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耦耕：两人并耜(古农具名，形似锹)而耕。
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江城子(梦中了了醉中醒)
陶渊明以正月五日游斜川，临流班坐[1]，顾瞻南阜[2]，爱曾城[3]之独秀，乃作《斜川》诗，至今使人想见其处。元丰壬戌[4]之春，余躬耕于东坡，筑雪堂居之。南挹四望亭之后丘，西控北山之微泉，慨然而叹，此亦斜川之游也。乃作长短句，以《江城子》歌之。
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
雪堂西畔暗泉鸣，北山倾，小溪横。南望亭丘，孤秀耸曾城。都是斜川当日境，吾老矣，寄馀龄。
苏轼以“东坡”名后世。东坡是苏轼在黄州的躬耕之地，其由来与闲情雅致无干，而是为了解决最基本的生存问题。一块为填饱肚子而开辟出来的荒地，经苏轼的垦殖，最后竟成了最负盛名的诗意栖居之所。
苏轼是元丰三年二月来到黄州的，最初住在定惠院僧舍。“布衣蔬食，随僧一餐”，倒也简便。五月，苏辙护送家眷到来，日子便困窘起来。虽有太守的照顾，全家得以在临皋亭借住，但衣食之忧随后而来。黄州团练副使虽然也是官，但苏轼已领不到俸禄。再加上向来不善经营，苏轼的所有积蓄仅够一年之用。在给门生秦少游的信中，苏轼讲述了他的“节财小窍门”：
“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初一)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度囊中尚可支一岁有余，至时别作经画。”
他颇会宽慰自己：“口腹之欲，何穷之有，每加节俭，亦是惜福延寿之道。”但一年之后积蓄耗尽，该做什么“经画”呢？苏轼没有交代。我们只知道，趁这一年无忧，苏轼时常布衣芒鞋而出，与渔樵为伍。有时候拿弹弓击打江水为乐；有时候泛舟江上，游得兴起，甚至过了郡界，数日不返，让负责监视他的地方官十分头疼。
逍遥的日子如箭飞逝，到了第二年，苏轼不得不面对囊中羞涩的困境了。
在这时，长期追随他的穷书生马正卿替他向官府请得一块数十亩的旧营地。地在黄州城东的山坡上，故名东坡。东坡不是肥美的沃野，而是荒芜已久的“茨棘瓦砾之场”。这年恰逢大旱，垦辟之劳让苏轼筋力殆尽。但对来年丰收的期望，使所有劳作之苦都有了意义。
把东坡的荒地垦辟成良田之后，苏轼又在坡上营造了一座房屋。这年冬天黄州大雪数尺，十二月二日微雪，至二十五日大雪始晴。新居是在大雪中建成的，之后苏轼又展丹青妙手在房屋四壁上绘满雪景，故名此堂为雪堂。
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初春，苏轼躬耕于东坡，居住于雪堂。地是自辟，堂是自建，又逢春雨下足、丰收有望，苏轼站在堂前怡然四望。南瞰有超拔挺立的四望亭，西望有潺潺流淌的微泉。出神之际，苏轼仿佛置身陶渊明斜川之游的队伍里。
晋安帝义熙十年(公元414年)，正月五日，天气澄和，风物闲美，陶渊明与二三邻里同游斜川，作诗《游斜川》。
陶渊明的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苏轼语)，平白如话：
临长流，望曾城。鲂鲤跃鳞于将夕，水鸥乘和以翻飞。……欣对不足，率共赋诗。悲日月之遂往，悼年岁之不留。
开岁倏五日，吾生行归休。念之动中怀，及辰为兹游。气和天惟澄，班坐依远流。弱湍驰文鲂，闲谷矫鸣鸥。……未知从今去，当复如此否！中觞纵遥情[5]，忘彼千载忧。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
陶渊明诗中几乎篇篇有酒，人们知其爱酒，但未必懂得他的酒趣。陶渊明自言：“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世人常在互相应酬中彼此灌醉，陶渊明却在与影子对酌时把自己浇醉。这情况，苏轼用一句“醉中了了梦中醒”得其真味。
东坡和陶渊明一样，饮酒不为消愁、不为逃避，而是在微醺中反而能看到更真实的自己。东坡在后来作的《和陶饮酒诗二十首》序云：“吾饮酒至少，常以把盏为乐，往往颓然坐睡。人见其醉，而吾中了然，盖莫能名其为醉为醒也。”他们在醉中或梦中都是清醒的，甚至比不醉不梦时更清醒。
陶渊明“心远地自偏”而苏轼这次是“地偏心更偏”。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主动辞官归田，结庐于庐山脚下。苏轼有过“致君尧舜”之志，有过一呼百应的号召力，却遭小人陷害，贬谪黄州，衣食无着之际，被迫躬耕于东坡，可以说是“为五斗米折腰”。
两人的人生经历可谓“异曲同耕”。
陶渊明的斜川、曾城、菊、篱、南山、飞鸟，和苏轼的东坡、春雨、雪堂、乌鹊，本非奇境，但一经诗人点出却诗意十足。可见一个人心中有什么，眼中便有什么。昭明太子萧统说，读陶渊明之文有以下“功效”：驰竞之情遣，鄙吝之意怯，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岂止仁义可蹈，亦乃爵禄可辞。苏轼之慕渊明，大意亦在此，而不只摹效躬耕、排遣寂寞。
[1]临流班坐：面对河流，依次而坐。
[2]南阜：南山，指庐山。
[3]曾城：又名层城，传说中昆仑山的最高级，系太帝之居。这里指庐山北面的鄣山。
[4]元丰壬戌：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
[5]中觞：饮酒中间。
觉今是而昨非——哨遍(为米折腰)
陶渊明赋《归去来辞》，有其词而无其声。余治东坡，筑雪堂于上，人俱笑其陋，独鄱阳董毅夫过而悦之，有卜邻之意。乃取《归去来辞》，稍加檃栝，使就声律，以遗毅夫。使家僮歌之，时相从于东坡，释耒而和之，扣牛角而为之节，不亦乐乎。
为米折腰，因酒弃家，口体交相累。归去来，谁不遣君归。觉从前皆非今是。露未晞。征夫指予归路，门前笑语喧童稚。嗟旧菊都荒，新松暗老，吾年今已如此。但小窗容膝闭柴扉。策杖看孤云暮鸿飞。云山无心，鸟倦知返，本非有意。
噫。归去来兮。我今忘我兼忘世。亲戚无浪语，琴书中有真味。步翠麓崎岖，泛溪窈窕，涓涓暗谷流春水。观草木欣荣，幽人自感，吾生行且休矣。念寓形宇内复几时。不自觉皇皇欲何之。委吾心、去留谁计。神仙知在何处，富贵非吾志。但知临水登山啸咏，自引壶觞自醉。此生天命更何疑。且乘流、遇坎还止。
原梓州路转运副使董毅夫得罪罢官，在返回家乡江西鄱阳途中，路过黄州。经鄂守朱寿昌介绍，董毅夫结识了在东坡躬耕的苏轼。董毅夫见到简陋的雪堂，十分喜欢，甚至有意与东坡做邻。东坡为报知己，把陶渊明的《归去来辞》改编成词，令家僮歌之以为乐。
是苏东坡重新发现了陶渊明的魅力。东坡读陶诗，就像小孩子吃心爱的糖果，每逢心中不爽，就把陶渊明的诗集取出来，但每次只读一篇，因为他唯恐把陶渊明所有的诗都读完，就再也读不到新的了。当你读到挚爱的书时就会有这样的心理：由于喜欢，恨不得一口气读完，但想到如此好书仅此一本，又不舍得读得太快，就这样纠结并快乐着。
后来他还照着陶集一一追和，陶渊明有《咏三良》，东坡就有《和咏三良》，陶渊明有《读山海经十三首》，东坡就有《和读山海经十三首》，陶渊明有《杂诗十一首》，东坡就有《和杂诗十一首》……像小孩子做游戏一样，乐此不疲。直到所有的陶诗，他都“和”了一遍。
陶渊明所有的诗里，东坡最爱的又是《归去来辞》。他的喜爱甚至到了痴狂的程度，不仅将其栝成这首词《哨遍》，而且写了和诗，还不过瘾，于是从中取材，生生作了十首集字诗。东坡手书的《归去来辞》更是成为价值连城的书法名卷。以致后世推崇东坡的评论家王若虚都看不过去了，无奈地说：“陶文信美，亦何必尔。”东坡只管自己过瘾，哪顾得了后人的闲话。
晋安帝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在彭泽通往浔阳的路上，一位面带笑容的中年人迎面走来。乍暖还寒时节，寒风不断地钻进不算厚实的衣服，但他像一位刚从沙场载誉而归的将军，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这位怡然自得、健步如飞的中年人就是陶渊明。
他的满足来自前几天做的一次选择。这次应该是彻底了断了。那天郡里派来一个督邮到彭泽县，小小的督邮耍起了威风，要求县令陶渊明穿戴整齐去拜见。陶渊明不堪受辱，撂下一句话，便解下印绶，挂职而去。他的那句话后来成为读书人气节的象征：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
这并不仅仅是意气用事，在短短八十多天的彭泽县令任上，陶渊明不断感到自我本性与官场氛围的冲突，这种冲突甚至比以往更强烈了。他并非不知道辞官的后果，以前的几次辞官归隐，每次都让他的家庭陷入生活困境。耕种所获不足以自给，孩子满堂，但“瓶无储粟”。让孩子幼而饥寒，对一位父亲来讲是很大的精神压力。但他刚正忤俗的个性实在无法与潜规则横行的官场相容。在富足的奴役和穷苦的自由之间，他选择了自由。五斗米虽可贵，但自由是他更不可缺的空气，离开须臾便会窒息而死。
辞官之后，陶渊明即赋《归去来辞》。这是一篇拥抱田园生活的宣言书，其欢欣之情、自足之乐穿透纸背，亘古弥新。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吟着这篇宣言书，陶渊明踏上了归园田居的行程。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其实他担忧田园荒芜，更担忧心灵荒芜，田园荒芜犹可锄，心灵荒芜不可挽。“觉今是而昨非”，误入尘网中，一去三十年。所幸迷途知返，犹未晚也。
陶渊明的归隐与东坡的归隐，一是主动迎接清寒，一是被动顺势而为。苏轼吟唱《归去来辞》时，应该会钦佩陶渊明的义无反顾。但两人的相同点，在于懂得山水田园的真义所在，那便是自由。
苏轼极力推崇陶渊明的诗与人，是因为陶渊明做到了他没能做到的事。苏轼和陶渊明都是在退居江湖之远时现出了生命的灵光。但陶渊明的闲居是“觉今是而昨非”之后的毅然选择，“草盛豆苗稀”的南山田垄是他悠然自在的舞台；苏轼的闲居却是被政敌迫害之后的唯一退路，黄州东坡虽也让他逍遥自乐，但终究只是他命途中的一座驿站。
自由不仅是一种享受，更是一种承担。所以被解放的奴隶才会怀念做奴隶时的稳定工作。许多人甘愿接受奴役，不是不知道自由的快乐，而是不愿承担自由的代价。多少人白天为田园唱着赞歌，夜里却做着“一日踏尽长安花”的美梦。真正选择回到田野、亲力亲食的，陶渊明是极珍贵的特例。
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但天上不下粮食雨，总要有人来谋食。陶渊明认为谋道与谋食并不对立。陶渊明知道躬耕之苦，但更知道必须要有人来受这份苦：“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纯以稼穑为食的陶渊明，在晚年贫困交加，甚至到了“饥者欢初饱，束带候鸣鸡”的地步。即使如此，江州刺史檀道济前来探望，要送他米和肉时，陶渊明还是断然拒绝。他没有丝毫悔意，“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
陶渊明看到世俗世界的颓败已不可挽救，于是退居一隅，独善其身。苏轼胸中那团想要救世的心火，却总是无法熄灭。他在仕途上虽也沉浮不定，但他不会一走了之。即使身处田园，他也留了一只脚在他热爱的人间。苏轼在内心又渴望自由，所以他在个人世界与普罗大众的世界之间挣扎。因而他盛赞陶渊明“忘我”、“忘世”、“知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