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中，人的生活遵循两种规则：一种是尊崇内心，尊崇自我的个人化牛活原则；一种是被秩序规束被时尚约定的社会化生活原则。遵从不同，人生走向和生活方式则小同--前者，是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想”做哪些事；后者，则是我“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应该”做哪些事。村上春树作品中的人物，都是有鲜明个性的人，都想做“我”想做的人，都想过一种独立自由的个人化的生活；然而，“我是个凡人，却遇上了一个非凡的时代”，消费时代强烈的竞争法则，使我必须具有“市场”的物化特征，必须适应时尚的潮流，否则，便不能安身立命，更遑论自己的灵魂生活。《舞！舞！舞！》中的“我”，是一个有强烈的个人意志的人，甚至连一朵普通的徽笑，也能区分出是“私人性”的，还是公共性的；甚至与妓女的一次做爱，也能感受到有多少私人成分。他认为，私人属性是是内心之真，是真情：公共属性则是一种表演，便于“消费”。他拒绝“公共性”的结局，是他被众人遗弃，成了“边缘人”。他感愧自己的处境时说的一句话令人唏嘘不已--“我的人生简直就像在老核桃树顶端洞穴中的一枚干果，昏昏然等待春天的松鼠”。于是就有了人生幻灭与无奈。为了缓解令人室息的无奈，他只能寄情于酒、色与流浪，不甘于被物化，却反而要求助于“消费”，这是现代人的生活真相，作品的现实感不容置疑。
读了村上春树的作品，感到现代人的彷徨、颓唐与虚妄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合理的--这是内心抵抗物化的自然反应。因为不甘心，所以才彷徨；因为要触摸人性，所以才感到痛苦。精神从来没向物质妥协，只是尚未找到内心与外在沟通的桥。可以说，村上春树的人物，都是在寻找灵魂引渡的桥梁时或欢歌、或悲哭，或生、或死。其精神所指，均不虚妄。
在《挪威的森林》中，“我”的第一个恋人直子，代表着内心；而另一个女孩绿子则代表着外在。在二者之间进行选择时，瞻前顾后，优柔寡断，使他付出丁不必要的代价，以至面对生活的来路，已不知“身在何处”。作品的昭不意义在于，在内心欲求与外在诱惑的两难选择中，决断力的缺乏是痛苦和无奈生成的重要原因。直子的病友玲子给“我”的封规劝信中的一句话，很是耐人寻味：
“（我们）不可能用尺子测量长度、量角器测量角度和银行计算存款利息那样毫厘不爽地生活。”
人的决断力总是从生活的磨砺中来，内心的规避不利于决断力的养成。在我们尚无足够的心理定力的时候，我们是否不要太急于把人生纳入自己的轨道？如果我们不想因自己的偏执而被送进精神病院被动疗疴，那么，就应该心胸豁达地融人生活的河流，披红尘，沥俗雨，强化我们的承受能力，铸就一种健全的精神人格。村上春树的人物，差不多都从乌托邦之境，被迫阿到现实中去了，好也受得，孬也受得，自己的日子不会有别人替过。
其实，不仅是消费时代，自有人类以来，人都面临着我“想”做与我“应该”做的两种选择。人类历史证明，只做我“想”做的人，是圣人；既做我“想”做，义做我“应该”做的人，是智者；只做我“应该”做的人是凡夫。这是人生境界的三个层面，如果我们不做虚妄的“超越”，而是一步一个脚印地攀升上去，人生的幻灭感可能会少一些。人的自我“救赎”，或许能成为种现实。
10.乡情缱绻
伊凡·阿列克谢耶维奇·蒲宁，是俄罗斯最后一个古典作家、诗人，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的重要代表，1933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作家自幼年时期起，就住在奥勒尔省祖传的布特尔基村的庄园里，牛活在“花、草、庄稼的海洋里”及“田野的寂静中”。作家幼年时代的生活环境，对他的创作生涯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他的中篇小说集《故园》，便是充分体现这一特点的代表作。
我之所读，系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赵洵的译本。当初买时，我尚足一个文学青年，对小说的语言极为关注。蒲宁的语言，结构精炼、严谨，辞采花团锦簇，令人目眩。他写白然风光，如诗如画，寥寥数语的勾勒，便使你仿佛已经闻到了花草的芳香，看到了春日的晴空、金黄的田野。高尔基说：“如果要指出蒲宁小说的特点，称他为当代最优秀的修辞巨匠是不过分的。”事隔十四年之后，再读他的《故园》，其语言的吸引以退居其次，令人心仪不止的是他笔下神秘的乡村氛围以及在这个背景之下产生的神秘的爱情--在小说《新年》中，一对感情冷漠夫妻，为了挽救将要崩溃的感情生活，同到男方幼时生活过的庄园一那个庄园极为寂静，寂静得有一团厚厚的莫名的温情。女人半躺在那张古老宽大的床上，不知为什么，感到很愉快，一种对自己男人的眷恋之情悄悄生起，竟自己被自己感动得嘤嘤低泣起来。
神秘的乡村气息，神秘地复活了业已熄灭的爱情之火，让人怦然心动。同时让人体会到：城市的喧嚣可以毁灭爱情，田野的寂静可以拯救爱情，噫吁乎哉？盖缘于人类血脉里深潜的“家国情结”。家园是一块质朴的土地，爱情是一种质朴的感情，质朴归于质朴，心性怡然。
蒲松龄的“聊斋里”，美色可以治病，蒲宁的“寂静的田野”也可以治病，皆匠心在尔！
蒲宁乡村所弥漫的神秘气息，主要在于他描绘的是“晦冥之境”中的乡村。也就是说，一写乡村，他就着意地将乡村置于黄昏和夜晚。
钱锺书说过，晦冥之境，易于相思；种种眷恋，种种思念，多生于黄昏与夜晚。所以，怨妇最难熬的时刻，是入睡前的静夜时光；游子最难排遣的时辰，是夜半的无眠。于是，蒲宁乡村的神秘，是被晦冥的薄雾所包裹的神秘，是心灵之弦最敏感、最易潜入幽微之境时的心灵感应一这种感应是人所共通的，因此便有了人性的意义。
蒲宁简直就是乡村的神经，他将乡村的神秘与缱绻，活脱、勃郁地传感到读者的心里去了，他的作品便可以说是状写乡村美境的经典。他的经典意义在于：（一）、现代人受机械文明的挤压是愈来愈沉重了，便愈来愈需要与乡村的温柔相亲和；乡村温柔（或日“土地情结”）是一种古老而美好的情绪，它能给生命以温情的滋润。（二）、市井文明撩拨起来物欲，遮蔽了人们的本质需求，人们有了太多的“剩余的感情，”因而就迷惘、就痛苦；那么，对土地的回归，对简单生活的追求，便是条幸福之路了。
11.拒绝淡忘
人最惧怕的，不是贫穷，不是病弱，而是被淡漠。
近读果戈理的《狂人日记》（《果戈理选集》，满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一版），这种认识更确实了。
文中的小职员“我”，无沦多么勤勉，无论多么负责，终久被人淡漠着。“十一月九日”的日记记录着他真实的生活样相：
“我八点钟到部里。科长头也不抬，仿怫没有看见我进来。我也装作好像我们之间什幺事情也没有发生似的。我披览并校正文稿，四点钟下班。走过部长的住宅，但一个人也没有看见。饭后，大部分时间躺在床上。”
这种被漠视，使“我”感觉不到在社会上的价值，成为一个无声无息的行尸走肉，这种状况使“我”无法承受，“我”便故意犯一些小错误，以其引起上司的注意；但这些小错误，并不足以刺激业已麻木的官僚体制的神经，上司对此常常失察。当“错误”都不能引起人们的关注的时候，“我”只能用极端的手段，用自己的“发病”作最后的尝试，即：自称是西班牙总统，并以总统的身份对待和处理周围的人与事。终于有了反应，“我”被当作疯子投入监狱，遭到狱卒的枚笞；但“我”却感到很受用，认为这是那个神奇的国度宰相对皇帝的特殊的礼节。“我”在非人的待遇中为什么还感到那么愉快？因为“我”终于被关注了，难以忍受的漠视局面终于结束了。
在病态的社会，只有“反常”才能得到“健康”的礼遇。这一种黑色的幽默，让人不禁笑起来，并且伴着自怜的眼泪。因为“我”未尝不是现实中的我们。
哀后深思，人为什么拼命地追求身外的东西？诸如金钱，权势、名声、地位，甚至时尚、美色和种种令人鄙薄的带有市井成色的东西？冈为这些可以使个体在人群中得以凸现，得以被认知。人生并不是一个自我完善的过程，而是被社会塑造的过稃，即被认可的过程；如果不被认可，生存的意义儿近于无果戈理让“我”在疯狂状态下发出了最清醒的声音：
“不，我再也没有力量忍受下去了。天哪！他们怎样的对待我！他们用冷水浇我的头！他们不关心我，不看我，也不听我说话。我哪一点对不起他们？他们干吗折磨我？他们要我这日怜虫怎幺样？我能够给他们什么？我什么也没有呀。我筋疲力尽，再也受不了他们的折磨，我的脑袋发烧，一切东西都在我眼前打转。救救我吧！把我带走；给我一辆像旋风一样的雪橇。开车呀，我的驭者，响起来呀，我的铃铎，飞奔呀，马，带我离开这个世界！再远些，再远些，我什么都不要看见。”
从“狂人”的自白中可以看出，被人淡漠，是一件比死亡还要难以忍受的事情。
所以，人们争幸、争宠，要拼命发出声音，这是拒绝被漠视和遗忘的本能的反抗，是一种人性的反应。知识分子执着于自己的个人立场，也是拒绝被社会融合与湮没的极端之举，与凡庸人群追逐市井时尚在人性层面上没有本质区别。
这不禁让我想到作家和思想者的写作问题。
有人承认，自己的写作是为了读者；有人拒绝读者，示榜其写作只是为了倾听自己的内心。凭着我的本性，我当然倾向于后者；现在看来，这二者并没有优劣之分，只是写作的姿态不同而已。其实，任何写作者的写作，都是以让人们认可为前提的，都是以引领和指导读者为指归。
芷如周晓枫在《忠诚与背叛》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书写者的劳动渴望着承认，没有阅读伴随的书写如同一场对方不在场的绝望暗恋，开始部分虽然壮怀激烈，但继续下去存在太多现实困难。要有依次的叶片，然后才是花梗之上托举的灿烂朵瓣；那些叶子如同读者，形成令人鼓舞的簇拥之势，谁不向往投身其间？”所以写作者的目的实现的过程，就是被读者认可的过程。读者的认可成就了作者的自我认可，写作者就不会被遗忘和淡漠所伤害，就会葆有激情地完成写作的使命。在这方面，马原是一个清醒的人：他的最初写先锋派小说，是以强烈的先锋姿态，提高他的话语强度，以引起读者的关注；当先锋性被时尚吸纳与融合之后，他改变了策略，要以写作流行小说重新引起读者的注意。没有受体的介入，哪能完成精神的引领？所以对写作者最致命的惩罚，是读者的淡漠。马原足一个智者，他懂得不断架设“我心”与现实沟通的桥梁。
作为现实中的人，生活经验也告诉我们，社会对于一个人的最有效的惩罚也不在于伦理、舆论、法纪和刑律等有形的惩罚：而是放任你，又不让你有机会说话；让你赋闲，而又不给你价值实现的舞台；让你成为一个可有可无的“阉人”，让你成为一个被人遗忘的毫无坐标的梦游者。如此，你虽生犹死，甚至生不如死。人们在“焦点”中，不管是在“褒扬”的视线上，还是在“惩处”的中心，无论如何，都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你“存在”着，存在就是价值。
当然，我敬畏那些为内心写作的人。只有心怀超人勇气的人才敢拒绝读者，卡夫卡是文学史上的独特例证。孤独者的写作如此寂寞，如此关涉内心，几乎是个秘密；但写作给他带来的苦痛远远大于声誉和快乐。在无人分享的大寂寥中，他一个人为神写作。而且，他不仅是为神写作，他自身就是神。然而，神是虚妄的，他能沉浸于非人间性的幻境之中而不接受人间温暖的抚慰，他本身也就是“病态”的。况且，卡夫卡的再现，也是现代人把他从历史的淡漠中解救出来的过程；这种“人间性”的解救过程，仍然是世俗的，足走下神坛的反讽。
所以，我孤标，并不反对别人的凡俗；我甘于寂寞，并不贬损别人的时尚；因为，拒绝被淡漠，是人自救的一种本能。在这种反抗中，不足沦为凡人，就是变成“疯子”；还有他途否？只有神知道。
12.失意者之书
有人问我：“有没有专为失意者预备的书？”
我说“没有。但是，有适合在失意时读的书，比如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
他说：“最近我感到很失落，正处在百无聊赖巾，请将《往事与随想》借我一阅。”
此公借书月余，米舍下还书。我问：“感觉如何？”
他一笑，“根本就看不下去，此书沉闷得要死，使无聊人更感到无聊。”
我也一笑，并不搭腔；我感到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失意者，而是欲望太强烈的得意人稍有一失而已，他并不真的需要精神的抚慰。
送走他之后，我翻开书的扉页，看到自己写的一行题记：
这是一部让人懂得生命的高贵，因而坚韧地活下去的书。
不禁念出声来，跟角竞湿润了。
并不是我脆弱，而是它曾拯救过我--我曾担任过一个职务，因工作的争执，把顶头上司得罪了；他欲治我于死地，在把我挤出原单位之后，对我进行了“缺席”审计。因为缺席，许多自已婚原来的部下都在他的鼓动下，作了反证，使我有口难辩。在莫名的压力之下，我感到眼前一片黑暗，以为“流放者”的命运正等待着自己。便想到了一部“流放者”的书，即：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
这部书，巴金曾戮力阅读和翻译过。他之所以能从“文革”的政治厄运中坚韧地走出来，并不汁个人的得失，写了一部“忏悔录”式讲真话的《随想录》，就是因了赫氏的这部大著的支撑。
以前我曾翻过巴金的译本，也曾因它的琐碎与枯涩而不得终篇，此时再找，这个版本已不见了，便捉到街头的书店去。在书店的角落里，正有一部人民文学版的项星耀的译本，顶着厚厚的积尘，怨女般兀自沉寂着。
店员说：“五年前只进了这一部，五年后仍然还是这一部。”
我苦涩地一笑，默默地把它“请”走了。
拭去书衣上的积尘，压膜的封面竞光鲜可鉴，书的内页也柔韧如初，不禁叹到：人与书，乃一种宿命关系啊！潜心读下去之后，透过琐碎的叙述，我感到了一股豪迈的气概--赫尔岑是俄罗斯的贵族，有世袭的地位和忧越的生活条件，他完全可以养尊处优、舒适悠闲地过一生。但俄罗斯的文化传统，特别是别林斯基那代人所营造的人又氛围，使赫尔岑选择了追求真理的生活道路。从此，厄运接踵而来：先后两此被流放，饱尝了生死离别的人生大痛。但人牛境遇降到最低点之后，他并没有沉落于对个人命运的自哀自怜上--而是把它作为真实把握社会人生的一次难得的机遇。在对底层苦难的亲感亲历中，他发现了生活的真相：正义、良知、真理和人性的光辉正是在被迫害、被欺凌、被蔑视、被贬抑的土壤中才愈发灿烂，人性的温暖与伟大、真理的价值与力量，是超越现实的状态而存在的。《往事与随想》记述了这一真相，告诉人们--人，是不能被外界打垮的；人的沉沦，只在于其自身，只在于自我中，正义、良知、真理、人性这些光辉质素的内在丧失。
赫氏的书，增强了我直面一切的勇气--我良心不亏，人格不损，何惧之有？于是，在痴迷的阅读巾，我把那桩不公正的审计忘却了。后来，接到了新的任命，也就是宣布了我的清白与无辜。走在灿烂阳光下，我长舒了一口气；关键时，只有自己能救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