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籍文人聚堆成群的，第一当为古城西安，第二就要数首都北京了。
京都的文坛同京都的政坛等五行八作一样，什么地域的人都有，是真正的“五湖四海”，但近年来人们渐渐发现，口操秦地口音普通话的陕西人越来越多，在文艺界的大小活动中都随处可见，有时三五个，有时七八个，在一些小型研讨会上甚至几近与会者的一小半，于是有人惊讶：陕西人成了帮！有人戏言：陕西帮不得了。经旁人一再提醒，陕西人自己一看也纳起了闷：怎么这么多乡党就凑到了一起！
其实，京都文坛的“陕军”，是数十年间不知不觉地汇聚起来的。从50年代到80年代，陆续离乡进京不等，惟一相似或相近的是，都在与文学有关的部门工作，而且都以踏实为人、刻苦为文，混得日渐有头有脸。
我总觉得，把京都文坛的陕西人称作“帮”，实在有些冤枉。这一则在于没有什么组织，二则在于少有什么活动。只是在前年3月平凹来京参加政协会与乡党们在西单“饺子宴”聚会，一帮老陕在酒足饭饱之后打趣时，有人提议要成立同乡会，大家附合并公推“二白”为会长。这二白，一个是本人，一个便是甶描。我当时还认真了好一阵子，心想应好好做些事情。但过后大家都把此事忘在了脑后，再也没人提起过，我遂知那不过是乡党间的玩闹而已。
要说活动，也很一般。除去在一些作品研讨会上碰碰面外，再就是陈忠实、贾平凹等陕西作家来京时随便聚一聚，那也多是叙友情、话家常，再就是开玩笑。记得是忠实与陕西作协的同志来京参加《白鹿原》研讨会那次，大家在会上正襟危坐地谈广一通文学，会后便聚在忠实一行下榻的饭店海阔天空地穷聊，不知是谁说忠实：阎纲在研讨会上说你自创作出《白鹿原》就不仅是小说家，而且还是史学家，照我看还少说了一家。忠实很认真地问：“啥家？”答日：性学家。忠实接过话头：不能么，这是人家平凹的头衔，咱咋能胡戴。有人接茬说：谦虚啥，你们俩都够。一说一笑，大家也哈哈一乐。
陕西文人不仅好文学、好玩闹，两方面都有极高的兴致，而且还从不以单一身分混迹文坛，都有着多把刷子。他们或编辑家兼作家或出版家兼评论家，或评论家兼散文家，均以各具千秋的能耐占据着自己的一方天地。因此也可以说，京都文坛的“陕军”，是一个由各各不同的个体所集合成的一个共同体。论年岁，论声望，京都“陕军”的头面人物当首推阎纲。而阎纲自50年代中期由兰州大学分配到京后，一直未和编辑工作脱开关系。他辗转供职于《文艺报》、《人民文学》、《小说选刊》和《中国文化报》，还主编过《评论选刊》和《中国热点文学》。无论是编发理论文稿，还是选发创作作品，他都以别具手眼的劳作使刊物增辉添彩。据说在文坛已成名的作家和评论家中，有不少是阎纲“发掘”或提携起来的。创作界的情形不大清楚，在评论界，我至少听雷达、宋遂良二位亲口说过在他们出道之初阎纲所给予的重要帮助。我自己也是经常得到阎纲的悉心点拨，受益非浅，像我这样的受惠者可能还有不少。然而阎纲给人们印象更深的，还是他那出自机杼又卓厉风发的评论，他洞察问题能抓取要害，阐述见解又淋漓痛快，尤其是以散文化的构思和杂文化的表述对评论文体的改造，使他成为新时期中最具个性又最有建树的重要评论家。他现在虽巳退休，但仍是不识闲儿地著文作评，而巨在摆脱了工作人际上的一些负累后，文章反倒更显洒脱，更见锋芒了。近期他先后发表的《京都受骗记》和《评坛一绝》，说的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人和事，但义无反顾的揭露和疾恶如仇的批判，却让圈内人无不肃然起敬。这些作为的意义，不仅在于它表明阎纲依然是一如既往的阎纲，还在于它告诉人们当今之文坛仍未泯灭正气之呼喊和正义之眼光。
如果说阎纲是京都“陕军”的一号人物那么，二号人物便非周明莫属。周明自50年代中期进京以来，长期在《人民文学》任职，从普通编辑一直做到常务副主编，前些年调到中国作协创联部任主要负责人。周明编刊物如何游刃有余，圈内人都有口皆碑。他既能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又能做别人不愿做的事情，可以说事无巨细都胜任愉快。我在他与刘心武搭挡任《人民文学》常务副主编时有事找他，他说白天太忙也许晚上好一些，约我一天晚上到编辑部去。我在二十二点左右到了编辑部，只见他忙成一团，一会儿与编辑部的同志审定、编排槁子，一会儿又与搞发行的同志商量发行宣传问题，好像世界上除了《人民文学》别的一切都不存在似的。我当时就很感慨，怪不得《人民文学》一直保持着高水准，有周明这样的干将、这样的干法，刊物能办不好么？因长期从事档次高又接触广的编辑工作，加之事业心强，为人热情诚恳，京都文艺界乃至政界的大小人物，许多都与周明不无交谊。以前《人民文学》有什么重大活动，需要请政界和文艺界的重要人物，基本上是周明独家承揽的任务；外地来人进京办事遇到困难或是解决不了吃住，也是只要找到周明便一切迎刃而解。久而久之，大家便形成了一个习惯：有难事，找周明。周明也因而平添了另一重要身分：文艺活动家。其实，这些远不是周明其人的全部，他自己更看重的还是散文家的身分。他因交谊层次高，范围广，所写的东西在选题上往往就高人一筹，如写邓榕、写冰心等等；而他那种重情尚义又敏感细腻的感觉与表述，又常使他的作品以小映大、平中见奇。在京都“陕军”中，周明以年岁大又热心肠，被大家尊为“老大哥”，但“老大哥”又有着比谁都活泛的心性，近来又因情爱上的收获而倍显年轻。看着他那笑口常开、总不见老的面影，感染得大家对人生、对自己也增了自信，添了青春。京都“陕军”里，最具秦人气度的，无疑还是何西来。文学界朋友在阎纲的面前说起未去临潼秦陵看过兵马俑的遗憾，爱开玩笑的阎纲很认真地告诉人家：不必非去实地看兵马俑不可，在北京你就看何西来，到西安你就看李星。这是两个走动着的兵马俑。此话传开，人们再见何西来，觉得真是咋看咋像。何西来生得高大魁梧，方脸阔额，端的一副武夫气魄。他舞文弄墨也大刀阔斧，时若英雄吐气，时若豪杰壮谈，很有一种气势。他曾在新时期文学的黄金时期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并与刘再复共同担任《文学评论》主编，把一份理论刊物办得领导了好一阵子文学新潮流。他的理论功底深厚，艺术感觉敏锐，表达见解痛快，其评论在鞭辟入里的同时，有如悬河泻水，阪上走丸，很能征服人、感染人。他现在既搞评论，又写杂感，两种文体运作得都很得心应手。我还特别欣赏他在作品研讨会上的即席发言，他把独到的见解寓于擘肌分理的侃侃而谈，那熔理性、感性与记性于一炉的尽情挥洒，常常把研讨会的气氛推向高潮，以他的充沛激情调动起大家的情绪来。
接下来，无论如何要说到京都“陕军”的两位女将了。这两位一个是刘茵，一个是田珍颖。刘茵自新时期以来一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先在《当代》当编委兼管报告文学，后在《中华文学选刊》当副主编’主持日常编务。无论是对作者来说，还是对出版社来说，刘茵可能都是最为难得的编辑人才。对于新作者，她能不惜气力地去扶持；对于老作者，她能不遗余力地去配合。不知她给多少作者管过饭，也不知她为多少作品红过脸，反正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位负责同志很有感慨地说过：刘茵认准的事情，谁想阻拦也阻拦不了。正是这种锲而不舍的敬业精神，她不断向文坛推出新人新作，也赢来了文学同行们的真心敬重。她在从事文学编辑的同时，还间或撰写报告文学，一些作品如《播鲁迅精神之火》等，还曾在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评奖中获奖，这使她作为报告文学作家当之无愧。与刘茵的经历相似，田珍颖也是新时期以来长期供职于北京出版社，并出任颇富盛名的《十月》杂志的常务副主编。《十月》编辑部既编刊，又编书，因此田珍颖除去主持每期四十余万字的编刊业务外，还责编了不少图书，如曾引起全国瞩目的贾平凹的《废都》、近来颇获好评的徐小斌的《敦煌遗梦》和报告文学《我在美国当律师》等。在出版《废都》前后，田珍颖曾以书信和文章的形式发表了她的一些读后感，那种对重点作品的驾驭力和对复杂作品的评判力，都把她编辑之外的才情显露无遗。看她的文章，听她的发言，你能从中感受到细密的论证与细切的感觉相融合所构成的特有魅力。可以说，京都文坛的“陕军”有此两位女将，构成更为丰富，势力也更显强壮。
与上述几位比较要相对年轻一些的雷抒雁、李炳银、白描和我，属于京都“陕军”中的少壮派。抒雁要比我们几位年长一些，但他从心性到行状都颇为活跃不羁，倒显得比我们还年轻气盛。他到北京大概是“文革”后期，先在解放军文艺社，后转业到工人出版社，现在《诗刊》杂志就任副主编。他从来没有离开过编辑的岗位，但给人的印象却像是从事诗歌创作的专业诗人。他由1979年发表的《小草在歌唱》一举成名，从此便没有停歇过自己的歌唱；但他的诗风却在不断的变异，近期的诗作就以哲理性的内涵更显隽永。李炳银现在的工作部门是中围作协创作研究部，相比较之下属于专业性的评论家。他也经历了为期不短的编辑工作的过渡，先是《出版工作》，后来又是《文艺报》。炳银的文学评论，以追踪报告文学的创作见长。他勒勉刻苦又较为专注，因而也随着报告文学的崛起而崛起。近儿年他坚守着自己已有的阵地又漫足于小说批评，在评坛的两翼都有着引人注目的成就。甶描进京的时间并不很长，但他因任《延河》主编期间交友甚广又常往来于京陕，到北京一如回西安一样如鱼得水。他具有着相当丰富的文学才力，因而有着多向发展的可能性，但《国际人才交流》杂志副总编的繁重编务，却使他更多地施展了组织才能，较少地发挥其创作的才情。他要组稿、编稿，又要策划种种活动，即使如此，他还先后创作了报告文学《一颗遗落在荒原的种子》和电影剧本《苍凉青舂》，前者已在全国报告文学评奖中获奖，后者也摄制成电影即将正式发行。据我所知，他在评论方面也颇具潜力，但现在只能在一些座谈会上发发高见，他不是述而不作，而是述而难作。
说到京都文坛的“陕军”，有一个与陕西关系密切又非属陕籍的特殊人物不能不提，那就是雷达。雷达原籍天水，虽然这是真正的秦人发祥地，在省份上归属于甘肃，当然不能箅作陕西人。但雷达自兰州大学进京后，最直系的亲人母亲和姐姐都安家于陕西武功，回陕西就比回甘肃更频繁也更重要了。由于这一层关系，他把陕西不当外乡，陕西人也把他看做乡党，加之他与陕西文坛和京都陕籍文人，都过从甚密，大家便视他为“陕军”的当然成员。雷达也是由编辑起家的，他先在《人民摄影》当记者，后来到《文艺报》当编辑，前几年还出任过《中国作家》的常务副主编。但雷达用心更专、投入更多的，还是文学评论。他可能是当今文坛发表文章频率最高、评论的作家作品最多、因而影响也最大的少数几个评论家之一。再公正一点说，他的评论在数量多的同时，质量也比较高，尤其是80年代中期以来的重要的作家作品和重大的文学现象，他都有卓富识见的艺术评析与钩玄提要的理论概括，而且每每以其中肯且深刻而启人思索。但外人很少知道，雷达很能写评论，也很能玩。他酷爱游泳和冬泳，喜好打乒乓球，痴迷足球，热衷下象棋，贪玩游戏机。常常兴致一来，玩得黑天昏地，全然不顾其他。新近添置了一台电脑，也是尚未学会打字，先学会了游戏。他常常自我抱怨爱玩影响了正事，但正事也不只是写评论。他有一副好体魄，在以笔著文和以言代文的两种方式的评论中连续作业而底气十足，谁知那不是得益于那些童心未泯的忘我游戏？
京都文坛的“陕军”，随着人们的不断“挖掘”和新人的间或加入，仍呈不断壮大之势。就出版一界来说，工人出版社的南云瑞、华夏出版社的王智钧、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郑言顺、新阁出版署的阎晓宏，都是坐镇一方的重要诸侯；而在政界，则有中央宣传部的刘斌、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郑欣淼、全国政协秘书局的忽培元等亦政亦文，分别在评论和创作等方面实现着自己。而再年轻一些的文学新人，不仅数量见涨，而且起点较高，不少已在京都文坛崭露头角，如专事长篇创作的自由撰稿人老村，专以散文类图书的编选与评点见长的老愚，边做编辑边写小说的亦夫，既搞出版又搞创作的吴晔，又编报纸又写评论的吴涛，擅编副刊又长于特写的孙小宁，等等。
如此梳理一番，京都文坛的“陕军”确乎为数不少，势力也不小。但知情人都明了，陕西人的家乡观念重，陕西人的兼容意识和合作精神也强，尤其是在神圣的文学事业上。在地域意识的有与没有和结伙倾向的是与不是上保持一个适当的度，从而有情感之依托又有精神之超越，有相互之联系又有个性之自由，大概正是京都陕西人各自“浮出海面”而又整体形成一定气候的原因所在。
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京都文坛没有什么“陕军”，有的只是陕籍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