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能做出这些努力实属难得，因为当时犹太人在奥地利的处境也不容乐观在国内的任何地方都没有拥有土地的权利；法规和风俗不允许他们在政府或法院任职，不允许从事与法律有关的职业，不允许在军队里任较高的职务，不允许从政……他们还不得与基督教徒通婚要缴纳沉重的税负；受专门的犹太警署管辖；外籍犹太人在境内只能短暂居住。
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奥地利的高官仍希望这个犹太家族来定居——因为这个家族富可敌国，影响力不可限量。总之，金钱推翻了其他的一切顾虑，很快罗斯柴尔德家族就决定要移居到维也纳了。
法兰克福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正变得越来越危险了，几兄弟都不断地收到匿名的恐吓信。其中有一封还警告他们说某一天阿姆斯洛将被一个秘密组织刺杀；该组织成立的目的就是要将犹太人赶出法兰克福。不过，虽然处境如此恶劣，公司还是坚持有条不紊地开展各项业务，牵涉到奥地利的生意都得到了梅特涅和施塔迪的帮助。奥地利的事务主要都是由所罗门处理的。这一年的7月中旬罗斯柴尔德家与康塔德（Gontard）联手承接了将一笔巨款由那不勒斯运往奥地利的业务这笔钱是那不勒斯自1815年以来累次向奥地利的借款。另外还将法国对奥地利的三百万法郎的战争赔款押送到维也纳。送达以后，罗斯柴尔德公司收取了运送款项总额的1%作为报酬。在此之后，兄弟几个又从秘密渠道得到消息，说意大利财政部有一笔钱想要从米兰运往维也纳。他们立即提出请求要承担这一任务。这次是要运送二百万里拉的金币。驻留在维也纳的所罗门迅速与财政部的官员进行了碰头，商谈将这笔钱从米兰运往维也纳的最佳方式。罗斯柴尔德公司称，他们愿意以最低的费用来承接这个项目，同时将提供最快最好的服务。这次工作完成后，罗斯柴尔德与康塔德得到了0.5%的手续费与0.1%的经纪人佣金；因而，仅这一项简单的资金运输，罗斯柴尔德公司就净赚了价值一万多里拉的金币。
然而，涉及区域如此之广的业务对通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时的那种极其落后的通信方式远远满足不了这一需求。原因不仅在于邮政通信的速度过于缓慢，而且还有其他的危险——通信的内容得不到保护，通信过程中没有任何隐私可言。德国的大部分地区还依赖于特恩邮政所；该邮政所按照其工作人员是不是驻有秘密特工人员而被分为两类。当信件被送到有特工人员的邮政所时，它会被小心地拆开、浏览一遍，任何重要的段落都被复印下来，这些复印的片段被叫作“拦截物”，将被送往当局的手中。这种行为总是被滥用，弄得人心惶惶。连施塔迪伯爵也曾亲自仿制过“拦截物”，以扳倒那些令他懊恼的人。有时连信使也会受好奇心驱使，在送信过程中偷看信的内容。对于这种情况，贝斯曼在一次维也纳之行中说：“这样的检查，连格米勒（Herr von Geymiiller，梅特涅的心腹大臣）都无法逃避，罗斯柴尔德家族就更是无法避免了。昨天，所罗门还告诉我，他们兄弟间通信很频繁，有时一天就会收到好几封。”
罗斯柴尔德兄弟几个非常清楚这一状况给他们带来的不便。他们互相之间经常要进行大量的商议、交流，一般都是不希望外人知道的，并且还希望信件传递能比寻常的邮政更快捷方便一些。于是，他们经过再三斟酌，决定建立自己的情报收集和快递系统。只要这一网络能在关键时刻起到作用，使他们较早地获得重大消息，那么所产生的效益就足以弥补这项工作的开支了。
事实证明，他们的想法是非常正确的。当贝里公爵（Duke of Berry）被杀遇刺时，罗斯柴尔德家的情报和快递系统就派上了大用场。贝里公爵是法兰西国王路易十八世的侄子，由于国王没有子嗣，所以波旁王朝所有的希望都凝聚到了他的身上。1820年2月13日，当他正从一家歌剧院起身离开时，遭到了刺杀；刺客是一个政治狂热分子，认为杀了贝里公爵就能使波旁王朝后继无人，从而拯救整个法兰西。据亨德尔的描述当人们都还毫不知情时，罗斯柴尔德家族就得到了这一消息，他们立即做了相关的安排，然后才向外界透露。很快，贝里公爵的死讯导致举国上下“一片惊愕”，证券市场暴跌不止。
刚开始时，情报和快递系统还仅限于联系在伦敦、法兰克福和巴黎的三兄弟。随着奥地利的生意不断发展，所罗门呆在那里的时间越来越长，快递系统就延伸到了维也纳。
奥地利驻伦敦的代表们经常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有频繁的书信往来，他们很快就感觉到这种私人的快递系统更为便捷。而且正如许多史料上记载的，他们将最重要最机密的信件交给这个快递系统代为传送，根本不用担心罗斯柴尔德家的信使会“拦截”他们的信。事实究竟是不是这样，现在也无从求证了。据说有一次，当罗斯柴尔德家带信给一位大使时，那封信在途中就曾被人打开读过。不过，确实有很多官员委托他们送信，有时，罗斯柴尔德又转而会委托别人。亨德尔在给梅特涅的一份报告中就曾提到：
“今天，银行家卡尔·罗斯柴尔德在他去往维也纳之前，请求我把几封信转交给几位大使。这些信都是别人托付给他的，全都装在一个袋子里，还贴上了使馆的封条，以便可以安然无恙地带过边境。我很爽快地答应了他——他这个人我很了解，就像其他的犹太人一样，非常胆小谨慎但人品端正；并且借此机会我还可以看看这些新的内容。他把信送到我这里后，我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细细地读完，但是浏览了一些比较重要的部分。”
另一封信是法兰克福公使馆的秘书寄给维也纳情报安全部的：“有位罗斯柴尔德先生（不用说，当然是指阿姆斯洛）我常在亨德尔男爵府上见到，也曾在布奥尔公爵那里碰到他几次。他请我代他把一些信送到他弟弟那里。对此，我没有拒绝，因为那样有点说不过去。我建议您通知你的部下，让他们注意一下这些信件……”
也许，机智过人的罗斯柴尔德兄弟几个早料到会这样，他们可能还是在故意借此机会实现某些特殊目的呢。
如今，这些久经战乱的国家已经恢复了和平与安定，财政状况也亟需得到改善。在奥地利，财政部长施塔迪正与梅特涅一道处理这些问题。可以说，这一阶段决定奥地利命运的两个人都对犹太人——尤其是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很友好。
当时，市面上流通的纸币实际价值已经比面值降低了近1/4。施塔迪的工作中心就是通过发行贷款及其他措施——比如说设立中央银行，来阻止货币进一步贬值。为此，发行了一项“金属国债”，这么称呼是因为这笔债券的利息全部是以贵金属偿付的。这是他所采取的一系列控制措施中的第一步。施塔迪与梅特涅一致认为政府应该充分考虑到罗斯柴尔德家族在配合国家政策方面的作用，因此基于这种考虑，梅特涅对法兰克福的反犹太人浪潮很恼火也就不足为奇了。
那一时期，议会代表们把法兰克福称为动乱的中心。梅特涅早已从这些骚乱中嗅到了革命和起义的征兆，尤其对法兰克福非常不满。于是，他开始出面阻止议会把犹太人问题推给市政府去解决。梅特涅和施塔迪决定接受早在一年前就曾有人提出的建议，同意任命内森为政府驻伦敦的顾问。1820年3月3日，这一提议也通过了国王的正式许可。在伦敦的大使恩斯特（Prince von Esterhazy）奉命去通知内森相关的事项，鼓励他“通过友好的建议和其他适当方式来履行政府赋予他的这项职责”。官方的指示也很快地送到了他的手中，规定他不仅要尽到使馆传达给他的职责，还要经常主动地向当局报告他所得到的任何可能影响到政府决策的信息。
1819年11月，按照梅特涅的指示，负责法兰克福事务的亨德尔开始与罗斯柴尔德公司进行谈判，商议进行贷款的事。
这样一来，本已极度繁荣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坐拥了更多的优势。并且，内森当上了政府的顾问，这一职务无论是在社会活动方面还是在商业方面，都为他们的家族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至少，他已经能够在法兰克福的犹太人问题上给予所罗门有力的支持了。
到此，奥地利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了，中央银行需要五千五百万基尔德，以收回市场流通中的一部分纸币。4月4日，国王授权财政部长着手组织发行这笔债券。根据施塔迪的建议，债权分两次发行。4月7日，第一批债券采纳所罗门的建议，通过罗斯柴尔德公司，以抽签公债的形式面市了。当时这种形式还比较罕见，不过一直都比较受欢迎。
在这一阶段，还没有人透露会再追加发行三千五百万基尔德，人们都还以为这是当下唯一的一次，因而都争相抢购。这笔公债让奥地利政府感到很有压力，尽管赎回期比较长，但是按协议规定，到期时，政府将为现在筹到的两千万偿还三千八百万基尔德。自然而然，公众对此非常不满。尽管政府也是出于形式所迫，但民众看不到这些背后的原因，只是着眼于数字，纷纷谩骂政府及负责发行的罗斯柴尔德公司。
一位警官在报告中描述当时的情况说，这笔抽签公债经罗斯柴尔德公司发行后，公众的反应非常强烈，政府的信用本来就备受质疑，现在就更是大打折扣了。
报告还说：“不仅维也纳的人们对此非常不满，事实上，全国各地都怨声载道。反对的声音如此之多，我真不知道从何说起。作为一名庄严的警官，也许我不该记录下这些难听的话——说政府昏庸无能，目光短浅，说大家都被某些犹太奸商渔利，还说这是一次彻头彻尾的不道德交易。我从没见过哪次财政活动会受到这么多批评。
“我还听见人们议论说：‘这是前所未有的最丑恶的一桩交易，二十年高得离谱的利息都要靠我们大家的血汗钱来承担，真是让人窝火！
“也许是因为政府没有向人民解释清楚，才招来这么多的谴责。只是单单地发布公告说，政府从一个外国的犹太人那里借了两千万，到期时本息和一共要还三千八百万——几乎是借款数额的两倍了，人们怎么会不气愤呢？”
报告中还提到，对于这样一项利润丰厚的债券，政府没有理由不让公众直接参与，更不应该将其交给一个外籍犹太人。如今，人们从犹太商人的手中购买债券时，还不得不付出10%到18%的手续费。“据银行家们估计，发行方从中得到的利润非常可观。除了收到四百万的佣金之外，他们还将从债券中盈利，因为这笔债券都是以高于一百基尔德的价格溢价发行的。罗斯柴尔德公司也承认了，利润会逐年递增。
“人们揣测，这笔交易完全就是罗斯柴尔德公司与财政部的代理谈判乔伊（Joel）合谋设下的一个商业骗局。一定是乔伊用花言巧语说服了财政部长乃至整个财政部。并且，他们都收到了感谢费。乔伊得到了一千份债券，部长施塔迪伯爵拿到了两千份，甚至连财政部的一个秘书都收到了五百份……这些话都说的有板有眼，跟真的似的。当然，我个人把这些都看作是毫无根据的谣言诽谤。
“民众对于这次公债的感情都非常激愤，有人还提出各阶层应该结成联盟，发誓拒绝从罗斯柴尔德公司购买以高于一百基尔德的价格发行的债券。”
其实，有一些评价还是比较客观的，没有否认施塔迪策划这次公债的用意是好的，不过还是认为，在这件事上，财政部长一定是有点昏头，被罗斯柴尔德公司给耍了。
这份报告对有些事实的描述可能有些夸大了，不过还是比较真切地反映了人们对发行方从中得到的巨额收益的一些想法。
尽管受到了一些抵制，这次公债的发行还是很顺利。市场对这批债券的需求很旺盛，交易所里挤满了申购的人。价格也一路飙升，很快就涨到了一百二、一百五甚至更高。
《奥格斯堡时报》（The Augsburg Allgemeine Zeitung）还在商业专栏里刊登了金斯和其他一些知名人士的文章，推荐人们购买这个“前景非常看好的债券”。在这些良好势头的鼓舞下，施塔迪决定在第一笔公债面市四个月之后，再次发行三千五百万基尔德的公债。这也是奥地利政府的意思。
第二笔公债是罗氏家族与帕里什合作经办的。两家公司在一年内，分十二期，共付给奥地利政府三千五百万基尔德的现款，条件是：到期后政府必须偿还本息共计七千六百多万，另外，还要付给4%的手续费，即一百四十万基尔德。
这些经过弗兰茨国王（Emperor Francis）批准的条件使得这笔债券成为那一年利润最高的商业交易之一。公司不仅利用民众的投机心理将债券以高价出售，还通过影响汇率又大赚了一笔。很显然，如果公众得知还会有一笔数额更大的公债，那么第一次发行的那两千万的市价肯定会骤降，因此在透露第二次债券的发行消息之前，公司将第一笔债券的市价调到了一个合理的低位，仅略微高于面值。于是，在第二次发行日到来之前，第一笔债券已经全部售罄，都到了申购人的手中。
对于这个欣欣向荣的犹太企业，奥地利人充满了嫉恨与厌恶。不过，两次债券却都被争相抢购；不久，第一笔债券就按期开始偿付了。奥地利政府拿到了数千万现款，罗斯柴尔德公司也赚得盆满钵满。
由于接连不断地在奥地利做成了许多生意，已经成交的公债也需要有人密切关注，因此，罗斯柴尔德家族觉得很有必要安排一位家族成员在维也纳长期居住，以便及时地做出决策、处理问题。相关的讨论主要是由所罗门主持的，不过他的兄弟们在这个问题上完全没有异议。所罗门认为应该在维也纳找一处固定的住所。那时，奥地利的法律禁止外籍犹太人购买属于自己的房子；所罗门在一开始的时候倒也没想到这么做，因为当时公司还没有考虑要在维也纳建立类似于伦敦和巴黎的分支机构。不过，后来，由于他们与奥地利财政的联系日益紧密，维也纳的分支最终还是建立起来了。
所罗门先在一个顶级的酒店里安了家。酒店叫作罗马帝国大饭店，坐落在雷恩巷1号进出的人全是名流显贵，偶尔甚至有国王到此下榻。它也是唯一一家拥有一个大型音乐厅的酒店，音响效果非常好。据说贝多芬曾在这个酒店里小住过几次，还曾在里面举行了音乐会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