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而易见，当改革事业由经济领域扩展和深入到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方方面面，许多原来并不显见的问题就逐渐暴露出来，并且以其与生活方式、传统文化和民族心态的密切联系，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整体性和深邃性。由这里，我们看到了深化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更看到深化改革的必要性、迫切性。我们只有把改革事业一如既往地推向社会生活的纵深处和人们心灵的纵深处，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民族，才能由这一过程中切实不断地走向新生。
第二，人物不再是大刀阔斧、一往直前的“侠义”式或“清官”式英雄，而是刚柔兼济、通权达变的智慧型、实干型“能人”。他们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见缝插针、相机行事，带着“公心”，也带着“私欲”，带着胜绩也带着创伤，步履维艰地把事业推向前进。
林和平的《乡长》写乡长梁义的种种苦衷，好像是面对复杂的社会生活发出的“好官难当”的一声长叹，但当你细细品味，就会感到那个在工作中难得潇洒、甚至有几分窝囊的梁义，委实是特定生活领域里积极进取的实干家。他想为乡民仗义执言，但被种种复杂的人事关系所缠绕，他只能曲折迂回地抑恶扬善；他心系弥留之际的旧日恋人，但为了不授人以抦，虽近在咫尺却忍住不见。在公、私两方面，他虽都有所损失，但他还是凭借着自己的智慧与坚钿，在复杂的人际关系的包围中，化解了矛盾，舒张了正气，并使自己稳稳地站住了脚跟，为进一步施展身手打下了基础。与《乡长》有异曲同工之妙的何申的《七品县令和办公室主任》，也把文弱怯懦的女代县长傅桂英置于一个复杂的工作氛围，面对资历不同、心性各异的县政府一班人的明争暗斗，她无力左萦右拂，也无意纵横捭阖，只是本能地运用女性甚至是母性的细心柔肠去待人行事，却渐渐打开了一个个戒备的心扉，使一个疏散的班子走向了和谐，也使自己初步树立起了可亲可敬的威信。应当说傅桂英是智慧的，这智慧就在于她把事业心、责任心融入本色个性，化为慈怀善心，在不经意中感化着人、启迪着人。
人们很容易离开具体的生活环境说人应当怎样怎样，读了邓刚的《虾战》，你会感到那只不过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而已。就拿作品中所写的“我”和王胖子下乡收虾的经历来说，三次遭遇战中，王胖子两次拗着“我”临机决断，均化险为夷，结果是一赔一赚；而“我”顶着王胖子的责难主事一次，却莫名其妙地慷了国家之慨。单纯并自以为正确的“我”和狡黠并背着爱犯错误之名的王胖子，在复杂的收虾斗争中，悄悄地换了一个“个”。改革使得社会生活丰富多彩，改革也使得社会生活错综复杂，而经过复杂现实锤炼并跌过跤的王胖子一类能人，确不失为能在艰窘、复杂的事态中完成工作任务的好干部。他好就好在既有胆识、有经验，又能审时度势，及锋而试。邓刚的这篇小说，以环境造就“能人”“能人”乂驾驭环境的辩证意味，给人在社会与人的关系问题上以诸多的启迪。
比较典型地写出了在复杂环境中实干加巧干的智慧型“能人”的，还有陈宏灿的《党委书记》中的宋波的形象。宋波这个县委宣传部干部到河墒乡任乡党委书记后，实实在在地把这个老大难地区当作了演练自己才能的舞台。他先以酒桌上的诚恳交心换来了乡长郑大夯的信任，随后利用关系跑化肥解救了乡农的燃眉之急，接着又先后整治了地头蛇丁家兄弟，拔了抗交公粮的“钉子户”，使乡里的面貌大为改观，自己也以有口皆碑的赞誉升任了县委书记。他在求一方世界的安定与发展的崇高目标中，显然融入了求取自己的仕途顺利与发达的个人目的；他在下靠民众上靠领导的发扬传统的I：作方式上，也灾杂存以好话讨好上级，以实惠安抚乡民的实用主义。他切切实实地成功了，这成功的秘诀，全在于他清醒地认识了现实，巧妙地运用了权力，用适应现实环境的手段完成了改变现实环境的目的。与“前改革文学”中的“改革者”相比，近期反映改革生活小说中的“改革者”，似乎普遍增强了不合规范、不拘章法的个性意识。《党委书记》里的宋波，虽全身心地扑在改变河垧乡的具体工作中，但他把政治当作一门艺术来对待的“职业革命”的追求，显然使他还觊觎着更大的政治舞台。他如愿以偿地升任了县委书记，但这决非他愿望中的顶点。《现场会》里的邓军生从严峻的生活中领悟到，要更好地为乡民们办实私、办大私，也只有职位更高、权力更大才好。因之他一方面认真地履行乡长的职责，一方面又把眼睛盯在区长的位子上。《火神》里的何望，在新的生活中努力调整着自己，随着工作局面的逐步打开，他争当副市长和保持婚外恋的想法不仅不加以掩饰，反而还有所加强。这里，“能人们”既表现出了为推进公众事业而奋力拼搏的不凡才能，又表现出了为实现个人价值而大显身手的强烈欲望；既表现出对传统的生活观念和工作方式的有选择的继承与发扬，又表现出对传统的生活观念和工作方式的有意识地更新与丰富，而且力求把两者水乳交融般地统一在自己的追求之中。这样的奋进者，因把为他人和为自己统一于进取的目标，使个人的价值追求有了健康的引导与有力的辅佐，使社会的公务履行又有了切实的责任和无尽的动力，完全可能以清醒自信的意识和殚思竭虑的努力，在改革的大潮中担当起时代的重任来。
对于近期反映改革生活的若干小说的些许变化，也许有人不以为然。有一篇评论《乡长》的文章就以“不是坚强的斗士”差不多否定了作品的主人公，并认为整个作品“给读者的压抑的东西居多，很难让人鼓劲”。论者多半是拿当年“乔厂长”的固定模式来要求现今的“梁乡长”的。的确，用传统的改革题材的观念来衡量这一批作品，都会觉得它们作为“改革文学”的不合标准、不够规范。但他们忘了时代在发展，文学也在发展。时代发展的标志是随着改革的日益深化，起步于经济领域的改革已扩展和深化到社会的许多方面，生活中和人们心态中不曾暴露的矛盾和问题不断显现，社会生活更趋于纷乱错杂、兰艾难分。文学发展的标志是作家们的眼光日见深邃，透视生活的目光已潜入生活深层的文化底蕴，更加关注的是改革时代的人生与人心，而非改革的举措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说，像《乔厂长上任记》、《新星》那样的“前改革文学”作品，在现在和令后恐怕都难以出现，更不要说形成一种倾向了。从改革生活的日益深化和泛化，文学表现生活的日益新颖和多样两方面来看，《乡长》、《火神》、《党委书记》等作品，实现了对于当前改革生活近距离而又审美化的反映，应视为文学反映改革现实的新的探索。
也许我们把近期反映改革生活的小说既同“前改革文学”加以比较，又与“新写实小说”加以比较，才能更为清楚地看到它们的优长所在。“前改革文学”和近期反映改革生活的小说，虽然都共同面对改革的现实，但前者在乐观中显出浪漫，无论是述事、写人，都强调正对邪的攻无不克，善对恶的无往不胜，在淋漓痛快的除邪惩恶的壮举中容易让人沉浸于疏离现实的美梦；而后者在客观中显出冷峻，冷峻中显出清醒，高度重视复杂的人际关系加于进取者的种种负累与障碍，以及在摆脱和超越它们的过程中的千折百回，在艰苦卓绝的画面中让人如实领略改革的不易与艰辛。同是面对人们生活的现实世界，“新写实小说”与近期反映改革生活的小说也迥然各异。前者注重观照庸琐的生活环境和文化氛围对人的愿望和理想的磨损与消蚀，侧重于写人难以把握生活和自己的受动性；而后者注重描写人在复杂生活矛盾包围下努力寻求突破与进取的人生追求，侧重于探索人可能把握生活与自己的能动性。虽然两者都最终指向对人的环境和人自身的反思与反省，但反映改革生活的小说更带有张扬主体精神的积极性。直面现实的清醒性和诉诸主体的积极性，使近期反映改革生活的小说兼有了“清凉剂”和“兴奋剂”的双重功能，从而在当代的现实题材创作中别树一帜，发挥着别的创作倾向所无法替代的作用。
从近期深切表现改革生活的这一曲曲撩人的热土浩歌中，我们不难从中窥见作者基于对现实和文学反思的新的审美认知，这便是：文学不可能脱离严峻而具体的国情与民情，它应作为人生的随行物，同现实的人一道生存、一道发展；文学对于现实生活的切近存在着多种可能性，它的根本职责不在于报道生活中的事件与事变，而在于由感觉的真实提供一种人生理解，揭示导致人生浮沉的深层底蕴。深刻入世而又超越事实的这种审美追求，便使近期反映改革生活的小说有效地实现了对“改革文学”的一次深化，并以其现实的人生内蕴加重了小说直面现实、切近时代的倾向，从而使当前小说创作的总格局更显合理。
无庸讳言，近期反映改革生活的小说作为一种倾向来看，数最不够多，分量也不够足，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与加强。但它们在循序渐进中所显现的审美心态的适时变化，以及与时代情绪的深层联结，却有力地预示了当代的小说创作在发展演进中自我调整的好兆头。
1991年10月广北京朝内
写实的强化与深化
--1993年中短篇小说印象
中短篇小说遇上了1993年，多少有些悲哀。这悲哀并非来自它自身的不景气，而是来自它的近邻一长篇小说陡然崛起的冲击。以“陕军东征”为标志的长篇小说创作，在1993年一部接一部地火爆，几乎吸引了文坛内外人们的主要注意力，谁还去费心劳神地关注中短篇小说的家长里短呢？
确实，与1993年的长篇小说创作相比，1993年的中短篇小说显然没有热点，但恰恰是没有热点，构成了它的特点。从该年度中短篇小说创作形成的强劲的写实倾向，以及在这一倾向中表现出来的感应时代的生活和情绪的锐敏与灵动，探悉人的精神和情感的微妙与深邃来看，它显然减敛了过去捕捉生活时常见的浮躁，摒弃了往常审美追求上时有的做作，扎扎实实地向生活和艺术的广度与深度掘进。这种在新的层面上出现的写实倾向的强化与深化，个中正蕴含了不少属于1993年的新进取和新景象。
直面改革的国情但不蹈“改革文学”的覆辙，运用写实的手法又不走“新写实小说”的老路，使1993年的不少中短篇小说在切入社会生活和洞察社会心理上，既不拘一格又颇具力度。这种把时代性与日常化融为一体、生活化与艺术性熔铸一炉，使1993年的时世小说以其强烈的参与性和独有的感染力，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新的经济生活给人们的精神和情感生活带来了什么，又改变了什么，这些在过去的改革题材作品里较少深涉的方面，现在被不少作家置于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一向对新的时代神经有着最敏锐感应的钟道新，在《单身贵族》这篇作品里，就此从一个侧面作了独到的揭示。有着研究生学历的许前飞入盟西林公司后，长了才干，增了收益，又有了情人关莉，他比过去高贵了，也比过去势利了。现代化的通信设备方便了他谈生意、会情人，却又加强了远在香港的妻子对他的监控。他没有了低层次的忧虑，却平添了高层次的烦恼：要维护自己在公司的地位，须维持好与妻子的关系，而这又必须以失去情人为代价。他终于选择了后者，而这在本质上与道德无关，一切都在于维护个人的利益。个体经济活动兼有的天堂与地狱合一的双重属性，显然使置身其中的人们把握好自己变得更难也更可贵。相比之下，刘成星的《市风初弄》里的个体老板张少中更有理性，他既精明干练又敢作敢为，帮谁赚谁，都因时因人制宜，活脱脱一个市场经济中的弄潮儿。从写法上看，肖克凡的《冬季生活》也颇为独到。马冠兴在处长的位子上正踌躇满志之时，一个叫林莹的女人硬是通过告状的手法使他丢掉了位子。原来这个暗中爱他的林莹，不过是用这种手段来调整他的人生。他只好被动“下海”，但新的事业、新的搭档，却使索然无味的生活渐渐有滋有味起来。过去曾首开“改革文学”之先河的蒋子龙，这次在纪实色彩很浓的中篇《冬绮之奇》中一改只写改革者在事业上大刀阔斧的习惯，写了一个文雅又泼辣、漂亮又贤慧的女厂长李冬绮，她把事业搞得红红火火，又把家事理得滋滋润润，在工作上、情爱上都追求着理想的完美。儿女情长上升到了与事业比肩的地位，这既是生活本身的演进，也是作家观察生活的新变。
现实中的改革在深化与泛化，使得改革在更多的时候，成了看不见的斗争和静悄悄的革命。时代如何催促着人们奋力前行，沈海深在《窟窿》里所写的王“团长”为此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证。这个老是气不顺的车间支书，通过年久未修的厕所被人踹破的一个窟窿，真真切切地看到了干群关系不融洽、干群之间不协调的后果，由此反躬自省，以重建厕所为契机消弭了彼此的怨尤，使车间焕发出了新的气象。毕淑敏和池莉这两位女作家，从正负交融的角度来看普通人在社会转型期的困惑，作品棉里藏针，别具情意。毕淑敏的《原始股》以年青干部沈展平经历的一场股票风波，写股票给人们的心态和人际关系带来的种种冲击，使得涉世未深的沈展平在学习炒股过程中不得不重新认识脚下的人生。池莉的《紫陌红尘》写青年女工程师眉红因单位之间的条件交换得以赴京公出，到北京后发现自己时时处于一种被“交换”的游戏之中，她索性主动投入这一游戏，反使自己走出了被动。两位作者在写男女主人公的各自遭际时，笔下都不无苦涩滋味。人是灵动的，但由人制造出来的环境却又限定着人、影响着人。如何使我们的社会环境和氛围更合目的地成长与发展，委实是改革过程中不可小视的问题。
作为人类生活和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情爱与婚恋几乎是每年的小说创作都不可或缺的热点之一，1993年也不例外。但与往年不同的是，作者笔下的情爱感受更具个体性，婚恋行状更具自便性。永恒的话题经由这种细致的探察和放达的文笔，更显其幽妙和奇迷，因而也更引人和迫人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