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放以后，他们就来得更勤了，办事处俨然成了京城一个社会名流的沙龙。在满足食欲之外，也畅快地发泄那种自身膨胀思想的压力。难怪浦熙修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了，当时办事处发来编辑部的稿件，几乎遍涉文教战线各个领域的热点问题。她还趁热打铁，请对方就所议之事给《文汇报》写稿，为此还产生一件费孝通先生或许已经遗忘了的逸闻：
他答应写稿，却提出自己现在囊中羞涩，得预支稿酬去买只好笔。浦熙修真去买了支51号的派克金笔，并给他送去。没几天，鸣放的形势就陡然逆转了，此笔自然没能为《文汇报》排上用场，大抵一开张便用在写那些连篇累牍的检查、揭发材料了……
不仅驻京办如此，当时《文汇报》派往各地的记者，也在本报发出了众多有影响的报道，如《流沙河谈“草木篇”》、《乍暖还寒晴复雨--访问浙江专业作家陈学昭》等，但在钦本立极力引向的“资产阶级方向”上，浦熙修仍不愧是《文汇报》一个鞠躬尽瘁的马前卒。二十七年后，当回忆起这段已被正本清源的岁月时，徐铸成写道：假如当时的《文汇报》有一点成就和可取之处，那首先应归功于邓拓同志的全力支持。就我们自己的同志来说，我以为，致力最大、贡献最大的，应推浦熙修同志。（《怀念浦熙修同志》）
储安平身上又是一番人生景象。
早在当年3月10日毛泽东接见徐铸成等新闻界人士，《光明日报》总编辑、中共党员常芝青也在座。作为民盟中央的机关报，其总编辑从来都是由共产党人担任的，与现任的常芝青不同的只是，第一任的胡愈之，第二任的邵宗汉，他们的党员身分未曾公开而已。在对《文汇报》赞赏有嘉之后，毛泽东似乎突然想起了这点，他的目光转向了常芝青：
“共产党替民主党派办报，这不好吧！”
中宣部、统战部立即忙开了，在一番选择之后，“储安平”三个字摆上了胡乔木的案头--
他是英国留学生，本人也风度翩翩，宛如一个英国绅士。且才华出众，在三十年代初的《新月》杂志上，如果说罗隆基大气磅礴的社论让读者振聋发聩的话，那么他的文笔清丽的小说、散文，也常令读者耳目一新。
1946年4月，储安平拒绝了南京政府委以“高级公务员”的邀请，只身在上海的一个亭子间里创办起《观察》杂志。他亲自起草的发刊词，最好地表达了该杂志的面貌：
“我们这个刊物第一个企图，要对国事发表意见”；
“对于政府、执政党、反对党，都将作毫无偏袒的评论；我们对于他们有所评论，仅仅因为他们在国家的公共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杂志约请全国六十余位各界知名人士为其撰稿，他们大多是“有话要说而又无适当说话地方的自由思想学人”，对读者极具号召力。储安平自己也几乎每期发表抨击国民党弊政的入木三分的评论，因此日愈博得知识界的青睐，创刊号印了5000册，各处纷纷告罄，又六次加印，总印数达11000册。至1948年底遭国民党当局查封时，印数已达10万多份，这在当时的出版界，是一个得仰起头看的天文数字。曾在《观察》和他共事多年的林元先生，临终前回忆到：“储为人精明，说话条理明晰，虽然是大学(复旦)教授，却似个事业家。”
刊物遭查封时，储安平正在兵临城下、风声鹤唳中的北平，他忙于搜集平津战役的材料，在自己的笔下向国统区的广大读者透射出新中国的第一线曙光。杂志社的两位同事锒铛入狱，他本人也在特务的时刻追捕之中，只好暂且藏身于城里的府学胡同。几个月后北平和平解放，他直接住进了正海容天下志士仁人的北京饭店。当周恩来到饭店看望大家时，还特地到他房间里坐了坐，两人有过一番饶有兴致的谈话。
在徐铸成先生1949年9月29日的日记上，有这样的记载：今天与（储）安平兄谈话，他说《观察》即将复刊，领导上大力支持，但恐群众思想难捉摸，如何办好，毫无把握。他又说，近月曾至东北旅行，写了视察记二十五万字，材料甚新，特别注重人事制度及工作效率，胡乔木看了极赞赏，力促早日付梓。他又说，他出发前及回来后，都与领导同志商谈，反复请教云云。
由此可见，改朝换代之时，多少盛举，多少政务，一本区区《观察》却萦绕中共领导人心头。果不其然，胡乔木、胡绳专为此事写了一个报告给周总理，后者的批复是：“有那么多的读者，当然复刊！”新中国成立后仅一个月，储安平就又当上了《观察》杂志的主编。
办了一年多，刊物改名为《新观察》，既然加了一个“新”字，便意味有什么旧的东西得抹去，似乎首先被抹去的是花名册上“储安平”三个字。
他被调到新华书店总店任副总经理，1952年又调出版总署任发行局副局长。无论调去哪里，他都是一瓶可搽可不搽的增白美容霜。他一定不想总摆在他人的梳妆台上，自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之后，他便从“梳妆台”上出逃了，以人大代表和《新观察》特约记者的身分，去全国各地走马观花，发回的系列报道不仅发在《新观察》上，也时被《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报刊转载……
犹如解放前他是自由撰稿人一样，本来储安平也不想参加任何党派。他信奉自己的力量，有自己的行为操守：他从不去利用谁，也不愿被人所利用；从不去戒备谁，更不愿自己遭人戒备。他不但在风度上，还在人际关系上，都有英国绅士的派头。比起当年同住北京饭店的多数人，他当今的处境显然不得志，他大约有了某种程度的失落感和孤独感。
他经不起民盟和九三学社的多次劝说：民盟这边有他三十年代的老友罗隆基，九三学社这边许德珩主席是他尊敬的师长，中央委员会里袁翰青、楼邦彦等位也是他无话不说的朋友。温文尔雅的储安平，无法顾此失彼，便同时加入了这两个党派。耐人寻味的是，进去之后，九三学社安排他为中央委员，宣传部长，并代表九三学社出任《光明日报》社社务委员；而在民盟这边，他只是一个一般成员。
1957年4月1日，储安平正式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
上午9时，他在社长章伯钧的陪同下，容光焕发地出现在各部主任的面前。章伯钧以不冷的口气，说了一句不热的介绍：
“我把储安平同志带来了！他是一个作家，将会增加《光明日报》很大的力量。”
这句话等于没说，作为作家，储安平早已如雷贯耳。应该介绍的，诸如：虽说储安平是经“各民主党派公推”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一职的，但在“公推”之前，却是胡乔木亲临厂桥棉花胡同他的家，以“三顾茅庐”般的热情给请下山的……
储安平不会没有疑虑，自己白手起家的《观察》，都只能在光天化日之下，眼睁睁地由其从自己手中溜走，怎会从天而降地又给自己一张报纸？但胡乔木的热情，李维汉的嘱托，也许还有鳏夫十年后刚刚新婚燕尔的幸福，将这份疑虑给打发了。可眼下，又一份疑虑萌生了，几个月后储安平这样交代道：
“我当时有这样一个感觉，章伯钧并不欢迎我作《光明日报》的总编辑，他对我的态度是很冷淡的，我和他过去太没有私人渊源，而党的推荐我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他也不好拒绝。”
但以储安平的个性，他不会去在乎章伯钧的态度。而且正因为这态度，他关于施政方针的简短讲话，才表现得相当地硬气与坦率：
“我到这里来工作，中央统战部李维汉部长支持我，党是我的后台。他还对周扬部长说过，以后有人批评储安平先生，你要为他撑腰……我有信心，但不可能无困难，这是规律。我只准备和大家商量，受党的教育要表现在行动中，并需以诚意待人，向人学习！”
储安平很快便拿出了当年办《观察》的劲头。按照胡乔木“多联络老朋友”的指示，一上任就给一百多位全国著名的学者、教授写了约稿信。组织好施工队，转过身来，他又大汗淋漓地将报社搬上了脚手架，摆开一副要对报社全面改造的架式：请人来作主笔。为各领域的学者开辟专栏。在社委会下设顾问团。在编辑部下设顾问组。由社委会授权写作社论，关于这点，他曾向各民主党派宣传部门解释道：
“就现在情况来看写社论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光明日报》过去的社论，一种是教条，四平八稳；再一种是说共产党的好话，歌功颂德，批评监督的社论没有。要写批评监督的社论，必须要社务委员会支持。《光明日报》的婆婆多，八个民主党派是八个婆婆。民主党派有几百个中央委员，是几百个婆婆，一个婆婆一个看法，就很困难。因此，必须社委会授权……”
储安平大刀阔斧的行动，去故布新的构想，在京、沪知识界引来一片喝彩声。
费孝通称他的工作“很起劲，把《光明日报》看成他办的企业”。
名记者子冈有了为他写一篇通讯或是特写的冲动，题目就叫《新总编辑上任记》。他到上海时，赵家璧等旧日光华大学的同学为他设宴接风，约好下午七点开始，九点他才似鱼儿露出了水面，刚上了几样菜，几乎凳子都未坐热，来了一辆小车，又将这“鱼儿”沉去了水下……
俨然一副寸阴寸金的“党国栋梁”气派。
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邀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储安平也去了，在感觉到“老和尚”无比真诚的同时，他更加深感自己作为八个民主党派喉舌的报纸总编辑，对于帮助共产党整风所负有的重责。面对开初几天知识分子表现出的“失重”与“晕眩”，他想出了一个办法，你不发言，我点你的名让你发言；你不到位，我努力帮你到位，储安平亲自修改一些重要的争鸣稿件，如国务院参事范朴斋一篇题为《会外之音》长八千余字的文章，经本人删改成七千字后仍显芜杂，问题没有点透，储便自己动手，精要为四千字后发表；你不写稿，我派记者去帮你写稿，此即后来被称之为“最恶毒的”去上海、武汉、南京等九大城市开座谈会的主意。
大批的记者下去了，宛如一队队的战斗机群飞去了四面八方，其任务便是促使各地的知识界，撤去“失重”与“晕眩”的炮衣，从心灵的窗口里勇猛地伸出高射炮口来，去“大鸣大放”，以筑成整风运动里异常壮观的火网。
储安平惟恐有些地方的高射炮推不出来，或是推出来了，一发射便是哑炮，他特别指了几个名字，在他看来这几尊炮不仅挺进快捷，且有相当丰富的弹药储备。有记者临行前向他请示：
“社会上常有这种情况，有些人在社会上有代表性却无事可鸣，另一些人敢于鸣放却没有多大代表性。碰到这种情况，该请哪一部分人？”
他斩钉截铁地回答：
“要找后者！如果他们不愿意出来，就登门拜访。”
除了极少数的几架飞机偷工减料，马马虎虎兜了一个圈子就回来了，绝大多数的飞机都拼命地往所在的方位投掷鼓动的炸弹，后一部分人的“家园”更是被不遗余力地炸得一片绚烂。最具代表性的是去武汉的潘文彬，本来让他开一个座谈会，他一气开了三个。他也没有写通讯的任务，他又走笔如风，唰唰地一写三篇，在炮火里写作，才思还颇为敏捷，诸如“四顾无知己，比邻若天涯”，“春风绕过武胜关，又吹到别地去了”……
两个月后，这些记者们无一不被当地作为“纵火犯”给揪了出来，并在报纸上公开批判。
民主党派里不是没有人担心：中国的政治天空上，何曾隆隆划过这样并非亮着鲜红的五星、而是颜色杂陈的机群？
就连将他请出来的小同乡胡乔木，此时也在《人民日报》社内部，说了一句怎样理解似乎都不为过的话：现在整风运动的领导权，已不在《人民日报》手里，而被民主党派的报纸拿去了……
5月7日，在报社一次大会的报告中，储安平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颜色杂陈的机群，却是从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那宽厚的手掌上起飞的。他又否定了个别人危险的想法：既然是民主党派的报纸，就应该办成“反对党”的报纸。西方存在着反对党，各自的政治目的都是要把对方搞掉，取而代之。中国的政治制度有着根本区别，在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新型的民主制度下，民主党派也参加了政权，不是反对党，自然《光明日报》也就不能办成反对党的报纸。
他以为无论有着怎样的担心，都是杞人忧天。人在料定自己平安无事却又干着什么壮举的时候，总会说上几句豪言壮语，有着英国绅士派头的储安平先生，似乎也难免俗。他的一番豪言壮语是--
《光明日报》让民主党派独立自主地办，这句话说得好。但我要看看究竟怎么样，看看我到什么地方就要受到阻力不能前进。我要碰。我要扛一扛风浪，担一担斤两。我看要碰上多少暗礁。
于是，从5月初开始鸣放，到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形势急转直下，《光明日报》共组织了11次座谈会，编发了22块整版近13万字的座谈纪要，还有大量的消息、通讯和专题报道。
暂时储安平还不会感到自己的豪言壮语，将要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因为从5月6日开始，机翼上亮着鲜红五星的战斗机群也陆续起飞了。至5月中旬，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全国政协和国务院礼堂，分别召开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与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前者开了13次，70余人次发言；后者开了25次，108人次发言。
据李维汉回忆，在这两个座谈会上：
党外人士对党都提出了大量的批评、意见和建议，其中大部分是正确的、很好的意见，有的批评可以说是切中时弊。
如无党派民主人士、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五月十五日发言，批评党内滋长了骄傲情绪，主要表现是：好大喜功（误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大），急功近利（强调速成，把长远的事用速成的办法去做），鄙视既往（轻视历史的继承性，一切搬用洋教条），迷信将来（认为将来一切都是好的，都是等速发展的，将来还没建立起来，就把过去都打倒）。
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陈叔通五月十六日发言，提出“矫枉必须过正”是否永远都是金科玉律，值得怀疑；希望领导上认真总结一下是保守思想对社会主义建设造成的损失大，还是盲目冒进造成的损失大。
民革中央常委刘斐、民盟中央常委杨明轩提出，党政应该分开，不能以党代政。
熊克武等人提出，要发扬民主，健全法制，抓紧制定民法、刑法和各种单行法规。
其他意见还有，应该重视和发挥党外人士、工商界和知识分子的作用，办大学要依靠专家学者，建立规章制度，使党外人士、私方人员有职有权；
要健全人事制度，改进人事工作，任人唯贤，在提拔奖惩上，党内外干部要一视同仁；要加强统一战线理论、政策的宣传，广泛联系统战对象，虚心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主动“拆墙填沟”；
要为民主党派创造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条件，让他们了解有关的政策和情况，帮助他们发展成员，解决干部、经费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当然，即使写于近三十年之后，对1957年已有深深愧疚之意的李维汉，也很难将反右运动一笔勾销，他认为：
在座谈会的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大肆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猖狂进攻，掀起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回忆与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