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很善于描绘由一定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所合成的生活形态和情态，那环绕着严航夫妇的，便是由“很实际的”底色所生成的复杂而又单一、温暖而又冷酷的社会现实。当你置身其中，种种不如意的事情便不期而至，而且还不乏其内在的逻辑性。你写的书稿要出版就得找人赞助，赞助者出了钱便要署名，你不让署名便不给赞助，没有赞助也就无法出书；你做丈夫的无力又无心去细心关照和体贴妻子，而人家既有情有意，又紧追不舍，她焉能不动心动情呢！如此看来，严航的不如意、不顺遂，无不带有了一定程度的必然性。由于他并不过深地了解生活的复杂性而又过多地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这一切都不能不使未及设防的严航处处碰壁。而那个顺应着社会的现实性和复杂性适时调整自己的李立夏，不仅在生活中游刃有余，而且在实际上也捞足了实惠。他有一个很能说明他自己的感受：“知识分子趋于市民化”。应当说，这个事实也由严晓月的安于现状和高人云等人的老于世故得到了证明。“市民化”的倾向如此无遮无拦地蔓延着，严航能逃到那里去呢？他的“无处遁逃”的际遇与苦恼，委实不只是他个人的不幸，那实际上也是生活的悲哀，文化的悲哀。
生活是在束缚人中成就人的，而人必须在承受生活的磨难、接受生活的挑战之中学会驾驭自己的命运之船，人生的进取就是不断解决灵动的人性与无情的现实之间的矛盾，这是同时隐匿在《无处遁逃》之中的深沉而坦诚的人生意蕴。
《无处遁逃》在主题上深含反讽的意味，在具体描写之中也充满了感觉真率而表述谐谑的色彩。那实话实说的笔调在悃愤无华之中牵引着你，感染着你，使你忘了自己是在欣赏一件艺术作品，而以为是在进入生活本身。我觉得，如今的方方，不仅笔力浑厚了、笔下潇洒了，而且很善于把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不着斧迹地运用一种你难以看出技巧的技巧。
二《冬之门》
不必讳言，刘恒的拿手好戏是写性。他的最有影响的两个作品一一《伏羲伏羲》和《白涡》，都是由性的问题生发开来去探悉人性，并达到了相当的深度的。
这篇《冬之门》也是由性入手，揭悉某些历史事件之中的某些人性隐秘。
谷世财这个要人没人、要钱没钱的穷伙夫，在那个日伪当道、豪绅横行的年代，无疑更显得低人三分。但他毕竟是个人，是个有情有欲的男人，因此，他爱上干爹赵仁久寡居的女儿赵顺英，实属人之常情。然而，在那个虎狼成群的北大仓，打人杀人的刑务李广泰，有钱有势的维持会长王楷山，兵权在握的副营长高子昆，都毫不掩饰他们对赵顺英的美色的觊觎，而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是谷世财所无力抗衡的，他只能把对顺英干姐的爱转化为对一个个情敌的怨恨。他更不明悉的是，赵顺英自心爱的丈夫被日本鬼子杀害后，也只剩下了一腔复仇的怒火，她已不可能再爱任何人。李广泰、王楷山、高子昆先后蹊跷地被人处死，从熟人告诉谷世财接走他表姐的小叔子如何高大、有力的话语里，从干爹回答谷世财她“怕是又浪到那里充杀神去了。一个女人家，给人搭帮干这号事，她就不怕报应”的话语里，都可见出事情的几分端倪，那就是，杀死这些日本人的帮凶是叔嫂二人共同的复仇计划的一部分。干姐走了，爱失去了依托，仇人死了，恨也没有了对象。不想活了的谷世财便在豆腐汤里放了砒霜毒死了日本人，自己也义无反顾地踩雷身亡，演出了一幕威武的历史壮剧。
后来，关于豆腐和豆腐汤的故事，关于谷世财杀人如麻的故事，种种奇奇怪怪的说法都在传说过程中离却了故事的本义。事情其实正如活下来的赵仁久老汉向人们叙说的那样简单而明了：“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吃不上，鹅飞了，他就不指望活啦……就这回事。”
性爱使赵顺英嫉恶如仇，性爱使谷世财舍生忘死，而他们源于男女私情的复仇行为恰逢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需要，这便是隐藏在这一历史事件之中的人性之迷。从中，人们既看到了历史行程中的某些非规范性因素，也看到了战乱和暴行肆意戕害凡人常情的非人性本质。
刘恒写性的一绝，是运用种种乡间俗话、粗话携带性的信息，描述性的感觉，使你既觉得径情直遂，又感到淋漓痛快。甚至可以说，粗鄙语言的恰切运用，巳成为刘恒小说艺术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我还是认为，《冬之门》的有些地方似可做某些修饰才好，因为粗话、丑话若随处可见，也很可能影响到读者的整体审美感觉。
三《那一年的流行曲》
蒋宣文的作品我看得不多，这一篇《那一年的流行曲》看后很令我震颤，不只因为作品写了灾年一1976年的诸多悲哀，还因为那曲曲悲声犹出天籁。
作品开首就是“1976年，我的父亲说那是灾年”。撂下这一句不祥的话之后，便是始料未及的火灾，阴暗潮湿的天气，病魔缠身的父亲，接下来引出了作品的主角一一哥哥阿毛。有了前边有关环境和氛围的如许铺垫，阿毛便有了命定的舞台。他除了时常吹着“仿佛低沉的啜泣”的一曲口哨外，也只好与同样无所事事的哥儿们到河边的空地里“抽烟”、“打牌”，以至打群架。他和杂货铺的女营业员米兰相好，那既有出于青春少年纯朴的情爱，又有摆脱寂寞与孤独的需要。然而，这小小的逃避也难做到，先是母亲用冷眼与冷言责难阿毛和米兰，继之是团伙之间的无谓械斗，使阿毛差点丧命，累及米兰遭人凌辱，他只有出走寻找理想的世界，但不料遇上海难，18岁上便结束了不如意的一生。
人是万物之灵，人又多么的脆弱、渺小和不堪一击；人是生活的主人，而人又多么的难挡世间风雨和难以把握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活着不易，活好更难，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时代。阿毛的悲剧，就在于他碰巧降生于一个远远超出了他的承受能力和应付能力的复杂的社会和飘摇的时代。
这也是一部具有反讽意味的小说，人们从不幸夭折的阿毛充满苦难的故事里，不难读出混乱时世使人“在劫难逃”的内容。因此，作品的深处显然回响着一定要造成人和谐发展的环境和氛围的强烈呼喊。但愿“那一年的流行曲”在如今和今后都不再流行，让它作为历史的警钟只长鸣于人们对于浩劫年代的回忆之中。
蒋掸文的文笔因处处注意具体感觉的真切描述，又时时呼应着作品的内在韵律，因而有灵气，有味道。甚至可以说，他的《那一年的流行曲》的好读而又耐读，在很大程度上依仗于他那微妙的艺术感觉和独到的感觉描述。
四《石头城》
柯云路可能是小说家里头最不安分的一个，他不仅写了不少人生杂谈之类的社会生活读物，而且醉心于小说的题材、体式的种种实验。可以说，不断打破已有的形象，便是他给自己塑造的形象。
《石头城》显然属于荒诞意味的小说。作品主人公“你”带着“文革”中罹患的神经不正常的后遗症，进入到一个名日“安定疗养院”的石头城，在一帮穿白大褂的人以精神疗法为主、药物疗法为辅的治疗下，深切感受到把人变成非人的可怕经过。那些“白大褂们”，与其说是治病的，不如说是治人的，他们在“安定疗养”的幌子下，以把人变呆为能事，以把人变傻为快事。他们的思维是两极性的：“除非我们失去理智，否则他不可能恢复理智”。因为他们保有理智，所以被治的人必须泯灭理智。他们的全部工作实际上就是想方设法地扑灭你可能存在的理智。他们也抢救出了工伤事故的“你”，但那并非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而只是像其中一个白大褂所说的，“怕他报废，不能用了”。让你变呆，而又不成为废人，从而像一个高级机器人那样只用驯顺的行动来执行一个个指令，甚至“可以在更复杂的条件下使用”，这就是治人的“白大褂们”在慈眉善目下掩藏着的险恶用心。
颇具悲剧意味的是，作品主人公起初对这一切都明白极了，他只是揣摸着“白大褂”们的心理去装呆卖傻，以自塑的呆傻形象去迷惑他们。但装傻的日子长了，尤其是露出破绽招来更严厉的“治疗”后，他终于失去了隐藏得很深的理智，真正成了一个无头脑、无声音的货真价实的傻子。
《石头城》的故事无疑是作家艺术想象的产物，但凝聚在其中的深刻意味显然并非没有任何真实性。在人类社会的许多时期，类似这样的事例都屡见不鲜；近代以来的许多文学流派的作品，也都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触及了这个问题。也许，人怎样正确认识人和对待人，是和人本身相依相存的一个永恒性的课题，需要人们不断地去理解、去探索，包括以艺术的方式，揭露黑暗和鞭笞邪恶。
尽管《石头城》的内蕴远远要大于它的形式，但我还是要首肯柯云路在叙述人称上的大胆探索。应当说，运用第二人称“你”叙述作品者成功者极少，因其角度太小，局限太多。但《石头城》里的第二人称叙述因扣合着作品独特的题旨，在具体运用上精心设置又不拘一格，显得相当自然和樊帖。
《石头城》的一个明显不足是，它似乎是由一个短篇硬拉长了的中篇，因而许多文字或者在层次上显得重复，或者在内容上显得稀薄。
五《河曲，日落复日出》
邵振国是比较执著地专事农村题材或说是乡土题材的作家之一，从成名作《麦客》到这篇《河曲，日落复日出》，他几乎都是为普通乡民描影造形，很少旁骛。
读由《造筌的人》、《陶金石》和《首饰匠人》构成的系列小说《河曲，日落复日出》，给人印象最深的是，过去比较注重写人的邵振国，现在更着意于探悉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在捕捉和描述生活感觉方面也更细致、更具象了。这尤以《造筌的人》和《陶金石》最为突出。如果从作品的生活含量来看，显然《首饰匠人》更见厚实。首饰匠人走南串北都时时惦念着客店的老板娘，老板娘也不掩饰她对首饰匠人的感情，而店主家不仅毫无妒意反而有意成全他们的关系，这恐怕只有大西北的河曲人才有如此情长而又如此豁达的情怀。后来，首饰匠人在同店的痴汉来偷他心爱的金项圈时并未阻挠，而听老板娘说逃走的痴汉可能在大雪封盖的山里出事时，却不顾死活地去追赶，更把首饰匠人轻财重人的仁义而博大的胸襟剖露无遗。至此，先前并未细述的老板娘为何喜欢他，店主家又为何敬重他，都在无须解说之中豁然明朗了。由此人们也可以想见，虽然“河曲，日落复日出”，但那每一天的光阴里，都可能有值得人们咂摸和品味的内容。
但是，无论从这期“擂台赛”五篇作品的比较来看，还是从邵振国创作的应有水准来看，《河曲，日落复日出》都显得不很够分量。这不仅在于其中的两篇在内容上感觉颇显轻飘，而且还在于作为一部中篇，在整体上构思上缺乏应有的内在联系基于以上诸点观感，窃以为这次参赛的五篇作品的名次应当是：
《无处遁逃》
《冬之门》
《那一年的流行曲》
《石头城》
《河曲，日落复日出》
一台好戏
--《小说家》1994年“精短中篇擂台赛”裁判感言
《小说家》在1991年推出的第一届“精短中篇擂台赛”，以其名家荟萃、佳作联袂成为近年文坛少有的一出好戏。应当说，在整体文坛尚嫌疲软的境况下，使这样的连台好戏得以上演并取得精彩纷呈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编者们的精心运筹和出色导演。由此我更坚信，好的编辑委实是文化舞台上不可或缺的好的编导。
1994年第5期的《小说家》上，又登出了在1995年举办第二届“精短中篇擂台赛”的“启事”，读了文中“擂台赛不拘一格，惟愿所有作家拿出一流的作品，充分显示各自的创作实力，角逐沙场，出奇制胜，达到优秀作品迭出迭爆的目的”的话，我既兴奋又担心。兴奋的是又能由新的擂台赛一饱眼福，担心的是“一流的作品”果能如愿以偿地“迭出迭爆”么？
当我拿到了第二届“擂台赛”的第一批参赛作品的校样，迫不及待地读完之后，我惊异了。我首先为读到的作品多数不愧为“一流”而惊异，其次也为《小说家》如何能组到这么多的“一流作品”而惊异。作品的校样上，已剔剪了作者的署名，这更使事情有些扑朔迷离，在心里悬搁了不少待解的谜。
这次阅读作品的一个前提是不仅当看客，还要作评判。时间紧迫，任务在即，这里权且把解谜的个人兴味放在一边，说说我读了五篇作品之后的观感，并依自己的看法试作一回裁判。
我阅读这期参赛的作品，依次是：《仅有情爱是不能结婚的》、《信访办主任》、《五年后见分晓》、《大顺店》、《张果的腊月》正好前三篇写实，后两篇写史。下面一一简述读后感受。
（一）《仅有情爱是不能结婚的》
情爱在文学创作中是最为悠久的话题，也是最能出新的话题眼下这篇《仅有情爱是不能结婚的》，就以精妙的感觉和细切的笔触，揭示了情爱在生活中开始走向个体性和私欲化并日益同婚姻相分离的一种新趋向。人到中年的智雄在商务交往中邂逅女青年商晓燕，不知不觉中发展成了情人关系。他与情人这一头越来越热，便与妻子那一头越来越冷，遂干脆离家与商同居，尔后又提出正式结婚。不料商晓燕并不领情，她不但不愿结婚，反而找到智雄的妻子要还回智雄。情爱在智雄看来，是同婚姻联系在一起的，婚而不爱就离，爱而未婚就结，舍此两端他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而商晓燕则不同，情爱只是她的一种自然需要、一种个人体验，它只服从于自我的私欲与感觉，并不受别的什么东西的束缚。因此，双方在寂寥中互娱尚可，要在人生中厮守实难。这种有爱难婚的错位，不仅是情爱观的不同，还在于人生观的殊异。
作品通过智雄其人的种种连缀，还向人们展示了三种不尽相同的情爱观：遵义的作家母亲对待情爱亦梦亦幻，甚至近乎于一种童稚般的浪漫；智雄和遵义则因时制宜，既顺应着现实又不失却应有的理想；商晓燕只以自我的需求与感受去对待一切，实际得几近实用，素朴得几近赤裸。这里边隐含了两种值得注意的事实：第一，三种情爱观虽不无抵牾却又相互依存；第二，从发展趋向上看，年龄愈低其情爱行为愈走向个体性和私欲化。应当说，这正是我们社会情爱生活现实的一个真实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