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秋昌致白烨
白烨兄：
大著《文学新潮与文学新人》收到。祝贺您第一个评论集的问世，尤其是在这个文学退居边缘位置及疲软的时代。我曾纳闷，您做为在全国颇有影响的评论家，写了那么多文章，且又在高级别的出版社工作，却为何不见您结集出书？接到您的赠书并读过“后记”，我才明白了缘由。您在“后记”中说：不是没机会出书，“而是对这些东鳞西爪的东西是否有什么价值，总是心存疑虑。”
其实，您是太自谦了。就书中收录的各个单篇而言，确乎是散杂而不成体系的，但当您把这些“东鳞西爪”的东西按着一定的构想编排在一起的时候，就正所谓“涓涓细流汇为江河”了。读者也便由此从一个角度看到了新时期文学发展变化的走向和律动一这就是它的价值。
说到价值，我以为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属于形而下层面的实用价值，一类属于形而上层面的精神价值。从总体上说，价值和其他事物一样，无时无刻不处于变动与转化之中，既然价值是个变量，那么就不可能是永恒的。但形而上的精神价值，较之形而下的实用价值，其更迭转化讨程要缓慢得多，因此具有扣对的稳走性，有些精神成果，不仅适用于往昔的历史时代，也适用于后来社会的生存秩序。就文学作品而言，凡是能够深刻地揭示出真善美丑和人类本性的作品，就可以超越地域和时空的局限而传之久远。从价值的存在形态来看，我认为也可分为两种，即显性的存在与潜在的存在。我们说，价值不是永恒的，是因为价值不会永远是显性的存在，它注定要在一定的条件下由显性存在转向潜在的存在，而潜在的存在仍然是一种存在，其价值并没有完全消失，只是由显而隐，变得不再那么引人注意罢了。正是这些大量潜在价值的存在和不断的积累，构成了一个基础一创造新价值的基础。文学是颇为喜新厌旧的，但没有旧有的文学做基础，所谓文学的“创新”也将无从谈起。这样，当一个文学时代结束之后，它注定要被人们冷落乃至遗忘，但被忘了的文学（包括作家及作品）不等于它的价值就已全然消失。对于产生于一个时代的文学评论，也应作如是观。也正因如此，我觉得您无需如此自谦，让我再次表示祝贺吧。
在收到您这本书之前，我还读到了您发表在《文艺争鸣》上谈论文学“新状态”的文章，那么，我就顺便谈谈自己对“新状态”的一些想法吧。
的确，进入90年代之后，一个旧的文学阶段行将结束，一个新的文学时代正蹒跚而至。对此，敏感的作家和理论家都捕捉到了诸多嬗变的信息，于是便有许多新的创作主张和新概念的提出。有意思的是，这些新主张和新概念大体上可分为两种慨括方法，一类在主词前加上个“新”字，如“新体验”、“新都市文学”、“新状态文学”等，一类在主词前冠之以“后”，如“后现代”、“后新时期”、“后殖民主义”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如此简单而又雷同的概括方法呢？无以命名又急于命名的浮躁心态使然。鉴于80年代的教训，面对这个正在到来的文学新时代，再不能满足于文坛上表面的红火与热闹，更不要人为地去制造什么热门话题，相反，需要的倒是：作家甘于寂寞的潜心创作和理论家冷静的、确有真知灼见的思考。目前，所谓文学的新时期，不过刚刚起于青萍之末，如果无以命名则硬要命名，那么这样的命名就难免失之于牵强。抛开其他“新”（或“后”）概念不说，单就“新状态文学”而言，我以为用“新状态”来概括和描述这个正在到来的文学新时代，未免有点太宽泛、太笼统，缺乏具体的对应性和可比性。因此，所谓“新状态”有很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状态”一词前面若不加定语，人们就弄不清究竟是什么“状态”。现在用“新”字限定“状态”，而这个“新”字同祥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它未能说出是什么样的“新状态”，即未能指出“新状态”区别于“旧状态”的主要特征。所谓“新状态”绝不是全新的，而是新中有旧，旧中有新，只是决定事物性质的主要矛盾因素产生了新的质变，而旧因素依然存在，但已不占主要地位了。那么，我们要想说出“新状态”之“新”，就必须指出“新”与“旧”的主要区别点，否则，仅仅笼统地用“新”字来描述，人们还是不知道“新状态”新在何处。再说，新与旧是相对而又不断变化的，今日之“新”很可能成为明日之“旧”，现在用“新状态”来区别于此前的文学状态，那么以后文学再产生新变又如何来概括？是否在新字前面再加一个“新”字？当然，“新状态文学”的倡导者也阐述了一些具体特征，最主要的是这样几点：注重对“当下状态”的直接抒写；客观真实与主观体验的溶合；知识分子叙述人的出现等。但问题在于，“新状态”一是包涉面极广，它可以包含上述诸特征，还可以超越这些特征而包容其他特征；二是“新状态”是个不断变化可此可彼伸缩性极大的概念。这样，当一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都远远超过某些具体特征时，那么这一概念就很难说是这些具体特征较为准确的抽象和概括了。换言之，这些具体特征可以也应该用更切近的概念所代替。
“新状态文学”的倡导者曾申明，说“新状态”不是一种具体的创作主张或流派，而是对一种新的文学状态的整体性描述。这种出发点和动意自然是很好的，然而这个新的文学时代还是刚露端倪，它还处于方兴未艾的发展与变化之中，虽然呈现出了一些新特征，但这些新特征毕竟还是初步的，可变的，不稳定的，它能否成为新的文学时代的本质性特征，现在还很难断定。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我们的作家和理论家各自从不同角度提出自己的一家之言或某种创作主张，而不是过早地去为这个新的文学时代急急忙忙地进行总结并企图从总体上为之“命名”，一个文学新时代的总体特征，只有在各种各样的创作主张或流派有了充分的发展之后，才会在各种流派和见解的既对立又互补中显现出来。
虽然我对“新状态”有上述异议，但我很佩服它的倡导者们的敏锐，以及他们为疲软的文学寻找出路所作出的积极努力。90年代的中国文学是寻路文学。因为人们已经意识到，像前些年那样一味地追赶西方是不行的，完全回归传统也是此路不通，所以需要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发展之路。对于作家来说，人人都要寻找自己的路；如果作家们都找到了自己的路，也就找到了振兴中国文学的共同之路。寻路是寂寞而艰苦的，它需要我们有韧性和耐力，浮躁则是它的大敌。不知您以为然否？就写到这里吧。
封秋昌1995年1月16日
直面国情
--读近期反映改革生活的小说
人们都说近年来的文坛减少了“浮躁”，走向了“沉稳”，这在以一种“浮躁”取代了另一种“浮躁”的批评界或许不那么显见，但在创作界却大致符合实情。作家们普遍由“浮躁”走向“沉稳”，可能有着多种原因，但在社会的和文学的风风雨雨中，更加清醒、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具体而独特的国情，从而相应地调整自己的审美心态，无疑是一个主导性的因素。从“新写实小说”的长足发展中，从“新历史题材小说”的方兴未艾中，人们都能明显地感受到作家们以各自的角度和方式，对于国情、民情的冷静而深邃的审视与思索。
如果留意阅读近年来反映现实生活的小说，人们会发现在“新写实小说”之外，一种反映城乡改革生活的创作倾向也在默默进展着，而且把这些零零散散的作品联系起来看，其不约而同地直面国情写人生的艺术追求相当明显。这种面向现实国情对于审美心态的适时调整，使得这些反映改革生活的小说不仅以其与时代情绪的密切联结，弥补了“新写实小说”、“新历史题材小说”的某些不足，使小说创作的总趋向更加丰盈，而且克服了“前改革题材小说”囿于问题模式等局限，以改革时代的人生探索的大思路，把反映改革生活的创作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我要谈的这些作品，包括有林和平的《乡长》，谢友鄞的《火神》，邓刚的《虾战》，苦马的《现场会》，陈冲的《雨雪霏霏》、《暖冬》，陈宏灿的《党委书记》，何申的《七品县令和办公室主任》，孙力、余小惠的《都市风流》等。
新时期中改革文学由《乔厂长上任记》首开先河到柯云路的《新星》推向高潮，基本上形成了某种固定的模式，这大致是在保守与官僚的势力同进取与改革的努力的两相对垒中，写“闯将”的勇往直前和“清官”的为民做主。可以说，这是立足于现实又疏离了现实的“畅想曲”，它在与改革时期人们的心态相呼应的同时，又与传统的侠义、清官文学的主题原型相暗合。它们之所以在读者中迭次引起社会性的轰动，也正是由于它疏离现实而又快人心目的部分补偿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感到的缺陷。应当说，当年蒋子龙的厂长系列小说，无论对于改革文学的形成还是工业题材的拓展，都有自己的创新意义。但此后的一些作家作品群起仿效和变相重复，却使“改革文学”走进了狭窄的胡同，表现出明显的局限：第一，作品多贴近改革的表象追求社会性效应，使文学性淡化，而且像“清官”这种明显落后于时代的社会思想也并不切合我们所真正需要的改革精神。第二，这种创作已初步形成一种倾向，它在反映改革生活的同时，又在整体上造成简化生活的复杂性，掩盖改革的艰窘性的后果。所以，这种“前改革文学”在发展中渐次走向低潮，也不是偶然的。任何一种文学倾向都是以波浪式的形态向前发展的，处在改革时代的文学不可能真正疏离改革的生活，它总是在不断寻求把握时代的新角度和切近现实的新方式，从而使疲惫的创作倾向重兴和再生。
近期反映改革生活的小说渐成声势，便不仅表明了文学与时代生活的不可分离的深层联结，而且体现了作家们适应新的社会现实，更内在地感应时代脉搏的创新追求。即从显见的层次看，近期反映改革生活的小说就在两个方面表现出了引人注目的新变：
第一，生活不再是简单而明晰的善恶对峙和美丑对立而是充满了公与私、情与理、直与曲、虚与实的相互交织、相互依存的繁复性和芜杂性，乃至难以仔细分辨和准确把握的或然性、神秘性；改革的阻力和惰性，不再是某些具体的个人，而是由一定的规则、习惯、礼俗、心态所浑然合成的某种生活方式、文化氛围和社会风习。
陈冲在《暖冬》里写某化工厂急需四十万元资金扩大再生产，有关部门都表示要大力支持，但计划部门要有了钱才给立项，银行部门要立了项才肯给钱，其厂长在一片支持声中到处碰壁，又不能对满怀希望的工人们讲破实情。作品巾多次出现的“比铁还硬比钢还强”的用语很有意味，从“比铁还硬比钢还强”的经济规律来看，他必须要到四十万元资金；而他无论如何要不到四十万元资金，又恰恰是因为有着“比铁还硬比钢还强”的政策、法则。如果说《暖冬》是写了我们的管理体制的某些不合理无形中桎梏了改革者的手脚的话，那么陈冲的《雨雪霏霏》描写的春光服装厂不能不向关系单位“打点”送礼以维持生产和生存，则在更深的层次上揭示了人际关系和厂际关系的不正常，给企业发展带来的巨大困难。厂长许英杰明知请客送礼是“腐蚀性很强的润滑油”，打心眼里赞同上上下下都在呼吁的廉政建设，但工厂的机器要运转，六百名工人要吃饭，这又迫使他不得不默许使用那些“腐蚀性很强的润滑油”。他顾得了“腐蚀”，就顾不了“润滑”，顾得了“润滑”就顾不了“腐蚀”。人们能简单地责怪处于两难之中的许英杰么？
苦马的《现场会》所写的花屋场乡长邓军生所置身的矛盾，也很尖锐而复杂：地区和县上要在该乡召开农田水利现场会，拨来五千元专款指明要在马路边修一条高标准排洪渠，以供现场会参观学习；而乡农们却坚决反对搞花架子，一再恳请把款项投入到年久失修的蚂蝗渠上。他心里清楚乡民们的意见是对的，但又不能违抗上级的旨意，更不能影响事关乡里的声名和个人的前途的现场会，因此只好设法劝说四乡群众，甚至以下跪恳求的方式阻止乡民代表到现场会向领导同志陈情。邓军生在双向冲突中的这一倾斜，使现场会顺利地进行了，自己也如愿升迁了，然而，却留下了愧对乡民、愧对蚂蝗渠的永远的遗憾。作品所展示的生活矛盾，因包孕了官与民的各自角度和虚与实的不同追求，在各有苦衷中更让人难以对付和难以择从。
相比之下，谢友鄞的《火神》里的煤炭局长何望更具进取的魄力，但当他面对处理矿井事故中情与理的纠葛，终于下定决心拒绝老幌妻子的过分要求，超越个人情感依章办事时，却分别受到来自职工群众“没人味”的责难，来自妻子“别把人做绝了”的劝慰，以及来自市委领导的“不要把事情闹大”的告诫，自己陡然变成了“夹肉馅饼”。小说中写何望气恼时的感觉的一句话颇有画龙点睛之妙：“跟风车战了一场。”确实，“战风车”是一个极确切、极形象的比拟。你拼搏得身心交瘁、碰撞得头破血流，可就是找不到一个具体而明确的对手。那可能是复杂的人际关系“网”，可能是消极的社会心理“场”，也可能是种种习非成是的现象所纠合构成的一种“生活流”，总之是一种既强大顽固又无形无迹的社会性惯力。常常被置于苦战“风车”的窘境，恐怕是改革日益深化之后，许多改革者所遇到的一个共同性的问题。
改革中的阻力有时是人们难以预料的。孙力、余小惠的《都市风流》中写到的市长阎鸿唤的城市改革举动受到市委书记高伯年的暗中掣肘，就很让人意外。高伯年对于阎鸿唤的都市改革计划起初是取赞同态度的。年富力强而又敢作敢为的阎鸿唤也是他一手扶持起来的。但当阎鸿唤这个“千里马”的声望盖过他这个“伯乐”之后，他便感到不自在、不舒服起来。他把生活中的相当一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于回味和品评自己出生入死、解放都市的革命经历上，他愈是陶醉于过去的辉煌的历史，愈是依恋眼下这第一把交椅。因而，鬼使神差地对别人诬告阎鸿唤的机会加以利用，自觉不自觉地给改革事业暗中使了绊子，使从不旁顾的阎鸿唤始料不及。像高伯年这样的革命者，恐怕也只是当社会改革发展到一定深度之后，才会逐渐显出其思想深处与革命精神掺杂在一起的交换意识及其所具有的落伍性的。从这个意义看，改革对每一个参与者来说，都同时具有自我“改革”和自我“革命”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