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元朝在历史上的地位及其作用，黄仁宇先生有这样一段论述：“元朝是一个短朝代，只能在历史上完成一种过渡的任务。”这个空前庞大的帝国，以“马上”得天下，却不懂“马下”知天下的奥绝。因此“重武功而轻文治，以至于制度无法上轨道，改革也无法落实。”
重武功，故而四处征伐成为成吉思汗至忽必烈的传统，即便东征日本以失败告终，也无法抹去元帝国外向攻击型的性格；轻文治，因此有半个多世纪不开科举的记录，并将人民分为四等而治之。
成吉思汗死后，忽必烈继续发扬蒙古人的风格，而忽必烈之后，似乎冲劲已过，无人继续祖辈的事业。这个马背上的帝国已显出颓势。悲凉的是他的子孙元顺帝，只能在权臣的争权夺利中苟活，原本牙锋爪利的恶狼，经过百年的被同化，已经成了顺服的羔羊。帝国最终命运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成吉思汗：13世纪领袖的全球化
他们的武功使欧亚大陆几乎全在他们操控之中，以至东西极端所幸存的地方极为有限。
——黄仁宇
黄仁宇先生评价成吉思汗，说他“不着眼于奢侈品物，不留恋于豪华的生活，所以他能够终其一生以征伐为能事。”的确，从1206年继蒙古大汗位，到1227年逝世，“征服”就一直是这个13世纪的全球领导者唯一的人生目标。一个人成年后的思想行为，与他幼时的成长过程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果说南唐后主李煜舞文弄墨，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代词宗，更多的是得益于温婉丰腴的江南文化的熏陶，那么成吉思汗的嗜杀如命，以征服为最大快感，或许也与他9岁时遭遇的一件事情有关。正是因为这件事，改变了成吉思汗的一生。
1170年，塔塔儿人用掺有毒药的马奶毒死了成吉思汗的父亲乞颜部首领也速该。塔塔儿是蒙古草原一支强大而富有的部族，在蒙古兴起前，它一直是这一地区强有力的控制者之一。也速该曾经想以和平的手段与塔塔儿结永世之好，但草原部族奉行的“弱肉强食”让也速该的努力付之东流，他的生命也一同消散。
由于亲眼目睹了父亲之死，年少的成吉思汗至此再也没有相信过这个世界存在真正的友善与和平，要想得到别人的尊敬，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打败他。有一个传说似乎就是为了强调成吉思汗的“大志”而产生的。成吉思汗原名奇渥温·孛儿只斤·铁木真，其名字“铁木真”之由来，是因为他出生时，乞颜部刚抓获了敌对部落的一个名叫铁木真·兀格的勇士。也速该将其杀死后，给自己的儿子冠上了勇士的名字。按照蒙古的传统，在抓到敌对部落勇士时，如正好有婴儿出生，该勇士的勇气会转移到该婴儿身上。相传成吉思汗出生时，手中正拿着一血块，寓意天降将掌生杀大权。
成吉思汗日后的行迹印证了传说的某种远瞻性。不过，在这个“千年一人”的草原英雄带领他的部族东征西讨之前，他还必须忍受金人的奴役。小时候颠沛流离的生活教会他忍辱负重，他以此获得信任，逐渐从臣属地位变成一个独立的领袖。当然，他也应该感谢自己的“天赋异禀”，黄仁宇先生认为，带领草原民族发动大规模的攻势，要归功于他的组织天才，
蒙古的人口，当时虽不到200000，但如黄先生指出的“分成无数个部落，动则自相残杀”。统御这样一个松散型组织，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做到。他的组织能力当然也表现在他的军事才能和御人之术。黄仁宇先生说：“各部队领导官只要有能力，升迁极快，不按年资，兵士能吃苦耐劳。”成吉思汗领导下的蒙古骑兵“有严格的军事纪律”“他们习惯高速度进军，以数纵队协调的战术将敌方包围，他也利用‘第五纵队’在敌后散放谣言，并且驱送难民于敌境，使他们先造成恐怖的空气。”
从原本卑微的地位一跃成为地区秩序的维护者，对于一般人来说，已是毕生的功绩，但对成吉思汗而言，他的内心还远未装满。屈辱的过去和看得见得未来都让他激情勃发，在他看来，草原应该没有尽头，目力所及之处，都应该成为族人幸福生活的土地。
游牧民族的特点是成吉思汗实现自己理想的有力助推。黄仁宇先生指出“家族间的团结，又有牧人的刻苦耐劳的性格，于是蒙古人有极优异的兵员。”“各骑士必要时可以依赖他们马匹的乳汁为生，支持上好几天，甚至几个星期，心理作战被广泛利用。”我们可以将其形容为“野豹的超速度，猛虎的攻击力，骆驼的忍耐力。”
无论古代战争还是现代战争，掌握了时间就掌握了主动，因为时间能缩短空间的距离。1219年，在花剌子模人预计还要再走上1年才能到来的200000蒙古大军，像天上的雄鹰一样突然降临在他们的面前，其征伐诸国，多用这种快速而无情的手段。
放在世界的版图上，成吉思汗和他的帝国都可以算是一个异数。他领导的西征在成为一段传奇的同时，也招致“黄祸”的形容。彼时的成吉思汗主观上无意于创造新的世界史，但事实上13世纪之后的世界史因他而改观。如果将蒙古帝国视作一家公司，那么很显然，成吉思汗的西征正在把这家公司从国内企业升格为跨国企业。随着企业的升级，领导人的眼界与意识都在发生改变。
黄先生说，成吉思汗听从耶律楚材的劝阻，没有将华北“悉空其人以为牧场”。成吉思汗懂得要创造一个伟大的帝国，就必然要尊重各民族的习惯和信仰。对中原，他提出“以儒家治国，以佛教治心”；对伊斯兰各国，则尊其信仰如故。他所征服的只是土地和人民，而不是文化毁灭。
蒙古西征，以现在的眼光看来，无疑充满了冒险，对成吉思汗也可谓一场国运的赌注。当时的蒙古，常备军只有250000，在边境还要留精兵以防金国。关于蒙古西征派出了多少军队，历来有不同的说法。阿拉伯学者称最多时有700000，成吉思汗的近臣在他的日记里写道有120000，日本的研究者则认为其军队数最多不会超过200000。不管西征军队到底有多少人，有一点可以肯定，成吉思汗动员了全国16岁到70岁的男人入伍，又从新投服的国家征兵，成吉思汗的伐金元帅木华黎又从金国北部抽调了5000工匠随军出征。
成吉思汗为了西征能够成功，几乎把家底都搭上了，花剌子模的覆灭宣告成吉思汗的铁蹄没有白磨。他的军旗插遍了他想插的所有地方。黄先生为我们指出这位蒙古大汗及他的儿子们所踏足的地方：“他自己曾到印度河上游，他的王子及将领进出于黑海以西及高加索山北，已经将战事带到欧洲。”
1253年的第三次西征，指挥官已是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此次西征，蒙古军队一直打到连接非洲及亚洲的西奈半岛，只要再前进一步，就能履足于炎热的非洲大陆。1258年，蒙古西征军灭掉了显赫一时的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的西征达到最高潮。
此时的蒙古帝国，控制着世界400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占地球陆地面的三分之一，按黄仁宇先生的说法，“他们的武功使欧亚大陆几乎全在他们操控之中，以至东西极端所幸存的地方极为有限。”“世界历史里还没有第二个如此的帝国足以望其项背。”
成吉思汗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它辽阔的疆域让后人曾经怀疑，这样一个国家是否真实的存在过。因为这个帝国几乎超出了当时人们有关地理的全部常识。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成吉思汗的帝国确实存在过。它既让人尊敬，又让人畏惧。无论起始如何，结果怎样，成吉思汗都不愧为蒙古之王，世界之王。他开启了一个新世界，也创造了一个新传统。正如黄先生所言，“蒙古人能掌握到世界局势中的优越地位，在历史中可算独一无二。”
“以退为进”，忽必烈成为最大赢家
他自己为蒙古人，要保持蒙古的语言，提倡蒙古新字，不愿像拓跋宏那样的汉化，在军事方面蒙古人的服务又不可或缺，而他在维持大可汗的地位，更不得不拉拢蒙古人。
——黄仁宇
按照蒙古家法，大可汗人选应由被称为“忽烈而台”的皇室议会兼选举委员会来推举并得到认可，才算合法，但是黄仁宇先生指出：“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即帝位，显系违反家法，因为当日皇室会议已公推他的胞弟阿里不哥为大可汗，兹后兄弟还用兵４年之久”
舆论的导向，王公的人心，多数都在阿里不哥一边，黄仁宇先生指出：“（忽必烈）诏谕天下，只有在中国方面有宣传的功效，不能得到蒙古人的同情。而且蒙哥（前任大可汗，忽必烈长兄）的遗孀——忽必烈自己的长嫂，尚站在阿里不哥的一边。”然而最终的赢家却是一开始并不被看好的忽必烈，这其中的原因，除了他有弟弟不可比的攻伐谋略与人才优势外，更为重要的是他“以退位进”的战略。
忽必烈在中原创业，多用汉人，因为汉人确比一般蒙古人智谋卓着，视野广阔，对自己事业的提升极有帮助。至少在朝代的初创时期，忽必烈是这样想的。但是为了争取主动，他放低了自己的姿态，黄仁宇先生为我们展示了这样一种画面：“对蒙古的贵族与军人则竭力拉拢，以金帛相遗。并称‘自是岁以常’，因之当日的措施，也就为日后的永久政策。”
从黄先生的这段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信息，即使是忽必烈建立元朝，乾坤一统，大权在握，蒙古贵族内对其为最高军政宗教领袖依旧有反对的声音。黄仁宇先生指出：“侄子海都始终不承认忽必烈的地位，他在中亚纠集蒙古王子五十余人，与元军作战前后几四十年。1287年还有一个成吉思汗兄弟之四世孙叫做乃颜的，也与他结合，在今日中国之东北向上都东西来攻，一时情势严重。”而此时的忽必烈，“已年七十四”。
这样一种局面，让他不得不对前期的政策进行一番“检讨”。成吉思汗给他留下了无边的基业，他自己，很长一段时间也自认为感觉不错，史书记载，在尚未“成龙”之前，忽必烈就有“大有为天下”的志向。满则溢，权力的步步提升，意味着有些东西就要放弃，不管愿不愿意。放弃一些是为了拿的更多，退一步才可能天空海阔。这一思想主导了他建立帝业前后的诸多作为，不逞一时强，不冒一时之险是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1268年的夏天，蒙古进犯南宋的襄阳与樊城，这两城隔江相对，形成掎角之势，易守难攻。忽必烈的军队将这两城一围便是4年半。1272年的冬天，终以两位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穆斯林工程师阿拉丁和希拉的伊斯迈尔所造之工程武器，粉碎了城内百姓的抵抗。次年初，樊城被攻破，襄阳投降。
4年半的襄樊之战，宋军损兵折将，忽必烈的日子也颇为艰难。虽然南宋降将、汉军都元帅刘整曾言：“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唾手可得也”，但其实，绕开这两座黄先生所言的“汉水上的重镇”，以旧有的战略，即以川蜀战场获得的优势进逼江南，也完全行得通。只是这一路而下，必遇城攻城，见兵杀兵，其土可得，但所费糜多。”以“快、准、狠”以及“目标效益最大化”的标准来衡量，显然不划算，忽必烈的祖父成吉思汗就是以这种硬对硬的方式开创了他的伟业，但成吉思汗所为，就像黄仁宇先生说的“以征伐的本身为一种目的。”而忽必烈则将战争视作“政治上的手段”。
襄樊为南宋的屏障，取得这一战略要冲，顺江而下，获得胜利会显得更加容易，况且杀戮少，江南人心更易收。因此，忽必烈不以黄仁宇先生所称的“大部队冒险深入”的成吉思汗似的方式为原则。单就这点来说，成吉思汗可称“外放”，忽必烈则是“内收”。黄仁宇先生指出：“他原来拟用史天泽为统帅，但是史以年老辞，改用伯颜，是因为伯颜不嗜杀人。忽必烈“不冒险攻坚，不轻举急进，不专事破坏”是这一“内收”思想的延续。最后得到的结果完全符合忽必烈当初的设想。他赢了。
1271年，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建国号为大元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也同样采取这一步调。以往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政权，多为先进的汉文化所吸引，积极地靠近这一文明体系，自觉不自觉地服膺于这种文明，建汉式宫殿、习汉人文字，服汉人衣冠，遵汉人制度，最终使自己的政权获得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无疑是积极寻求自身进步的举动，是进取的姿态，但是虽有前代可依循的模式，忽必烈还是走向了它的反面。
我们可以在黄仁宇先生指出的事例中找到这样的证据。黄先生说：“他自己为蒙古人，要保持蒙古的语言，提倡蒙古新字，不愿像拓跋宏那样的汉化，在军事方面蒙古人的服务又不可或缺，而他在维持大可汗的地位，更不得不拉拢蒙古人。”这其中最为显着的一点，即是黄先生指出的“终忽必烈之身，他未曾开科取士”，因此也没有在他统治期间“设法创造一种以文墨为主中国式的文官官僚制度”。
忽必烈行“以退为进”的政策，当然不可能全部出自真实意愿。黄仁宇先生也已明确指出，“忽必烈想要巩固自己的地位，同时遂行自己的政策，经常左右为难，不如我们所想象的得意称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