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叫什么，都无所谓了。关键的是，你永远也抓不着他了。”李忠实相当沮丧。他肯定没想到，半路上，能杀出这么个程咬金来。
“为什么？”
“他死了。从北京回来没多久，就病死了。”
王征再能耐也没辙了。她不可能把个十年前就已经死去的人，刨坟扬尸，再批斗一次。
不管他们再说什么，我心里都有了不小的变化，我惦记着那颗镶嵌在云贵高原上的绿色宝石。还没见面，我就已经爱上了这片红色的土地。
这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了一头大象。她不是那种上战场上的象，倒像是一位极慈祥的老妈妈。长着长长的牙齿，步履蹒跚地向我走来。
我问她：“是不是从缅甸来？”
她说：“是。”
我又问她：“这里，是不是您的窝儿呢？”
她说：“是。”还说，她是五年前离开这里的。如今回来了，可是窝儿却没了，全被我们人类给占上了，种了好些不能吃的树，这些树根本就不属于原始森林。
我吓坏了，赶快又问：“你……会把我也摔死吗？”
她摇了摇头，大大的眼睛里，流露出慈祥而悲哀的光。“你们也可怜，从那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没有窝儿，可怎么活呢？”
“你可怎么活呢？”我问。
“……我走了，我是很爱这块地方的。它美丽富饶，是我们大象的家园。可现在呢，却不得不离开这里了。”她眼睛里流出了泪，每颗泪珠儿都是大大的，透明的，又沉又浓，这情景实在是太凄凉了。
“你能到哪儿去呢？”
“……去找原始森林。”
“可这里，也有原始森林呀。”
她又摇了摇头。“这里的原始森林，是长久不了的。你们人类，迟早要把这块最后的绿岛给毁掉。”她说得十分伤感，我又快哭了。
“别的地方，也有原始森林吗？”
“有，但迟早也会被毁掉的。当所有的原始森林在地球上统统消失的时候，我们大象也就绝种了。实际上，我们和你们一样，全是进化了亿万年，才到了今天这个模样。可我们斗不过你们人类，你们太霸道、太残忍、太贪婪、太无情无义了。你们好好活着吧。当地球上只有你们人类自己的时候，你们就会觉得，这个世界有多单调；这样的单调又有多残酷。你们毁了所有和你们相处的动物，最终，也会毁了你们人类自己。”她激动地说着。
这时候站在我眼前的，是一头充满了愤怒的大象，我怕。
“你别怕，孩子。我不伤害你，只是可怜你，恨你们人类。”说完她走了，是哭着走的。“……我走了。我的走，会使你们感到安全。而我，却没有家了。”
“能不走么？”
“我们可以商量么？你们能不再砍原始森林吗？”
“不能。”
“那我留下来干什么？让你们捕猎我，宰割我，抢走我的牙齿？”母象终于走了。
我一哭，醒了。火车仍在行进之中，天还没亮。
坐了四天四夜的火车，终于到了昆明。腿肿到膝盖上，居然没叫一声苦。昆明这城市简直绿得发亮，仿佛熟透了的绿苹果，上边绣着缕缕的金线。这金线，便是从云层上面，筛落下来的阳光。
在昆明休整了两天，又坐上了南下的汽车，日行夜宿，在四天里，走了数千里路。因为雾气很大，每天早晨开车时，老给人一种错觉，仿佛我们是在腾云驾雾。一边是陡峭的山崖，一边是深不可测的峡谷。我觉得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西双版纳的司机更勇敢，更沉着，技术更高超的了。经常是前边一片塌方，谁也不相信汽车能通过，可它硬是过去了。就像走钢丝绳儿的演员，他总在那里，战战兢兢地平衡着自己，稍有不慎，就会粉身碎骨。而我们的心，也早已提到了嗓子眼儿。逢到这时，大家都下来步行，车厢里只有司机一个人，他要用自己的牺牲去换取大家的安全。其实，他只是个司机，不苟言笑，更不会口出豪言壮语。而在我心里，他们就像英雄一样高大，我对他们怀有深深的敬意。一双握方向盘的手，推动了一个上山下乡运动。
身上带着云贵高原的红土，我们在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三日这天，终于到达了目的地，这就是李忠实所说的一营了。当时，我只穿着一件薄薄的学生装。
现在，我终于看见过黄河，看见过长江，穿过了一个个长长的隧道，来到了云贵高原。在五百里滇池上荡过一叶扁舟，在一条长得往前看不到头，往后看不见尾的公路上走过。这条公路直通缅甸。多少年后，我对云南的记忆，除了那莽莽苍苍的原始森林外，就是这条路了。我在这条路上走过数次。不管出现多少险情，每次都能化险为夷，平安到达。我总觉得，在冥冥之中，有一个保护我的神。他保佑我走完了这人生最艰难的旅途，我爱他、想他、敬他。
对于我，没有一个地方能比得上北京。可是每一个地方，都使我更多地看到了一些东西，更多地明白了什么是中国。中国，我现在才明白：有那么多不同的天气、地势、风俗、方言、民族、物产、城市、乡村……中国大得使我惊奇，使我狂喜！我几乎是从中国的一头，走入了另一头。我，一个十七岁的姑娘，走过了许多中国人一生都不曾走过的路，我没法不自豪！那澜沧江的滚滚波涛和那些小得可怜的山寨，似乎是原始的，一向未经人类开垦过的。可它们却因此有了另一种力量，是北京所没有的一种力量，紧紧地把天与地连在了一起，紧紧地把人和大自然连在了一起。假若那些人为的、精巧的建筑，可以被一把大火烧光，而这些河流山寨，却仿佛能永远地存在。从有记载以来，它们好像就没改过样子。它们从远古走来，永远不怕、也不能被毁灭。这些地方，在几千年以前就是这样，也许，在几百年后还是这样，而且永远这样。我不能说这样就好，但我不必为它担心。我高兴它们的坚实与淳朴。我想：中国有可能从一个又一个的灾难中走过来，大概依赖的就是这些坚实、淳朴的力量。而那些高级的城市，反倒负不起这个责任。
从北京到西双版纳，十天的路程终于结束。不管途中有多么艰苦，到了我们神往的地方，心里总是兴奋的，也值得兴奋！这里，确实有一番我们从未见过的天地。一营方圆几十里，几乎全是连绵不断的橡胶林，还有其它经济作物林。李忠实说：“我们一营是个老农场，五十年代就开始建设了。那时候，原始森林的覆盖率是百分之四十，如今剩下的，已不到百分之十。这不是巨大的胜利是什么？”他这英雄式的豪言壮语，立刻就博得了我们全体的掌声。
汽车刚开进一营属地，就看见公路两旁，站满了欢迎的人群，打出了横幅标语，甚至还有敲锣打鼓的。鼓声虽不热烈，但已经使我心中有了一种亲切感。不管怎样，这里，就是我的家了。也许几年，也许几十年，甚至一辈子，一辈子都要生活在这片亚热带的土地上了。我不敢想一辈子的事，至少现在不能想……我觉得我已经爱上了她，但我不知道自己爱她到什么程度。
“热烈欢迎北京知青！”
“热烈欢迎北京知青！”
只有这口号喊得十分清楚、响亮。我觉得在这里，我们还是受欢迎的。一下汽车，就被一群衣着整齐的男女青年给围住了。“阿拉上海人。”一个高个子男青年自我介绍道。“我叫黄寅聪，六八年这时候来的，是第一批来云南的上海知青，这里人叫我们老上海。”他边说边拿起我手里的行李。“你叫什么？”一口总带着上海腔调的普通话，听起来实在是很悦耳的。南人北相，前途无量。我觉得眼前的这个上海人，就属于这一类。
“我叫柳春芽。”不知为什么，脸突然就红了。没想到云南这么开化，眼前这个上海知青，又这么自然大方。好像我们根本就认识，好像我们压根儿就没有什么性别上的差异似的。可在北京，男女生界限是划得很清楚的。不但我们自己约束着自己，就连社会上也是如此。但凡好一点的学校，都是男女分校，不分校的也得分班。这个规矩由来已久。
“我们现在干啥？”我问他。
“找你的行李。行李车昨天就到了。”黄寅聪答。
“找完行李呢？”
“找完行李开联欢会。”
“然后呢？”
“然后是聚餐。”
这是我到云南后认识的第一个人。他高高大大，谈吐不俗。关键的是他很热情，也很能干。他帮你时，双方都感到很自然。我再看看其他女生，也全都有人接着。接张海曦的是个四川女知青，接沈虹的是个女上海，她俩用上海话聊得挺热乎，而我们却一句也没听懂，比听英语都困难。没想到，在我们这群北京丫里，有一个杂毛的。确切地说，她是个上海丫。王征不用谁帮忙，自己就找到了行李。她的行李也简单，只有一只小皮箱。而男生的情况可就没这么乐观了，他们得自己动手。
“云南十八怪，三只蚊子一盘菜，火车没有汽车快，鸡蛋用草穿着卖。据我看，还要再加上一怪，北京丫头比得上黄花菜。”讲这话的是个北京男生，生得极胖，浑身上下肥肉乱颤，很像是笑口常开的弥勒佛。我们在一个车厢里熬了四天四夜，因为不知他叫啥名字，所以，大伙只管叫他老胖子。这家伙特别怕热，嗓门极大。又因为他出奇地胖，所以，大伙谁也不愿挨他坐，他反而因祸得福，始终是一个人占了两个人的位置。总和他在一起的，是个极瘦的青年。坐着还算正常，只要一站起来，人就显得晃晃悠悠。因此，我们管他叫“单挑儿”。据说，他俩还都是高三的，一胖一瘦，形影不离。胖的显得益发胖，瘦的也就显得益发瘦了。这会儿，老胖子肯定是话里带话，指桑骂槐，他嫉妒我们。黄寅聪可比他们老成，找完我们的行李后，立刻又去帮他们找。老胖子毫不客气，支使他，就像支使个小力巴似的。直干得他汗流浃背，干完了所有的活儿后，才放他走。我对黄寅聪很快便有了好感，总觉得他不一般。不仅比我，甚至比那些高三的同学，都要成熟得多啊。
“你在几连？”我问黄寅聪。我看好多人都在搞调查研究了。
“我在四连。离营部七里地远，是个老连队。”黄寅聪说。留一营的北京人统共不超过二百个，可这会儿，不知他们都跑哪儿去了，向黄寅聪打听情况的只有我，海曦，莎莎和老胖子他俩。
“这里，哪儿的生活条件最好？”老胖子问得直截了当。
“当然是营部喽。营部是全营的指挥中心。有学校，饭馆，医院和小卖部，是首脑机关，不是生产单位。”
“你是说，我们不能留在营部？”单挑儿是想留营部的。趁我们乱的时候，他已经转完了一圈。回来后对我说，这里的环境简直太美了，宛如人间仙境。前面是山，山上有郁郁葱葱的橡胶林。后面是水塘，比北京的昆明湖小不了多少的大水塘，水光潋滟，清澈照人。他还在这塘里洗了脸。营部的家属宿舍，建造得也很别致。四周全是树，有油棕、香蕉，还有一蓬一蓬的剑麻、金鸡钠。末了他说：“你去过无锡的谐园么？”我摇摇头。“我去过。”他又说：“当时，我就被那园子给迷住了，真想住上他几天。只要在这里面住上几天，就等于过上了神仙的日子。现在呢？我就想留营部。小柳，这地方比谐园好，比谐园大，比谐园气派，真是要多美有多美了。而且这里交通方便，天天都有南来北往的车，伙食也还可以。我问了，总比分连队要强些。”
“不可能。”黄寅聪毫不犹豫地回答。
“如果我们死乞白赖非要进营部呢？”
“那也不可能。我们是来边疆建设的，不是来享福的！”黄寅聪还在微笑，可眼神已不那么和善了。
“建设和享福并不矛盾！”老胖子决不示弱。他说话声音本来就大，一激动，简直就像吵架。
“至少现在是矛盾的。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是要战天斗地，就是要准备吃苦。”黄寅聪张嘴就来。我不能说黄寅聪说的没道理，时下，大家都是这么讲的。可吃苦的，干吗就该是我们呢？
“什么人有资格住这里？”老胖子也是高三的，他想哪儿说哪儿，绝不含糊。
“营级干部和家属。”黄寅聪答。
“他们凭什么？就凭他们是官？”北京学生就有这份胆量。甭说营级干部，就连中央文革，他们也敢当面顶撞。“就凭他们是当官的，就该吃好的，喝好的，住好的，作威作福？共产党讲官兵一致，上下平等。说了不做等于没说。”
黄寅聪也没词了，一言不发，愣在了那里。
“还有哪个连队在公路边上？”单挑儿问。他不能让局面总这么僵着。这里不是北京，上山下乡也决不等同于红卫兵造反。那时候是改造世界，现如今是改造自己。对象不同了，身价自然也不同。
“一连、六连、机务连，全在公路边上。一连、六连以短期作物为主，机务连则是名副其实的运输连。”
“我们能不能去机务连？”
“不能，那里全是各连选派的骨干。如果将来你们在连队里干好了，也有希望。”
“一连和六连呢？”
“可以。”终于还有能去的地方。
“什么叫短期作物？”听他们吵了这半天，我才插空提了个问题。
“水稻就叫短期作物。全营的水稻，就全靠这两个连队供给了。”
至此，我终于明白，一连和六连同样也不能去。这里的水稻一年收三季。这就是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你都得泡在稻田里……
“你再给我们说说其它连队吧？”我恳求道。
“全营一共有十三个连队，七个老连队，六个新建连。你们这拨人，大部分是要去新建连的，在那里容易出成绩。”
“新建连干什么？”我不失时机地又提出了问题。
“从无到有，把一片片原始森林，改造成为一片片的橡胶林。我们来云南屯垦戍边，就是为种胶的。”黄寅聪始终微笑着，笑得很正规，可就是没有笑本身的含义。
新建连，绝对也不能去，在这一点上，我们认识一致。有些人，一贯唱高调。高调加虚伪，已经构成了一种很合潮流的生存方式。而不唱高调的一方，有时也会有些道理。此时站在这里的这几个，正好都是不唱高调的。这种气氛让我感到很惬意。黄寅聪又恢复了他的老练。他知道我不会提出让他难堪的问题，讲话时，总眼睛对眼睛地看着我，生怕老胖子他们再来搅和。
“那，你就给咱们说说四连吧。”
他聊四连就像李忠实聊西双版纳一样，也有说不完的话题。通过黄寅聪这一介绍，四连给我的印象大体上是不错的。首先，这是个老连队，有房子住，有菜吃。虽说不在公路边上，但距离公路只有六七里地远。这六七里路，在北京得有六七站地，可在这里，却是小菜一碟。是六七里的公路，而不是几座山梁。黄寅聪特别强调了这一点。他说：是凡有公路，能跑得开拖拉机的连队，便是上好的连队。它的生产任务主要是种胶、割胶，也有其它经济作物，比如金鸡纳什么的。
“就不种短期作物么？”这会儿我可全明白了，这里管庄稼叫短期作物。
“也种水稻、花生和黄豆，自给自足。可四连的自然条件好，更适合种橡胶。”
这一下我放心了。拿种稻子和割胶比，我更喜欢割胶。这活儿轻巧，不必整天泡在水田里，我决定去四连。人总得实际些。努力，也只能朝着可能实现的目标上使劲。如果四连能收我，我的目标就实现了。
“我想去四连。”这会儿啊，天是那么地蓝，阳光是那么地亮。我心里头就像阳光下刚刚绽放的花蕾。
“你们两个呢？”黄寅聪又问。
“我们也去四连。”莎莎和海曦立刻表态。她们明白，我柳春芽虽小，但正是这最小的，做出了最正确的判断。
“我俩呢？”老胖子问单挑儿。在这里他俩最大，情况也了解得最多，可优势反而没有了。
“别的连队也不错，七连的条件比四连好，有一半是土坯房。”
“在哪里？”
“是四连的近邻。到了四连，再翻一座山头，就是七连了。”
“我们也去四连。”老胖子一声吼，表明了他的态度。他并没有一张利口，可他有一种气势，一种非叫别人听他指挥的气势。
黄寅聪只说了两个字：“欢迎。”可他脸上明明写的是不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