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9年4月16日晚八时，我出生在沃尔沃斯区的东街。不久后，我们搬进了三间陈设优雅的房子，座落在兰贝斯区圣乔治路的西广场。当时的家里的生活是相当安逸的，在我残余的童年记忆里，每天晚上，母亲总让我和比我大四岁的哥哥雪尼一起躺在舒服的床上，怜爱地给我们盖好被子，嘱咐女仆好好照顾我们，然后才去剧院。她每天夜里才从戏院回来，总会在桌上放些好吃的让我和雪尼第二天早晨吃，或是一块那不勒斯式蛋糕，或是几颗糖果。早上她经常睡到很晚，所以前一天晚上会跟我们说好不要太吵。
那时，还不到三十的母亲是戏院的喜剧演员，长得娇小可人。那些认识母亲的人都觉得她当时美艳动人，别有风韵。那时的周日，母亲总会开心地带我们一起出去旅行，穿得漂漂亮亮的一家人信步走在肯宁顿路上，总能引来许多艳羡的目光。
在我眼里，那时候的伦敦，一切都是优雅从容的。那里萌生出我很多情感，萦绕着我很多记忆。有和母亲一起坐在公共马车顶层时，我伸手触摸紫丁香树枝的瞬间，也有那些五彩的车票被扔在人行道上的画面，橘黄的、蓝的、粉红的、绿的，散落在有轨马车和公共马车站附近；有威斯敏斯特桥拐弯处正在做纽扣眼插花的卖花姑娘们，她们灵巧的手指穿梭在亮晶晶的锡箔纸和抖动的羊齿草之间，红扑扑的脸蛋和鲜艳的插花相映成趣，也有那些勾起了我绵长忧伤的玫瑰花，洒过水的花朵散发着香气；有让人心情压抑的星期日，看到脸色苍白的父母拉着孩子走过威斯敏斯特桥，孩子们小心翼翼地抓牢了玩具风车和彩色汽球，也有收费一便士的妈妈船轻轻的放下烟囱、驶过桥底的样子。我觉得，这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就是我内心成长的轨迹。
记忆中也有些不寻常的“大事”有一次母亲带我去水晶宫看杂技，看到熊熊燃烧的火焰中，一个活生生的女人伸出头向观众们微笑，看完表演我们还摸了六便士的彩。再有一次在坎特伯雷杂剧场里，父亲在台上表演，我坐在铺着红丝绒的椅子上看着……
有一天，我突然开始觉得母亲的行为和外面的情景都有些不对劲。那天她一上午都在外面，回到家里时就十分激动，边哭边埋怨一个叫阿姆斯特朗的人：“看看阿姆斯特朗这个畜生！”我被她反常的行为被吓到了，于是开始大哭，母亲只好抱着我哄。几年后，我才知道母亲那天是去法院告父亲不抚养孩子，官司却遇到了麻烦。至于阿姆斯特朗，他是我父亲的律师。
我几乎不记得自己还有个父亲，更不记得他曾跟我们生活在一起。他也是名喜剧演员，长着一双乌黑眼睛的他，性子恬静，热爱思考。母亲说他有着和拿破仑相似的长相和洪亮的嗓门，是公认的优秀演员。那个时候他的薪酬能达到每周四十镑，但母亲却跟他离婚了，唯一的原因是父亲酗酒过度。
那时的歌舞剧演员几乎不可能不喝酒，因为酒是所有的戏院的必备品，有的戏院还附设酒吧间。演员们总会在戏剧落幕后到那儿和客人们对酌。有些戏院的酒吧间甚至比门票还能挣钱。更有些名艺人把大部分收入都花在这儿，以求拿到大量的薪酬。就这样，很多艺人把一生都耗费在酩酊大醉中，父亲亦然。他刚三十七岁，就因饮酒过度而离开人世。
我的外祖父查尔斯·希尔是个做皮匠活的爱尔兰科克郡人，经过很长时间的颠沛流离之后，在伦敦安了家，谋了一份修鞋的生计。
外祖母有一半的吉卜赛血统。这本来是家族内部的秘密，她却经常对外人吹嘘她的娘家有钱。我不到六岁的时候她就过世了。印象中她十分开朗。不过不知道什么原因，她跟外祖父很早就分开了。从凯特姨妈那里听说，是因为外祖父无意中看见外祖母跟其他男人在一起的缘故。可能得益于外祖母家族的遗传吧，我漂亮的妈妈和姨妈，早早的就登上了舞台，离开了家庭。
凯特姨妈是母亲的妹妹，也是个喜剧演员，不过只是我们生活中的小插曲。她很漂亮，火气却很大。来我家的时候，她常常因为母亲的一句话、一件事而大发雷霆，弄得大家都很不愉快。
母亲十八岁的时候，跟一个中年男人私奔到了非洲。后来她常常提到那里的奢华生活，提到她拥有的大农场、雇佣的仆人和喂养的马匹。我哥哥雪尼就生在那一年。我听别人说他是爵爷之子，有一笔二千镑的财产等着他继承，只消他等到二十一岁。
不过母亲很快就回了国，嫁给了父亲。在生活极度窘迫的时候，我总会埋怨母亲，说她不该抛下非洲的幸福生活。她只是报之一笑，说当时太年轻了，做事欠考虑。
我无法了解母亲对父亲有多深的感情，但她提起父亲时的语气并没有满怀怨恨。一说到父亲的事，比如酗酒和打架，母亲有时候会带了同情的口吻。
她和父亲的恋爱始于她去非洲之前，他们俩共同登台演过戏。母亲在十六岁时就成了剧团的主角，在巡演的时候，和那个非洲的中年爵爷相遇并且私奔了。回英国时，她又邂逅了父亲，旧情复燃的两个人结了婚，三年后生了我。
我一岁时父母就离婚了，不知道除了父亲饮酒过度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当时母亲正当走红，每周能挣二十五镑，足够维持一家三个人的生活，所以她没向父亲要抚养费。后来是因为她在事业方面开始走下坡路了，才会去打抚养费的官司。
她早年就经常会嗓子干涩，又容易染上喉炎，一病就是好几个星期。歌又必须要唱，疲劳和疾病让她的声音越来越差。这样一来，她从剧团里接的活也就从渐渐减少到完全没有了。
因为母亲嗓子的缘故，我五岁那年偶然有了第一次登台表演的机会。那时候母亲在奥尔德肖特的俱乐部唱歌，那是一家主要招待士兵的下等戏院，十分脏乱。她不想把我一个人丢在家里，就常常带着我去。
有一天，母亲唱歌的时候嗓子突然哑了。我站在条幕后面，听到观众开始起哄，那声音越来越大，母亲也只能被迫离场。她沮丧地走到条幕后面，跟舞台的管事争辩起来，那个人就建议我上台替母亲表演，他说曾经看到我在母亲的朋友面前唱过歌。
记得那时他牵着我走上舞台，向台下一片混乱的观众说明了原委，就让我独自留在那儿了。在缭绕的烟雾中，我对着耀眼的灯光和模糊的脸，开始唱起那首脍炙人口的《杰克·琼斯》：
谁人不知道杰克·琼斯？
你常常见到他在街道上奔驰。
我可不想对他吹毛求疵，
只想要他依然和善如始。
但是，自从他有了很多金子，
就变得那么偏执，
他把他的朋友们全都忘记，
我看着怎么能不生气。
从前，他翻翻《明星报》就可以度日，
如今他读《电讯》读得煞有介事。
哎，自从杰克·琼斯成了有钱的小子，
就变着法子炫耀他那点得意的事。
刚唱到这，观众们都噼里啪啦地往台上扔钱。我赶忙住了口，告诉大家我要拾了钱再唱。台下的人“轰”的一声笑了。舞台的管事走过来，帮我把钱捡到一张手帕里包着。我心里想着他是要把钱占为己有，居然就大声说出来了。而且还紧紧跟着他，看见他把手帕里的钱都给了母亲，我才肯回台上唱歌。观众们被我的举动逗得哈哈大笑。在这样的氛围里我毫不拘谨，对着台下又是说话又是跳舞，还会模仿别人的动作。母亲在我唱完后上台领我回去，这时，台下掌声雷动。那一晚是我表演生涯的开始，也是母亲表演生涯的终结。
命运是不公的，他总是爱戏弄人。母亲的声音再也没有复原。天气日渐寒冷，而我们的家境也日渐窘迫。母亲虽然有些存款，但完全不经花。为了生活，她把珠宝首饰和一些仅有的值钱什物都当了。我们也已经无法支付原来那么多房租了，住的屋子从三间减少到两间，再减少到一间。新家也让人感觉十分灰暗。
也许是因为希望嗓音能够复原吧，母亲信教了。每个周日，她都要到威斯敏斯特桥路的教堂做礼拜。我每次都要坐在那里等她很久，有点按捺不住。母亲在牧师讲话的时候会偷偷掉泪，所以我觉得那演讲应该很是感人的吧。不过她的眼泪又让我有些担心。最让我欢喜的就是牧师手中的《圣经》被合上的时候，因为说教结束后，就只剩下最后的祈祷和唱诗了。
信教后，母亲曾经在剧院里拥有的一片天地就灰飞烟灭，徒留伤悲了，她很少再去看当时的朋友们。从那之后，家里的生活就一直很潦倒。我们度日如年，承受着仿佛没有尽头的贫困和穷苦。当时的工作很难找，对于只会唱歌的母亲来说，就更难找了。运气好的时候她也曾经找到当保姆的活儿，但工作时间短，机会也少。幸好母亲当年需要自己做戏服，所以做得一手漂亮的针线活，于是她就想出为教友们做衣服的法子，靠这门手艺挣点小钱。但我们一家三个人靠这点钱根本难以度日。而父亲那边每周十先令的抚养费也渐渐没了下文，因为他酗酒过度，导致戏院不再跟他签订长期的合同了。
到这个时候，母亲能卖的东西都已经卖光了。家里唯一值钱的就只有那口箱子里的戏服。但是她一直期待着有一天恢复嗓音，登台演出，所以怎么也不肯卖了它们。我们在母亲找东西的时候偶尔会看见，箱子里有一件绣着金线的戏服在闪闪发光，或者是一头假发，于是就撒着娇要看母亲装扮起来。记忆中有一次她穿戴好之后，俨然一副法官的打扮，用嘶哑的嗓音唱起一支二拍子的轻松愉悦的歌，那是她过去自编自写的走红歌曲：
我是一名女法官，
公正廉明的好法官。
审起案子水平高，
判决从来不偏袒。
律师们都来看一看。
我就是要你们惊叹，
女孩比你们男人更能干……
一曲歌毕，她舞了起来，那舞姿真是惊为天人。
母亲不但给我们表演自己擅长的歌舞剧，还在我们面前模仿她见过的“正牌剧院”中其他女演员所演的戏。每模仿一部戏，她都要担任好几个角色。
她自始至终都能分出谁才是有真才实学的演员，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感觉。凭着自己的天赋，她对每个演员的演技都能很准确的理解。能做到像她那样深入探讨戏剧的，必须是一个真正热爱戏剧的人。
我们住在奥克利街地下室一间屋子里的时候，有一天的黄昏，我因发烧而睡在床上。雪尼去夜校上学了，只有母亲在我身边。她给我读着《新约》，并且表演着书中的故事，告诉我基督是怎样怜悯穷苦的人和孩子们，她生动的神态和语调真是一般人难以企及。不知道是不是生病的缘故，我觉得当时的母亲十分感伤。从没有第二个人能像她那样清楚明白的告诉我，耶稣是怎样对待世人的。母亲跟我说，耶稣对普通人是那么仁慈和宽容，他对想要砸死那个有罪女人的暴徒们说：“你们中谁是无罪的，就可以先拿起石头砸她。”我被母亲的话深深地打动了，巴不得自己立刻就死了，好能见到耶稣。可母亲并不支持我。“耶稣教导我们好好生活，”母亲说，“首先要做好在这世上应该做好的事。”
就是那个下午，在那间灰暗的地下室里，母亲把这世上绝无仅有的仁慈光芒带进了我心里。只有在这种光芒的闪耀之下，文学、戏剧中关于爱情、仁慈和人性的主题才显得那么伟大、丰富和熠熠生辉。
生活在下等社会的我们，在说话中常常注意不到语法的错误，久而久之就成了习惯。但母亲永远能做到出淤泥而不染，她时时给我们灌输这样的意识：自己是有身份的人。所以她对我们说的话特别注意，随时随地更正我们的语法错误。
入冬后，雪尼没有御寒的衣物了。母亲只好把自己的一件旧天鹅绒衣服给他改成一件外套。那衣服怎么改都很难看，雪尼忍不住哭着说：“同学们看了会怎么想啊？”母亲则安慰他：“管人家怎么想呢？何况这衣服也挺帅气的呀。”雪尼到今天也没想通自己当时怎么答应穿了那件衣服，可能母亲就是这么能说服人吧。她不但让他穿了那件衣服，还让他穿了一双削了跟的高跟鞋。就为这副行头，雪尼在学校没少打架。我也好不了多少，穿着一双皱巴巴的长筒袜，是母亲用自己的红色紧身衣改的。
在窘迫的生活中，母亲得了偏头痛，不能做活了，而且一躺就是好多天。那段日子，能维持我们生计的只有领来的贫民救济粮、赈济包裹和换粥的粮票。雪尼利用课间那点休息时间卖报纸挣点小钱，聊胜于无。但就在家里的情况坏到不能再坏的时候，事情却突然有了转机。
原来，雪尼去卖报的时候，无意中看见一个钱包放在公共马车顶层的空座上。他急忙装作不小心掉了一张报纸，接着就一手抓起报纸和钱包，一路忐忑地跑回家来了。
母亲把包里的钱都倒出来放在床上，钱包却依然很重。她在夹层发现了另一个小袋子，里面有七个金镑！这让我们高兴得快发疯了。感谢上帝，母亲没因为她的信仰而有负罪感，因为钱包里没找到失主的地址。
我无法知道母亲的病根在身体上还是心理上。短短的一个星期内，她就痊愈了。病刚好，她就带我们去绍森德海滨玩了一天，而且全家都穿得焕然一新。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大海。我就像被催了眠一样，在阳光的照耀下走下山路，走向大海。我们脱了鞋，温热的海水轻轻拍击着脚面和脚踝，踩在脚底的沙粒慢慢陷下去，有一种说不出的舒畅。那天的场景真是太美了，粉红色、蓝色的水桶、木铲散落在橘色的沙滩上，还点缀着五彩缤纷的帐篷和阳伞。海面上，一些帆船欢快地遨游在柔柔的水波里，还有一些散发着海草和柏油味的小船懒懒地漂浮着。直到今天，我的脑海中还深深地印着那美丽的情景。
再回绍森德时已经是1957年了，我已经找不到当年第一次看到大海的那条窄窄山路。只有镇子最边缘处还开着几家旧式的店铺，可能是当年某个渔村遗留的痕迹吧。在这里仿佛能听见那个时代的浅吟低唱，不过，那也可能只是海草和柏油散发出的旧时气味吧。
这笔捡到的钱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花光了，日子又穷苦起来了。忙着另找工作的母亲一无所获，家里的问题也接踵而至。因为给不起分期租金，缝纫机被收走了，父亲那边每周十先令的抚养费也完全没有着落了。
母亲在万般无奈下向另一位律师求助，律师觉得代理这案子没什么好处可言，就给她出了一个法子，让她带我们去兰贝斯市当局，用请求当局救济的手段逼父亲出钱抚养我们。
体弱多病的母亲没办法独自抚养两个孩子，她别无选择，只能决定一家人一起去兰贝斯的贫民学艺所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