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在潮湿的碉堡里，你要让他死，是不是？”
“会不会死，其实……就等你素霞小姐的一句话。”
“什麽话？我不明白。”
“你心里清楚的很，怎么，要不要救曾国英啊？”
“你好卑鄙！用他来威胁我……你好卑鄙！”
“你骂得太重了，不过我不怪你，我是为了你好，那个家伙，一个叛乱犯，前途在哪儿自己都无法把握了，有什么资格让你为他付出感情？我有什么不好，你说。”
“我告诉你，我不会答应你的，我死都不会答应！”
“哈哈，很好，我就喜欢烈性的女人！”
“你……你不要脸！”
“你尽管骂吧，想一想曾国英啊。哈哈哈！”
一阵狞笑，随着吉普车发动的声音，渐渐飘散，只留下哗然的浪潮拍击着岸边的礁石，以及阿姐悲痛的哭声。
阿姐最终答应了那个姓刘军官的婚事。订婚那天，阿姐在房间里，紧紧咬着刚让阿妈涂过唇膏的嘴唇，我清楚地看到她的下唇咬破了，殷红的血和朱红的唇膏混在一块。她没有哭，但双眼浮肿，并且布满血丝，第一次，我看到阿姐的眼神里竟充满了恨意。
在铺着红布的喜宴桌上，阿姐像失去了生命的木乃伊一样坐着，面无表情地遥望着远方，那是监狱的方向，我恍然大悟，阿姐一直都深深惦念着被禁锢在潮湿碉堡里的曾国英啊！阿姐忍辱含悲地应允这门婚事的交换条件，就是让曾国英回到监狱的牢房。然而，我做梦也想不到，阿姐付出的不止是一生的幸福，她竟然用“死”来印证她对于爱情的忠贞不渝。
我，还有全家人，甚至是整个绿岛的乡亲们，永远记得那一天，阿姐的结婚日，也成了她的祭日。
新婚之夜，她自杀了，喝空了一整瓶农药。姓刘的站在她尸体的旁边，口齿不清地向警察拼命地解释着什么，阿爸和阿妈则嚎啕大哭……
我们把阿姐葬到了村外的海边，她常常采撷百合花的不远处。曾国英借着修路的机会，来探望阿姐的墓，不到一刻钟的时间，阿姐的整座坟茔插满了百合花，曾国英一边插，一边流泪，好像，那一支支花朵，是许多爱的誓言。站在十尺之外，我看见他垂着头，不知在低念些什么，然后，他双手往上，紧揪着头发，低语变得高亢，他的哽咽，也由低微逐渐变大，他悲恸地哭了，竭声嘶喊着：“素霞！素霞！”……
44、地狱琐事
张家林（绿岛政治囚徒）
人物简介：
张家林，安徽合肥人，1931年生，1948年参加青年军到台湾，1950年3月11日海军士兵学校毕业，分发到海军服役。1952年“因忠贞程度见疑”，遭到逮捕关押，1956年2月8日“因罪嫌不足获释”，重回海军，1956年3月21日以“意图颠覆政府”罪再次被捕，经军法审讯后判刑10年，投入绿岛服刑，1967年2月27日获释出狱，1978年辗转到达美国经商，曾任旅美老兵自强会会长。
让我说绿岛，我愿意透露一些真实的细节，不愿意添油加醋。
1958年，我背着10年刑期，来到了绿岛新生训导处，起初编在十二中队，后来转到五中队。绿岛的一幕幕情景，无论时过多久，总是历历在目。
绿岛的新生训导处有一个特别的安排，每个月由一个中队排练一场戏，给大家演出。有一次轮到我们十二中队演《勾践复国》，庆祝蒋中正的华诞。《勾践复国》这个剧本是“警备总部”发下来的。我负责剧务，先跟大家一起读剧本，演出时要给演员提词。第二中队的一个山东人戚耀富来当导演，在中正堂排戏。戚是海军军官学校毕业的，对我这个士官出身的囚徒不太看得起，我因此对他也没有好感。一天，正在拍戏，我正在舞台上有事，中队长张开泰突然叫我：“张家林，来给导演倒杯水。”
我听了很不舒服，心想他导演是新生，我也是新生，凭什么要我给他倒水。我假装没有听见，径自下台出门而去。
张开泰很不高兴，把我叫住，问我听到没有。我说：“没有。”
张开泰说：“好，你走吧。”
我也就真走了，以为这样算是完事了。
到了晚上，吃完晚饭，有人突然对我说：“你赶快跑吧，队长拿着枪来找你算账了。”
我四处张望，张开泰果真提着手枪气势汹汹地从远处奔来了，我急忙沿着营房跑到了后面山上的碉堡里。
直到监狱锁门时，我才小心翼翼地溜了回去。
第二天，我写了悔过书，笔直地站在队长张开泰面前认罪道歉，才把这事了结。事隔30多年，难友阎启明在台北告诉我，是他一把抱住了队长张开泰，才保住了我一条命。
有一个星期，队长好几次命令我们新生半夜里把自己的东西都带到操场，接受检查，然后命令我们原地不动，他们再进狱室大搜特搜。大家都感到奇怪，不知搞什么鬼。后来才听说是张开泰队长的手枪丢了，有几个重点怀疑对象，我也是其中之一。张开泰曾质问过我，却不跟我说明是为了什么。幸好，后来那把手枪在厨房前面的井里找到了。到底是谁干的，一直是个谜，但是深受怀疑的几个人都被叫到海边吊起来打了个半死，我也在劫难逃。
丢抢事件发生不久，十二中队解散，我被分到五中队，和我一起分到五中队的有个叫刘乃诚的难友。这个刘乃诚是沈阳人，原来在台湾大学电机系读书，因为参加一个文化沙龙被抓，最后来到了绿岛，也被判刑10年。我们在五中队成了好朋友。他开刀割掉了一个肾，一副文弱书生的样子，我们便经常帮助他。那时，我们常常上山做工，七中队有一个队长姓乔，他怕人投机取巧，规定一天必须砍35根以上藤木，这对刘乃诚来说是十分困难的，幸运的是，一位名叫颜光明的难友，人高马大，一天可以砍七八十根藤木，他经常和我一起帮刘乃诚的忙。刘乃诚刑满返回了台北，做了台大的副教授，但他并没有忘记我们这些难兄难弟，经常给仍然关在绿岛的难友们邮寄食物。后来，刘乃诚借着一次学者交流的机会，逃离了台湾，留在了洛杉矶。因为一个专制思维的政府，已经让他大为伤心，他不愿做专制政府的子民了。
与刘乃诚同案的冯高鸣是安徽人，毕业于台北行政专科学校。冯高鸣当选为我们五中队的新生班长，每个队有一个荣誉团结委员会，选派四个新生委员到厨房工作。四个新生委员中，两个台湾人，两个外省人。陈水泉和黄玉坤是台湾人，我和江述德是外省人。到厨房工作，可以算是美差，比较自由，而且有外出的机会。江述德也是和我一同从十二中队分到五中队来的，我们在十二中队时就要好，现在又在一起，当然很高兴。
因为天气热，我们中队开会决定：如果晚上买了鱼，便用冰块冷冻，第二天早上再派公差杀鱼，而且杀完鱼，被派公差的人这一天就自由了，爱做什么做什么。所以这个公差，大家爱干。
可是，有一天晚上，鱼买了回来，班长冯高鸣却叫道：“张家林，派公差，去杀鱼。”
我那时已经洗完澡，很不情愿地说道：“不是讲好了，洗完澡不派公差了吗？”
冯高鸣说：“我说派就派，你啰嗦什么？”
我心里不服气地想：你明天派我公差多好，我有一天自由，可以做贝壳画，现在派我，我明天还要上课，累死了。
冯高鸣又叫道：“张家林，派你去，你就去。”
我心里一股无名之火冒了上来，不由分说一拳对着冯高鸣打了过去。顿时冯高鸣的鼻子嘴巴都流血了，他大叫道：“张家林打人了！”
辅导员雷鸣初吼道：“张家林，出来！”
管教干事刘觉生立即跑过来铐起了我的手，把我扔进了碉堡。钢筋水泥的碉堡，只有一个门，四周是射击孔，里面又闷又热，水泥地上铺了简陋的地板，晚上我只能席地而眠。这里面老鼠、蟑螂很多，而且特别大。一天两餐，没有菜，只有盐水饭吃。我的隔壁关了一个人，后来知道他叫杨兆林，四川人，是一位“通共分子”，精神不大正常，经常打人、骂人、闹事。那时他已经关了好几年了，据说他后来死在了里面。
在这里要提一提我的好朋友江述德。江述德那时正好外调到医务所服外役，医务所离碉堡很近，他常给我送水，从递饭的那个小洞，一杯一杯递给我，让我擦身。他得买通看守，又得眼观四方以防被人看到，真难为了他。
我本来要在碉堡关押30天，那位铐我的干事刘觉生又给我额外加了10天。关了40天出来后，我被调到“处部”，派到厨房烧菜。
有一次杀猪，把剔出来的骨头煮了汤，我从大桶里舀汤时不小心滑倒了，左手伸进了滚烫的热汤里，烫得很厉害，整个手臂起了泡，皮全掉了。大家七手八脚地把我送到医务所。我的手整个儿吊着，江述德不但帮我服药，而且每天帮我洗澡。医务所里的许龙耀医生也是个善心人，他特地让他在台北的家人寄药来给我。
想到我的冤案，我恨透了那些整我的人，但是，江述德与许医生的善待，让我心里倍感温暖，仿佛漆黑的寒冬里遇到了熊熊燃烧的火把。
我们新生当中也有派系，平常的派系只不过是省籍之间惯常出现的现象，比如由于习惯和语言的关系，台湾人和台湾人比较亲近，外省人和外省人比较合得来，而我们几个安徽的老乡就更接近一些。但也有一个特征最明显的派系：“左派”。“左派”成员多半教育程度比较高，态度比较倨傲，对待人也比较疑心。他们对新生与官方接触，或者参与官方的活动，都采取鄙视的态度。那时管教干事叫我参加演讲比赛，写田单复国的文章，我写了，“左派”于是很排斥我，我呢，也对他们敬而远之。我们五中队中，“左派”大约占三分之一。这些“左派”出狱后回到台湾，大半都继续“左”，在台湾后来成立的激进新党中，好多就是当年绿岛的“左派”。
新生中比较“左倾”的以外省人居多。本省人中有少数人是亲日派，怀念日据时期，“左”的比较少，但台独是最不受欢迎的，有台独意识的也多半是亲日而不亲美。那时正值大陆搞大跃进、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大家在谈论中就可以看出谁是“左”，谁是“独”。如果向往大陆做法的，特别是向往人民公社的，这种人就是“左派”，但是这类人也都和我一样，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也不懂什么是共产主义。我们这些人虽说也带着“左”的罪名，只不过是对现实不满，随意发发牢骚而已，是不明不白地被押往绿岛的。我从自身的遭遇体味到：凡是狱中所谓的“共产党”，大部分是国民党制造出来的，把不是敌人的人变成了敌人。为什么很多难友出狱后继续反对蒋介石？还不是独裁专制的冤狱造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