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世界》中有名有姓的人物有一百多个，展示了一定的性格又给人以一定的印象的人物，有少安、少平以及他们的同代人润叶、晓霞、兰花、王满银、贺秀莲、金波、田润生、郝红梅、侯玉英、李向前、兰香、金秀、小翠等；有孙玉厚以及他的同代人孙玉亭、贺风英、田福堂、田福高、田万有、田二、金俊文、金俊山、金俊武、金光亮等；有田福军以及由公社到县、地、省的干部徐治功、张有智、李登云、马国雄、冯世宽、呼正文、苗凯、石钟、乔伯年等。如何使这些比肩接踵的人物各显个性，作者确实是用了心思的。他或写同一事情上的不同态度，或写不同处境中的不同心性；或以万变中的不变显现其沉稳保守、谨慎或怯懦，或以不变中的多变揭示其灵活或迷惘、聪颖或狡黠；或以其生活中的行状折射其情趣，或以其心灵上的曝光透视其精神。这种多重对比、多层开掘的手法交替并用，便使人物在相互碰撞之中各显其性，又各各不同。在这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中，堪称“典型”的即有少安、少平、润叶、晓霞、金波、孙玉厚、田福军、田福堂、孙玉亭等卜数个，其中又尤以少安、少平最为光彩。这两个人物是作者倾注了所有积蓄和全部心血刻画出来的两种不同类型的典型。作者把他们放在生活的旋涡中恣意捶打，总是命运刚见好转、打击就劈头而来，他们几乎是少有喘息机会地寻找着摆脱困境的契机，一次次地去奋力把握自己无定的命运。正是在这种令人难以应付的重重磨难中，他们分別在各自的领域中战胜了厄运，更新了自我。痴情于黄土地的确立了自强，崇尚新生活的走向了自立，并以他们精神世界的丰富、提高和强化，向人们预示了他们将在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以时代的“脊梁骨”角色搏击风浪前进的人物。
其三，大胆揭示影响人的命运的生活风浪背后的种种历史性诱因，使《平凡的世界》具有相当的社会批判深度。
《平凡的世界》在一开始，通过困顿的生计使少安、少平一家备受煎熬的细致描写，把农村生活的贫穷本相明晰地揭示给人们。的确，一个“穷”字，使少安、少平无法安心上学，而旦时时背着沉重的屈辱感。孙玉厚为少安结婚鼓起勇气向人借钱结果碰了一鼻子灰的场面，王满银为了几个糊口钱贩卖假老鼠药被当成坏分子惩治的结局，无不让人感到一种“贫穷”对人的尊严的伤损、对人的心性的扭曲。与这种贫困的生存境况交相映衬的，是那种十分“发达”的农村政治。田福堂、孙玉亭及那些大大小小的“父母官”们，除去机械性地上传下达，便是忙于各种各样的政治批斗，搞各种各样的政治联盟，普遍变成了“职业革命家”。他们对农民的生计问题是何等的漠不关心，而对那些“运动”群众的事情又是何等的不遗余力。什么移山造平原，什么假造万元户，其实质都在于以政治上的胜绩为个人邀功请赏。从少安、少平的人生追求的种种坎坷中，从润叶婚爱生活的巨大挫折中，从兰花、王满银一家的生活畸变中，从孙玉厚老人愁眉难展的生计煎熬中，我们都不难感受到“穷”和“左”结盟联姻之后，对普通人生活命运的无情播弄。正因极左思潮开始逐渐减退，才有了改革事业的逐步进取，才有了人的生力与活力的日渐发挥；也正因极左的余毒阴魂未散，才又有改革进程的步履维艰，才又有人的命运追求的乖戻多蹇。在陕北这块有着深厚革命传统的黄土地上，清除极左的思想余风，把人们从“越穷越革命、越革命越穷”的错误循环中解脱出来，使他们真正走上与他们的付出相适应的富强之路，仍然是尚未完结的课题。在这里，作品通过这特定生活氛围的特定社会现象的透视，郑重地提出了对于民族的近传统的反省与反思的问题，引导人们面对现实去寻思如何使几代人摆脱某些传统的东两和外在的因素对普通人心性的压抑和命运的限定。
《平凡的世界》的内蕴和它的部头一样，分量都是沉甸甸的。只要是认真读完全书的读者，都会有这样的感受。但说实话，读这部长篇巨著，确实也需要耐心，需要毅力。这不仅因为它卷帙较大，篇幅较长，还因为作者采取了一种平铺直叙的叙述方式，以一种松疏的情节和散淡的故事体现生活本身自然而质朴的内在意蕴。这尤以第一卷为甚。从第二卷开始，作者适当地收缩了笔墨，集中了笔力，作品遂以紧密的节奏和曲折的情节较为抓人，以至你读完第三卷，还意犹未尽，感到就此煞尾是不是过于急促了一些。
“路遥知马力”。人们由《平凡的世界》的长读中了解了路遥，也深深感到了在他身上潜藏的丰厚的生活功底和不凡的艺术功力。
“《平凡的世界》对我来说已经成为过去”，“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读者由路遥在茅盾文学奖授奖大会上讲的这两句话里，看到了他告慰过去的勇气，也看到了他放眼未来的雄心。看来，这位陕北汉子是认定了要在小说创作中“卖血”的。对此，我们只能满怀敬意又满怀怜惜地说一句：“路遥，你多保重！”
1991年4月于朝内
一鸣惊人”前后的故事
--陈忠实和他的《白鹿原》
当代的中青年作家大概有两类：从学校里走出来或从生活里滚出来。陈忠实之为作家，属于后者。
陈忠实1962年中学毕业后，由民办矜师做到乡干部、区干部，到1982年转为专业作家，在社会的最底层差不多生活了二十年。他由1965年到70年代的创作初期，可以说是满肚子的生活感受郁积累存，文学创作便成为最有效、最畅快的抒发手段和倾泄渠道。他那个时期的小说如《接班以后》等，追求的都是用文学的技艺和载体，更好地传达生活事象本身，因而，作品总是充溢着活跃的时代气息和浓郁的泥土芳香，很富于打动人和感染人的气韵和魅力。
我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关注陈忠实的。1982年，《文学评论丛刊》要组约当代作家评论专号的稿子，主持其事的陈骏涛要我选一个作家--我不由分说地选择了陈忠实。因为我差不多读了他的所有作品，心里感到有话要说也有话可说。为此，与陈忠实几次通信，交往渐多渐深。嗣后，或他来京办事，或我出差西安，都要找到一起畅叙一番，从生活到创作无所不谈。他那出于生活的质朴的言谈和高于生活的敏锐的感受，常常让人觉得既亲切，又新鲜。
忠实始终是运用文学创作来研探社会生活的，因而，他既关注创作本身的发展变化，注意吸收中外有益的文学素养；更关注时代的生活与情绪的替嬗演变，努力捕捉深蕴其中的内在韵律。这种双重的追求，使他创作上的每一个进步都在内容与形式上达到了较好的和谐与统一。比如，1984年他尝试用人物性格结构作品，写出了中篇小说《梆子老太》，而这篇作品同时在他的创作上实现了深层次地探测民族心理结构的追求。而由此，他进而把人物命运作为作品结构的主线，在1986年又写出了中篇力作《蓝袍先生》，揭示了因病态的社会生活对正常人心性的肆意扭曲，使得社会生活恢复了常态之后，人的心性仍难以走出萎缩的病态。读了这篇作品，我被主人公徐慎行活了六十年只幸福了二十天的巨大人生反差所震撼，曾撰写了《人性的压抑与人性的解放》一文予以评论。我认为，这篇作品在陈忠实的小说创作中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它标志着在艺术的洞察力和文化的批判力上，作家都在向更加深化和强化的层次过渡。1987年间，我因去西安出差，忠实从郊区的家里赶到我下榻的旅馆，我们几乎长聊了一个通宵。那一个晚上，都是他在说，说他正在写作中的长篇小说《白鹿原》。我很为他抑制不住的创作热情所感染、所激奋，但却对作品能达到怎样的水准心存疑惑，因为这毕竟是他的第一部长篇。
1991年，陈忠实要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出一本中篇小说集，要我为他作序。我在题为《新层次上的新收获》的序文里，论及了《地窖》等新作的新进取，提及了《蓝袍先生》的转折性意义，并对忠实正在写作中的《白鹿原》表达了热切的期望。忠实给我回信说：
依您对《蓝袍先生》以及《地窖》的评说，我有一种祯溥，我正在吭哧的长篇可能会使您有话说的，因为在我看来，正在吭哧的长篇对生活的揭示、对人的关注以及对生活历史的体察，远非《蓝袍》等作品所能比拟；可以说是我对历史、现实、人的一个总的理解。自以为比《蓝袍》要深刻，也要冷峻一步……
我相信忠实的自我感觉，但还是想象不来《白鹿原》会是一个什么样子。1992年初，陕西的评论家李星看了《白鹿原》的完成稿，告诉我《白鹿原》绝对不同凡响；后来参与编发《白鹿原》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高贤均又说，《白鹿原》真是难得的杰作。这些说法，既使人兴奋，又使人迷惑，难道陈忠实真的会一鸣惊人么？
《白鹿原》交稿之后，出书很快确定了下来，但在《当代》杂志怎样连载，连载前要不要修改等，一时定不下来，忠实托我便中了解一下情况。经了解，知道是在《当代》1992年第6期和1993年第1期连载，主要是酌删有关性描写的文字。在我给忠实去信的同时，人民文学出版社也给陈忠实电告了如上的安排，忠实来信说：
我与您同惑，这样做已经很够朋友了。因为主要是删节，可以决定我不去北京，由他们捉刀下手，肯定比我更利索些。出书也有定着，高贤均已着责编开始发稿前的技术处理工作，计划到八月中旬发稿，明年三四月出书，一本不分上下，这样大约就有600多页……
原以为我还得再修饰一次，一直有这个精神准备，不料巳不需要了，反倒觉得自己太轻松了。我想在家重顺一遍，防止可能的重要疏漏，然后信告他们。我免了旅途之苦，两全其美。情况大致如此。
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一室的主任高贤均给我讲了他与《当代》的洪清波去西安向陈忠实组稿的经过，那委实也是一个有意味的故事。1992年3月底，他们到西安后听说陈忠实刚完成了一部长篇，便登门组稿，陈忠实不无忐忑的把《白鹿原》的全稿交给了他们，同时给每人送了一本他的中短篇小说集。他们在离开西安去往成都的火车上翻阅了陈忠实的集子，也许是两位高手编辑期待过高的原因，他们感到陈忠实已发表的中短篇小说在看取生活和表现手法上，都还比较一般，缺少那种豁人耳目的特色，因此，对刚刚拿到手的《白鹿原》在心里颇犯嘀咕。到了成都之后，有了一些空闲，说索性看看《白鹿原》吧，结果一开读便割舍不下，两人把出差要办的事一再紧缩，轮换着在住处研读起了《白鹿原》。回到北京之后，高贤均立即给陈忠实去信，激情难抑地谈了自己的观感：
我们在成都呆了十来天，昨天晚上刚回到北京。在成都开始拜读大作，只是由于活动太多直到昨天在火车上才读完。感觉非常好，这是我几年来读过的最好的一部长篇。犹如《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一样，它完全是从玍活出发，但比《桑乾河》更丰富，更博大，更生动，其总体思想艺术价值不弱于《古船》，某些方面甚至比《古船》更高。《白鹿原》将给那些相信只要有思想和想象力便能创作的作家们上了一堂很好的写作课，衷心祝贺您成功！
1993年初，终于在《当代》一、二期上一睹《白鹿原》的庐山真面目。说实话，尽管已经有了那么多的心理铺垫，我还是被《白鹿原》的博大精深所震惊。一是它以家族为切入点对民族近代以来的演进历程作了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多重透视，史志意蕴之丰湛、之厚重令人惊异；二是它在历时性的事件结构中以人物的性格化与叙述的故事化形成雅俗并具的艺术个性，史诗风格之浓郁、之独到令人惊异。我感到，《白鹿原》不仅把陈忠实的个人创作提到了一个面目全新的艺术高度，而且把现实主义的小说创作本身推进到了一个时代的高度。基于这样的感受，我撰写了《史志意蕴、史诗风格一一评陈忠实的《白鹿原》的论文。
盛夏七月，陕西作家协会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共同在文采阁举行了《白鹿原》讨论会。与会的六十多位老、中、青评论家，竞相发言，盛赞《白鹿原》，其情其景都十分感人。原定开半天的讨论会，一直开到下午五点仍散不了场。大家显然不仅为陈忠实获取如此重大的收获而高兴也为文坛涌现出无愧于时代的重要作品而高兴。也是在那个会上，有人提出，“史诗”的提法已接近于泛滥评《白鹿原》不必再用。我不同意这…一说法，便比喻说，原来老说“狼”来了、“狼”来了，结果到跟前仔细一看，不过是只“狗”；这回“狼”真的来了，不说“狼”来了。
此后，关于《白鹿原》的评论逐渐多了起来，这些评论大都持肯定的态度，但也有一些评论着意于挑毛病。对出于文学角度的善意的批评，人们都不难接受，惟有那些并非出于文学也并非怀有善意的批评，颇令人疑惑和惊悸。比如，有人没有根据地胡说什么，《白鹿原》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尔后又由新华社向全世界宣布：中国文学由此走向了世界。编造了这样一个弥天大谎之后，便来批判《白鹿原》既如何为主流意识形态所欣赏、所推崇，又如何以严肃文学的身份向商品文化“妥协”，向大众情趣“献媚”。另有一种怪论，则从另一角度作政治文章，说什么《白鹿原》有意模糊政治斗争应有的界限，美化了地主阶级，丑化了共产党人。真是左右开弓，怎么说都有理。但只要认真读过《白鹿原》并全面地理解作品，这些意见都是不值一驳的。对于这些看法，作为作者的陈忠实能说些什么呢？今年十月，他出访意大利两度路过北京，听到这些风言风语，他先是皱着眉头惊愕：“怎么现在还有这样看作品的？”继之坦然一笑，“还是让历史去说话吧！”
是的，历史比人更公正，评价一部好的作品也有赖于公正的历史，因为，历史决不会亏待不负于历史的人们。
走红的受难者
--贾平凹和他的《废都》
我曾以《多色贾平凹》一文，写贾平凹由多方面的矛盾集合所构成的特殊性格和才情，其实从他总体的人生际遇来看，似乎整个就是由两条走向和运势迥不相同的线索平行构成的一个大大的悖论。那便是在创作上不断走俏、走红，而在生活上却时时陷入窘境、困境。
这一状况发展到《废都》时期，尤以为甚。创作《废都》时，他背负着身体有病和家庭破裂的两大难题，背城离家，辗转流浪。
发表《废都》并引起轰动后，他在情绪上、身体上和生活上都辄遇烦恼，不能自拔。他是一个走红的受难者。
作为与贾平凹交往甚密、相知甚深的朋友，我想就我所知的有关贾平凹与《废都》是是非非，用琐记的方式披露一二。这在我，自然有一吐骨鹘的意思；对于读者来说，也或许能为了解贾平凹和解读《废都》提供一点参照。
《废都》交稿始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