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废都》的创作经过，平凹在《废都·后记》里已有详尽的交代。那是在耀县的桃曲坡水库写出初稿，后来又在户县和大荔的朋友家改定。写西京的书并非写作于西京，而是在三处辗转流浪的过程中完成，这或许是细心的读者研读《废都》不应忽略的一个问题。
这三处地方我只去过户县，并从那里受托把《废都》书稿带回了北京。
那是1993年3月初，我因事去西安，抽了两天时间与朋友孙见喜一同去户县看望平凹。我们坐了两个多小时的汽车，又坐了两块钱的三轮车，到了平凹在户县旧县城寄宿的地方。那是一座三层小楼，为户县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办公处。平凹的乡党兼朋友李连成在县计生委任办公室主任。一间十多平方米的房子，只有一张桌子两张床，简陋得只能用来写作和睡觉。见朋自远方来，平凹自然十分高兴。那天晚上，我们几乎聊了通宵，说《废都》，说女人，说他流浪的种种孤独与艰辛。他身体依然不好，怀疑是肝病重犯，时常起来喝药。那是请一个老中医配治的一种偏方汤药，喝下去满嘴是黑，看来十分痛苦。我不能替他做什么，只能拿话作些无力的劝慰。
桌上搁着一摞半尺高的稿子，整整齐齐地用一个纸盒子捆扎着，那就是刚完成的《废都》书稿。平凹说，初稿写来很顺，修改时却费劲不小。后来我看了稿子，发现已眷抄完毕的稿子，每页又有不少增改。而这些增改，或者渲染了气氛，或点染了事象，很有画龙点睛的味道。
当时，关于《废都》的出书，有许多出版社都在竞争，与我同去的孙见喜君也肩负着为陕西人民出版社拉稿的使命。怛此前平凹已与北京出版社的田珍颖基本谈妥，他正愁着稿子如何能顺利、快捷地送到北京。因此，我一来，他便高兴地打趣说：你来怕是上帝的安徘。第二天，平凹要了一辆车，带我们到附近看了一道一佛两个寺院，我便在下午带着《废都》手稿回了西安。
在西安趁工作之余，我匆匆翻阅了一遍《废都》。当时，我既为作品所塑造的庄之蝶这个独特人物的独特命运所引动，也为作品有关性的描写的大胆直率所惊悸。对这样一部可谓惊世骇俗的奇书，我多少是心存疑惑的。一是怀疑出版社方面看了全书后会不会接受出版；二是担心此书出版之后会不会被人们正确汄识和理解。因之，当时有人知道我读过《废都》，问我有什么感受，我的回答明显持一种谨慎、低调的态度。后来，又二次看了校样三次看了成书，我对《废都》的认识不断有了深化，此是后话不提。
两天后，我回到北京，把书稿交到了北京出版社，田珍颖大姐正担心书稿被别的出版社抢走，见我拿来了《废都》书稿，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一个劲地表示感谢。我当时并不能确信在出书形象上颇为保守的北京出版社能真的接受书稿，因此当我跨进北京出版社的大楼，也做好了再来这里背走书稿的心理准备。谁知北京出版社此次的表现十分地出人意料，此也是后话。
西安之行横生的一段插曲
在西安临回北京时，无意中发生的一件事，给平凹和我都带来了极大的烦恼。此事至今仍余波未息。
那是一天晚七我在八点多回到我住的秦大饭店后，有一女的找来，说是湖北电视台电视杂志的记者。我一看并不认识，问有什么事，她说她到西安要找人了解贾平凹的婚变始末，写一篇有关这一方面的报道；并说她找到了贾平凹，贾平凹要她来找我，言下之意是贾平凹要我给她谈他的婚变。因我前一天去户县刚看过平凹，不大相信她的话，她便拿出一个写有我姓名、住处的字条，我一看果然是平凹的字迹。原来，平凹有事突然回了西安，刚进家门，此女就找上门去，平凹无心应付便把人支给了我。
我劝湖北电视台的女记者不要在名人的隐私上做文章，尤其是平凹的婚变，有比较蹊跷的原因，而且双方的情缘并未完全了断，写文章披露这一切只能制造麻烦。但该记荇压根听不进去，说什么名人的一切大家都应当知道，还说她在西安已听到不少传闻，仅此就可以做很好的文章。我说这样就更不好，至少是极不负责任的。她又改而问我对平凹的离婚和复婚怎么看。我觉得这属于我可以谈的问题，便谈了谈自己的看法。临了，我还是劝她无论从职业的立场上还是从道德的立场上，都不要在平凹的个人隐私上做文章，她痛快地答应了。
但是回到北京不久，湖北电视台的女记者便在杭州的《西湖周末》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贾平凹又回諍虚村》的文章，文中说她见了贾平凹，贾平凹又让她见我，然后把她在西安的种种道听途说都以我的口吻披露出来，给人真实可信的假相，随后，同样的文章换了题目又发表在南京、武汉、重庆、广州、上海的几十家报纸上。这些文章给平凹和与他的婚变相关的人都带来了极大的麻烦，使身体不好的平凹又平添了精神上的痛苦，他觉得自己的婚变巳经连累别人，而这一篇篇文章更像一把把利刃，伤人更见无形和无情。平凹看到这些文章后连来两封信，诉说自己的不安：“此人文章一出，伤害面极大，后果不堪设想。”“我现在日子很难堪。”他并要我写信给湖北电视台的女记者，叫她不要“拿别人的苦痛作欢乐，作发财，作出名”。我给此人和她单位的领导先后去了信，都没有反应，文章依然变着花样源源不断地衍生出来。看来，此人是“咬”定贾平凹不放松，非要“吃”个名利双收不可。对此，我只有对天悲叹，悲叹个别记者为人为文的水准都太过低下，悲叹某些小报的档次也过于低俗，也悲叹我们的名人实在活得可怜。
这难道还不是《废都》里的某些情节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演现吗？
生活与创作的双向焦虑
三四月间，平一凹来京参加政协会，我先后数次到他下榻的京丰宾馆去看他。那时，《废都》已在出版社通过了三审，正式确定出版。得知这一消息，平凹和我都很高兴。平凹尤为感念《废都》的责任编辑田珍颖。他向我简要叙述了田大姐在审读报斤中对《废都》的评价，那精到的论析、精警的语言，也令我这个搞评论的自叹弗如。我对平凹说，《废都》交给了田大姐，确是遇到了知音。但平凹仍然重负难释，他不知道其他的人会怎么看《废都》，更担心《废都》出书后面临众多读者的境遇。其间，多次谈到他的生活现状。当时他离家半年有余，从外地回到西安，只能在朋友处打游击。对于需要调养身体和进行写作的他来说，真是痛苦之极。他当时抱有的一线希望是，西北大学决定聘请他为兼职教授，并同意为他解决一处住房。
今年六月，我又因事去西安，径直到西北大学找平凹，果然在学校的一幢新宿舍楼里找到了他的住处。两室一厅的房子虽然面积不大，但足以存身和写作，他已十分满意。厅里空荡荡的，只是门口处摆了几双拖鞋；南边的一间搁了一张床，北边的一间放着一张桌子，一块破木板搭在一只破铁桶上，算是一张茶几。屋里只有一个旧沙发，一把椅子，再多来一个人就只好移一摞书来坐。看到这一切，我不免有些心酸，问他怎么不买个书柜，不多置几把椅子，不买个电视。他说心绪不好又忙忙乱乱，凑合着过吧。吃饭，他或是去附近的费秉勋家，或是上街上的小吃摊，果然都是在凑合。
但当谈到《废都》，他就有说不完的话。那次我带了一本新出的高罗佩的书给他，翻到书的序言中“苦难生活引起了一种喜好轻浮娱乐的反应”的一段话，他马上告诉我，《废都》所写也大致是这样一个情形，苦到极处便作乐，作乐之后更痛苦；人物的行状与心理在无名的压抑下都不无变态。其间，还说到他的名字常常被人们用来用去，字画、名章甚至被人用来拉关系、做生意，而自己到头来则一无所有，实实在在地徒具了一个虚名。我虽用这也是“舍己为人”之类的话来打趣，但心里也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我联想到《废都》里的某些情节和场景，更知《废都》里的种种描写确有其扎实而可靠的生活依据。不过，作者贾平凹似乎很难走出这“废都”的氛围，他在作品里发抒了观感，宣泄了情绪，似乎在精神上超越了现实，但说到底，那也是面对苦闷现状的一种审美补偿，是寻求个人生活的整体平衡的文学努力。
签名售书的前前后后
平凹带女儿倩倩到北戴河休养了数天之后，于7月20日到了北京。当时《废都》在《十月》刚刚发表，书还在赶印中。听说到北京出版社拉书的外地卡车已在一周前排起了长队，定货已达近五十万册，我们都颇感意外。
按常理，《废都》不大可能成为印量如此巨大的畅销书。但此前一篇关于稿费的报道把十万元误写成了一百万元，引起了众多人们的好奇；后来，又有“现代《金瓶梅》”之说的谣传不胫而走，使敏锐的书商感觉到了其中的商业价值。于是订数、印数便直线上升，创下了近十年来长篇小说销量的最高记录。但这对于平凹来说，更多的是忧而不是喜。因他明白《废都》需要有一定文学修养的读者，而读者群的数量愈大，这种高层次的读者按照概率就可能愈少。因而，他在许多场合，都煞费苦心地告诉人们：读《废都》一定不要着急，要慢慢地去读。
7月240下午，在王府井书店举行《废都》的签名售书。霎时间，购书的人就排成了长蛇阵书店的一楼被围得水泄不通。据书店经理讲，这种盛况是近些年的签名售书所没有过的。平凹从两点签到快四点，因有病的身体实在难以支撑下去，书店的同志便劝阻读者不要再排队。据说，仅此两个小时，就签售了近千册《废都》。几乎是在《废都》刚进书店，小书摊上也忽喇喇全摆上了《废都》。最近，笔者逛书摊时，发现有的书摊卖完了《废都》，摊主直后悔进货太保守；而有的书摊虽然有《废都》销售，定价早已超出了原价卖到了二十元之多。
7月25日，平凹返回西安。此前，西安有关部门和个人，已从北京用数辆卡车日夜兼程运回八万册《废都》。因之，平凹一产火车，又被人架到书店签名售书。据知，八万册《废都》一星期之内又在西安基本售罄了。饶有意味的是，近日平凹自己急需两本书，想尽办法从西安附近的咸阳用20元一册的高价购得两本，自己也吃了自己的著作火爆之后的亏。
走红者的受难
《废都》在京城、西安乃至全国热销到火爆的程度，在别人看来，不知作者会是怎样的欣幸。其实，事情并非如此。贾平凹开始还是亦喜亦忧，后来就忧多喜少，近来几乎是只忧不喜了。
这首先是《废都》销售得越多，读到的人越多，加之于作者的心理负担就越重。《废都》并非一本通俗小说、消遣读物。它在文人日常生活状态和心态的白描之中所包孕的哲理思考与文化批判，深而不浮”“隐而不露，是需要细读和多读才能体味出来的。有的人只听信某些传言去翻读作品中的性描写文字，从而把作品看得俗不可耐。有的人用“纪传说”的眼光把作品里的描写同生活中的人和事相对应，从而大大抹煞了作品的文学意义。还有一些人则在作品之外打听上边有什么看法和说法，四处传布流言。凡此种种，都使平凹苦恼不堪、有苦难言。他摆脱不了被人指骂、被人议论的固定地位，作为与《废都》的福祸与共的作者，压根没领略到内中的福分。
8月9日，平凹来信说：“西安的《废都》热实在空前。但对号入座严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说好的特好说不好的骂流氓。”他寄希望于严肃的文学评论能对广大读者阅读《废都》有所引导，但大报大刊又不发有关《废都》的文章；他希望能开一次《废都》的讨论会，听一听各种意见，但主管单位没钱会又开不起来。他惟一能做到的，就是不断地调适自己，如他所说：“我就是这等不合时宜的命。我将修炼，修炼成佛。苦难于我没尽头。”
除《废都》之外，身体不适和生活不顺的苦痛也始终跟随着他。在北京签名售书时，他就时常肚子疼，厉害时只能趴在床上。朋友们劝他到医院看看，他说他知道自己的身体，一进医院就难得出来，而他现在要办的事情实在太多，哪有可能住院。他这样硬撑着回了西安，依然带着有病的身驱和泼烦的心态应理各种事情。他8月9日的来信谈到自己的境况时说：“我身体极不好，心情极不好。家事、国事、文事、身事、百事交加，心力憔悴。”8月20日他托来京办事的一位朋友带来一信，信的末了几乎是无奈又无援的自我悲叹：“等我给你写了这一封信，我实在该休息了。我太累了，心身皆累，一切一切，包括家庭、身体、创作，都是最危难之时，我无法应酬，也应酬不了。”
看了这封信，我长久无法使自己平静下来。走红不走运，磨难受不完，这不应当是贾平凹所应有和必有的境遇，但他事实上就是这样一步又一步地在苦难的泥潭里跋涉着。我总觉得，这一定是那儿出了什么毛病。
谁人能知道，一个把身心全交给了文学、几乎发表了等身的著作，又在读者中享有盛名的贾平凹，生活是如此的窘迫，心情是如此的忧郁，命运又是如此的乖蹇呢？
各人的路还得各人自己走，谁也无法替代谁。贾平凹要走好他那坎坷而漫长的路，也许需要他进而调整自己的心态和步态，但对这样一个以燃烧着的自我愉悦着读者、走红总不走运又难得洒脱的受难者来说，多一份理解，少一份非难，多一些关切，少一些纷扰，岂不更好吗？读者读君，以为然否？
1993年8月12月30日
京都文坛陕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