玛丽”的称号，如今，酒吧里有一种鸡尾酒的名字就叫“血腥玛丽”，她在位虽然仅仅三年多，但可谓“留名青史”。玛丽死后，她的妹妹伊丽莎白继续，恢复国教。
英国国教也有其他叫法，有人称之为圣公会，有人称之为安立甘宗，其实，都是一回事。
我们知道，英国是以保守著称的国家，即使在革命后也保留了皇室。在宗教方面，英国国教和欧洲大陆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相比显得力度太小，保留了浓厚的天主教痕迹。受欧洲大陆的影响，一些人主张清除英国国教内部的天主教残余，他们被称为“清教徒”，他们在17世纪发起的那场运动又被称为“清教运动”。
当然，哪里有反抗哪里就有压迫。17世纪上半叶，清教徒与英国国教的冲突愈演愈烈，有些清教徒被迫背井离乡逃到新教国家荷兰，结果发现迫害接踵而至，于是继续背起包裹，乘“五月花”号到北美大陆寻找宗教乐土；而那些留在英国的清教徒则在克伦威尔的率领下发动革命，后来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天主教重新得势，直到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后，英国国教才一统江湖，天主教、犹太教、清教都受到压制。
此后，英国议会通过《宽容法》，允许不信奉国教的新教徒建立自己的教会。但对清教徒担任公职仍有所限制，到1828年，政权才对清教徒完全开放。直到如今，英国仍然为北爱尔兰问题所困扰。在这块弹丸之地，天主教和新教徒互不相让，前者的信徒组成的爱尔兰共和军更是一度名噪全球。
搁下英国国内的变迁，我们继续探讨清教徒。
“五月花”号抵达美洲，既不是移民的开端，也不是移民的结束。从1629年到1640年，有7.5万多名清教徒难民逃离英国，其中有三分之一来到了北美洲。
早在1584年，英国航海家沃尔特·雷利开辟了英国在北美洲的第一块殖民地，取名为“弗吉尼亚”，表示对“童贞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敬意。在部分清教徒看来，弗吉尼亚是道德败坏者、情欲放纵者的乐园，清教徒们要建立自己的乐土。
“五月花”号抵达北美10年后，毕业于剑桥大学的约翰·温瑟罗普带着一群人再度开始探险之旅。
约翰·温瑟罗普出身于殷实之家，做过律师，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他成了坚决的反对派，他担心天主教的阴谋活动，担心英格兰要完了，因而决心到大洋彼岸建立“新英格兰”。他梦想中的“新英格兰”，是乌托邦一样的净土，没有任何异教徒，圣经旧约全书是最高法典，人民代表机构将在那里建立。在这个清教徒享有一切的地方，其他人要么服从规则，要么走开。
抵达美洲后，他原本打算在一个叫萨勒姆的地方定居，但是那里已经有了一个白人建立的村庄，而且情况不太好，他担心新来的人受到那些人的影响，于是向南挪了一下，在一个海湾停船抛锚，建立村庄，取名“特里蒙泰因”(又译作“三山镇”)，后来改名波士顿，大名鼎鼎的哈佛大学就坐落在那里。
其实，清教主义不是一种信仰，也不是一个教派，而是一种观点，它的理论源头来自宗教改革后形成的加尔文教派。他们要求废除主教制和偶像崇拜，减少宗教节日，提倡勤俭节忍，反对奢华纵欲。加尔文教派是新教的一支。
西方宗教的历史错综复杂，让无神论的中国人稀里糊涂，作者本人也时常被这些问题所困扰，这里稍微多说几句。
今天，广义的基督教世界，包括罗马天主教、东正教和基督教新教；而中国人信基督教，多半指的是新教。美国朋友说起天主教和新教的区别时说：天主教有教皇，新教没教皇。再稍微深入一点，天主教认为人必须通过教职人员和上帝沟通，而新教认为人可以随时和上帝直接沟通。换个说法，新教徒肯定《圣经》的权威，认为《圣经》是他们教义的唯一来源和标准。他们抛弃了天主教观点，即认为教皇在信仰和道德问题上是世上基督徒的最高权威。据史料记载，1529年，某些德国宗教改革者首先使这个脱胎于拉丁文的词自称，意思是“抗议者”。
清教徒们到美国后，很快把宗教精神运用于实践，拥有了强大的精神力量。新教的一个最重要理念是自我完善，物质成功又是美国人广为推崇的自我完善形式。早年的美国新教领袖深信，上帝对人的祝福体现在他们的物质财富上，而物质的丰富使得美国人更加友善、快乐、无私，更具基督情怀。20世纪初，美国新教教长拉塞尔·康威尔呼吁人们：“你们应该致富……这是你们的天职。”康威尔认为，只要抓住机会，任何人在美国都有机会从一无所有变成百万富翁。康威尔的理论表达了一个对于大多数美国人至关重要的信念：上帝带给美国今天的富有，并将会继续保佑美国成功。
美洲大陆的清教徒们不可避免受到旧大陆各种运动的影响。
18世纪初，英国国教一统江湖的直接后果是，宗教活动变得干瘪、无趣，这对政治固然是好事，但对宗教来说却是坏事，于是，宗教人士开始追求精神上的复兴。在西欧风头强劲的牧师卫斯理和怀特菲尔德飘洋过海，把这股思潮带到了北美。
这股思潮的传播，阴差阳错地为即将到来的独立战争做了思想、精神上的准备，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听从他们的教导，北美的清教徒们“重回精神生活，和上帝进行更紧密的接触”，他们被告知，要勇敢地面对宗教权威，当教堂不能满足受众的期望时，信徒可以和他断绝关系，另起炉灶。移民从此意识到宗教权利就在自己的手里，而不是在英国国教的控制下，也不属于任何宗教权威。经过整整一代的熏陶后，他们把这一思想进一步发扬光大，意识到政治权利也不在英国君主手中，而是属于自己，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自我管理。概括起来，这就是“天赋人权”概念出笼的背景。到1775年独立战争前夕，殖民地的人民尽管信仰不同，所推崇的方式不同，但想独立的心思是相同的。
历史学家约瑟夫·翠西把这场运动称为“第一次大觉醒”，此后北美大地又经历过数次觉醒，第二次大觉醒从1800年开始，它导致了许多大胆的改革措施的出台，其中包括奴隶制的废除。第三次大觉醒始于1890年，到1930年结束，它强调了社会的不公正性且导致了福利国家的产生。第四次大觉醒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它引起了一场新的热情高涨的运动，其焦点集中在精神改革而非物质改革方面。
现在，又有很多人重返宗教，因为他们意识到，科技和社会观念的进步并不能摆脱各种社会问题，不能回答“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根本问题。宗教的背后是人性——为什么富人也要闹革命
中国的历史传统是穷人闹革命，可西方世界更多的是富家子弟追求理想，热衷改革。约翰·温瑟罗普就是其中一个普通案例，恐怕他自己也没有想到，美洲的移民们会不断扩张，直到今天发展成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胡适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小姑娘，而“成王败寇”更是对历史通俗的解读，美国也不例外，清教主义对美国发展的贡献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其他那些湮灭的教派却鲜有人提及。
和温瑟罗普一样，威廉·佩恩也出身富人家，年轻时是纨绔子弟。他接过乔治·福克斯的枪，在宾夕法尼亚开创了一番基业。
17世纪中期乔治·福克斯在英国创立了新教教派公谊会，此派常被称为“贵格会”，因为他们宗教感情强烈，耳闻上帝之言会激动得颤抖。起初人们称他们为“贵格”是取笑他们，但现在他们也以此自称。公谊会认为上帝给每个人以“内心灵光”，依靠思索、过纯洁的生活及祈祷，人人都可获救。
他们不信奉英国国教，也不崇信其他教派，而是自成一体，独自行事，按照“不是我的朋友，就是我的敌人”这一逻辑，他们很快被英国当局列为异类。地方行政长官可以随手在街上抓个公谊会教徒，把他带上法庭，由于他拒绝在法官面前脱帽致意，可以罚他几镑钱，这些奇怪的人不信律师，所以罚了也白罚，白罚谁不罚。
某个晴空万里的日子，在一个叫科克镇的小地方，不幸的威廉·佩恩和一群公谊会教徒被抓进了警局，交给法庭审讯，当法官发现人群中有一位出身高贵的人时，诚惶诚恐，一个劲儿地赔礼道歉。
如果是一般人，接受道歉，或者搞点索赔，这事儿就结束了。可惜，威廉-佩恩不是一般人，他从此决定和这帮受压迫的人站在一起，宣传公谊会教义，吸收新教徒。
扶助弱者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威廉·佩恩不停地撰写小册子，宣传他的“奇谈怪论”，结果是成了监狱的常客，不断进去，又不断出来。进进出出间，追随者不断增加。他的目标是到美洲的荒原上建立一块公谊会殖民地，过天高皇帝远的自主生活。 1670年，机会来了。 老威廉·佩恩的去世，将斯图亚特王朝所欠的1．6万英镑留给了儿子。1681年，英王查理二世签署特许状，把美洲的一块地方送给威廉·佩恩，以偿还所欠他父亲的钱，并指定以“宾”的名字命名这一地区，同时应威廉·佩恩的请求，加上“夕法尼亚”(林地)一词，形成现在的州名，州名的含义即“宾(佩恩)的林地”。
宾夕法尼亚的最大城市是费城，第一次大陆会议在这座城市召开，《独立宣言》也是在这里起草、签署的，鲜为人知的是，“费城”的意思是“兄弟之城”，表示公谊会理想的人际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