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时间的每一个周末，赫斯特和玛丽昂都邀我去玛丽昂的海滨住宅。我很喜欢他们过的那种豪华生活，因此我就常常应邀前去，更何况，那时道格拉斯和玛丽也在欧洲。
有一次，我们几个人一同进早餐。玛丽昂问了我一些与她的剧本有关的问题，但赫斯特不喜欢听我的意见。
剧本的故事，讲的主要是男女平等问题。于是，我说，一般来说，都是女人挑选她们的男人，在这方面，男人是做不了主的。
“哦！不对，向来都是男人挑选女人。”赫斯特说。
“那是我们自己这样认为，但只要有一个小姑娘指着你，说：‘我要那一个’，你就会去给她挑。”我回答。
“你这是完全错误的想法！”赫斯特特别自信地说。
“但是，她们的技巧都隐藏得非常巧妙，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这样一来，我们就相信是我们自己在挑选。”我接下去说。
赫斯特“啪”地拍了一下桌子，桌上的早餐以及其他东西都跳起来了。
“我说这是白的，你偏要跟我唱反调，说那是黑的！”他大吼道。
当时，我的脸色肯定发白了。刚好，仆人给我端来咖啡。于是，我抬头对仆人说：“请你叫人给我雇一辆车，收拾一下我的东西。”
接下来，我一句话也没说就站了起来。我到舞厅大踏步地走来走去，憋着一肚子怒气。
一会儿后，玛丽昂就来了：“查理，怎么啦？”
“管他是谁也不能那样对我说话！他以为自己是谁啦？是拿破仑吗？是尼罗吗？”我说，声音直打颤。
听我说完，她一句话也没说，转身就离开了。没过多久，赫斯特来了，他装作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的样子：“查理，什么事儿呀？”
“我不习惯被人吆喝！我在别人家里做客时，更是如此。因此，我马上就走。我……”我把话咽了下去。
赫斯特想了一下，接着也在房里走来走去。
“这件事儿，我们就说开了吧。”他说，声音也在发抖。
我在他后面跟着，进了大厅。他坐在一张双人椅上，让我坐在他旁边。
“查理，坐下吧。这事儿，我们就说开了吧。”他说。
他又高又胖，把大半张椅子都占了。我紧紧地挨着他挤坐了下去。之后，他一句话也没说，突然就把手伸了出来。我坐在那儿虽然没法动，但还是和他握了手，尽管费了很大的力气。接下来，他就跟我解释了，声音仍然在颤抖。
“查理，你看啊，玛丽昂演这个剧本，我真的一点也不喜欢。她是很尊重你的意见的。可你又赞成她演这个剧本！嗯，也许就是因为这样，我才冒犯你的。”
听他这样说，我一点也不生气了，还不断地跟他说，是我的错。最后，我们又握了一次手。然后，我们费了好大的劲儿，才从那张椅子上站了起来。
现在回忆起来，玛丽昂当时离开后，肯定是去找赫斯特了，让他出来跟我道歉。玛丽昂是一个很开朗的人，很风趣。我们经常在一起玩儿。
路艾娜·帕森斯每次都由哈里·克罗克陪着，路艾娜·帕森斯是赫斯特报系的专栏作家，哈里·克罗克后来是的我副导演。我们游玩后，回家的时候总是凌晨四五点了。
于是，玛丽昂跟路艾娜说：“赫斯特要是知道我们这样了，肯定要解雇我们中的一个，但是，他是不会解雇我的呀。”
有一天，玛丽昂在家里举行宴会。在纽约的赫斯特打来电话，玛丽昂接完电话，特别生气。
“你们能想到吗？赫斯特居然派了人监视我！”她气愤地说。
原来，在电话里，赫斯特给玛丽昂读了一份侦探的报告，通报了玛丽昂在他走后做的一些事情。
后来，她跟我说，赫斯特马上就要回来跟她一刀两断。玛丽昂并没有做错什么，她只是去看了几个朋友，也难怪她会生气。
之后，赫斯特在堪萨斯城发来电报：“初衷已改，加州不回，旧地多少欢娱，往事不堪回首，现返纽约。”
但不久之后，他又发来电报说要来洛杉矶。
一见到赫斯特回来，所有的当事人都很紧张。但后来一切误会都消除了，还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宴会欢迎赫斯特回比弗利山。
有时候，为了换个环境，我们就去赫斯特的游艇上度周末。有一次我没去，听说当时游艇到了圣迭戈海滩，不得不把托马斯·哈·杨斯送下船，他当时已经接管了赫斯特世界影片公司。
午餐时，杨斯突然浑身剧痛，就离开了。刚开始，大家都以为他是犯了胃病，但他后来疼得很厉害。于是，大家才把他送去医院。结果，他得了心脏病，回家三周后，心脏病复发就死了。
于是，谣言就传开了，说杨斯的死跟赫斯特有关，说杨斯是被开枪打死的。事实上，这完全是在瞎说。杨斯去世的前两周，我们还去探望过他，看到我们，他很高兴，还相信自己不久就会康复。
尽管如此，杨斯的死还是把赫斯特世界影片公司的计划打乱了。所以，后来由华纳兄弟影片公司去完成这些计划。
有时候，赫斯特会显得十分天真。玛丽昂的影片初映，他经常要我和他一起坐车去看。为了避免被别人看见他是跟玛丽昂一起去的，汽车快到电影院门口时，他就下车了。
有一次，赫斯特邀请我到欧洲去旅行。但我没去，因为去的人太多了，肯定航行得很慢，赫斯特高兴走就走，高兴停下就停下。这种滋味，我第一次和赫斯特到墨西哥去旅行就尝到了。
在英国，赫斯特虽然拥有贵重的股票，可以从中获取巨额的利润。但是，他亲德反英，他的这种反英亲德的情绪，我永远无法理解。到欧洲旅行时，赫斯特去德国做了访问，并且会见了希特勒。当时，人们还很少知道希特勒的那些集中营。
透露希特勒那些集中营的内幕的最开始的几篇报道，是我的朋友科尼列斯·范德比尔特写的，他是美国新闻记者。但是，那些残酷的暴行，却很少有人相信是真的。
范德比尔特给我寄来一套明信片，上面印的全是希特勒的各种各样的姿势，这些姿势都是他发表演说时做出来的。看了那些明信片上的姿势，我觉得希特勒的嘴脸很滑稽可笑，心想：“这真的是一个疯子！”
但爱因斯坦和托马斯·曼被迫离开德国后，我才知道希特勒的那副嘴脸是多么的阴险恐怖。
1926年，爱因斯坦来加州讲学，那时我第一次见到他。
当时，环球电影制片厂的卡尔·莱姆勒给我打来电话，跟我说爱因斯坦教授想要见我。可以想象，听到这个消息，我是多么的激动。于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就在环球电影制片厂里。在那里，我还跟教授一起吃了午餐。另外，还有他的夫人、他的秘书海伦妮·杜卡斯和副教授沃尔特·迈耶。
饭后，大家由莱姆勒先生领着去参观电影制片厂。我被爱因斯坦夫人拉到了一边，她小声地对我说：“为什么您不邀请教授去您家呢？要是有机会就咱们几个人在一块儿，安静地聊聊，他肯定很乐意的。”
于是，我就简单地设宴邀请爱因斯坦去我家。
在餐桌上，爱因斯坦夫人把爱因斯坦发明相对论那天早晨的情景给我讲了。
“博士跟以往一样，穿着他的睡衣，从楼上下来吃早餐。但是那天他几乎什么东西都不吃。于是，我就问他哪儿不舒服。‘亲爱的，我有一个惊人的想法。’他说。喝完咖啡后，他就到钢琴前弹琴。他一会儿弹几下，一会儿又停下，一会儿他记下了一些什么。然后，他又重复说：‘我有一个绝妙的想法，一个惊人的想法！’‘那到底是什么想法呀？你不要让人瞎猜，就说出来吧。’我说。‘我还得把它推究出来，不好说。’他说。”
之后，她又告诉我，后来，爱因斯坦回到书房里，一直在楼上待了两周，不让人打扰他，她每天负责把饭送上去，爱因斯坦只在黄昏的时候出去散会儿步。
“有一天，他终于从书房出来了，那时他的面色很苍白。他对我说：‘喏，就是这个。’同时，他疲倦地把两张纸放在桌上，那就是他发明的相对论。”她说。
那天晚上我邀请了雷诺兹医生，因为他也懂点儿物理学。在席上，他问爱因斯坦有没有看过邓恩写的《时间实验》。
爱因斯坦摇了摇头。
“邓恩提出了一条很有趣的原理，关于维数的。一种叫什么……维数的发展。”雷诺兹说。
爱因斯坦赶紧转过身来，带着顽皮的神气，悄声地问我：“这是什么玩意儿？一种维数的发展。”
后来，雷诺兹问爱因斯坦相不相信有鬼。
爱因斯坦说：“我从来也没有见到过鬼啊！要是另外有十二个人同时看到了同样的现象，那么，我是会相信的。”
那时候，灵魂现象是大家常谈的话题。
后来，我问他：“您的相对论和牛顿的假设有抵触吗？”
“不但没有抵触，相反还是牛顿假设的进一步发展。”他说。
在席上，我告诉爱因斯坦夫人说，等我的下一部影片放映后，我打算去欧洲。
“到时候您一定要来柏林看看我们。教授没有很多钱，我们住的地儿也不大。洛克菲勒基金会给他一百多万美元作科学研究，但他从不动用。”她说。
我后来去柏林时，到他们住的地方拜访了他们，那是一套朴素的小公寓房子。德国到处都笼罩着纳粹的恐怖。于是，爱因斯坦一家人去了美国避难。爱因斯坦夫人说，普林斯顿大学聘请爱因斯坦的时候，教授提出的报酬数目很小。于是，普林斯顿学校当局就说，在美国，他所提出的报酬连生活都维持不了，他的报酬至少要在两倍以上。
1937年的时候，爱因斯坦夫妇又来到加州，他们一起来看我。有一次，我邀请了很多人来晚餐，包括玛丽·碧克芙、道格拉斯·梵朋克、玛丽昂·戴维斯、赫斯特等。在餐桌上，大家一句话也不说，就玛丽昂·戴维斯嬉皮笑脸地跟桌上的每一个人说几句俏皮话，但唯独没有跟爱因斯坦说话，她当时就坐在爱因斯坦旁边。
突然，玛丽昂转过身来，淘气地对爱因斯坦说：“哈喽！”接着，她的中指掠了掠爱因斯坦的头发，说：“您为什么不把头发剪一剪啊？”
听了玛丽昂的话，爱因斯坦笑了。
爱森斯坦是一位俄国电影导演。因为拍过两部很好的影片《波将金》和《震撼世界的十天》，他就成名了。他到好莱坞是为了给派拉蒙影片公司导演一部影片。但后来派拉蒙影片公司考虑到他来自俄国，所以就取消了请爱森斯坦导演影片的计划。
有一次，我和爱森斯坦谈到了共产主义。
我问他：“那些无产者接受了教育之后，在智力方面他们比得上那些世代有文化的贵族吗？”
爱森斯坦说：“群众一旦接受了教育，他们的智力就会变成一片富饶的新土壤。”
爱森斯坦导演的《伊凡雷帝》用写诗的方式来解释历史，可以说是一部登峰造极之作。不管怎么说，与史书相比，艺术作品的事实更可靠，记述更详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