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也正是在这1000年中，政治、社会和文化的空前稳定，致使中国处于一个相对静止的地位，最终被风云变幻的西方弄得四分五裂。但不可否认的是，整整1000年中，中国文明以其顽强且独特的生命力，始终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从隋朝到大唐帝国
隋朝（589-618年）在经历了长期的混乱之后，和大约早它8个世纪的秦朝一样，重新统一了中国，同时也如同秦朝一般，在整个过程之中沉重地压迫了人民，遭到了众多既得利益集团的反抗。
秦朝统治者最伟大的贡献莫过于统一全中国，修建公路，建筑长城，统一度量衡，扩大并巩固疆土。而隋朝也和秦朝有着惊人的相似，他们重建了部分失修的万里长城，并开挖了大运河的主要河段，这些事情穷极民力财力，但是却恩泽子孙万代。同时，隋朝的统治者也同样不甘沉寂，进行着一系列开疆拓土的战争，这些战争使帝国的版图扩大到了包括台湾、印度支那的安南和占婆以及西北部的甘肃在内的地区。但是，征服最北部的三个辽东王国却惨遭失败。
统治者无休止的征战，国家沉重的赋税，使得士兵与农民都开始造反。隋炀帝逃到南方之后，于618年被暗杀。争夺皇位的获胜者建立了唐朝——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
唐朝的统治者并没有放弃帝国的扩张，通过一系列的大战役，唐朝的疆域面积甚至超过了汉朝，在中亚建立了中国的宗主权，控制了整个塔里木盆地，并越过帕米尔高原，控制了奥克苏斯河流域各国，以及整个阿富汗印度河上游地区。在当时，能够与唐朝匹敌的只有阿拉伯帝国。
在汉朝时候，强大的地方家族成功地与中央政府相抗衡，而佛寺的出现更是加速了国家的分裂。为解决这些问题，隋、唐时期，官僚们提出了“均田制”，即：政府将一些被荒废的土地开垦，分给每个强壮的自由农民。这些自由农民获得了自己的土地，然后向国家缴纳税收。这一举动不仅增加了国家的税收，同时也大大削弱了拥有土地的大家族对于民众的控制权。此外，农民们还接受军事训练，从而加强了帝国政府的军事力量。
为了巩固帝国的统治，发展一批有才能的官僚队伍是政府的迫切需求。此前，隋朝就恢复了汉朝时候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而唐朝则继承并发展了这一制度，影响了中国文人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正式确立。
一个文人要通过科举而走上官僚道路，需要经历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
首先他要参加地方上的考试，每两、三年举行一次，接着要参加县城的考试，通过之后有资格担任比较小的官职，并可以参加省城的乡试。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若是通过则能够参加京城的会试，通过会试的人，则有资格担任一些比较高的官职。再之后，最高一级的考试，便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通过的人能够进入当时中国最高的学术团体——翰林院。
从理论上来说，科举制度为广大的读书人提供了一个平等竞争的机会。但是从实际上来说，十年寒窗苦读，需要强大的财力物力作为支持，这一点从根本上来说，依然有利于那些拥有足够财力物力的人。另外，这一制度虽然培养出了有学识的知识分子，却也扼杀了有创造力的人才，使得中国相对孤立地处在了一个相对静止的空间。
对于外国人来说，唐朝是中国一个非常开放的时期，而这种开放，在宗教信仰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佛教最早是在汉朝由印度传入中国的，在汉朝之后的动乱时期，儒教日益受到怀疑，而就在这个时候，佛教的影响则迅速增长，在唐朝初期达到了顶峰。因而这一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有时被称为“佛教时期”。
佛教虽然在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敛聚了巨额的财富，然而却并未改造中国社会，而是完全地中国化了，同时还十分有助于新儒学的产生。由于宗教信仰的自由，各佛教宗派逐渐形成，当时最着名的是禅宗派，后传入了日本。这一宗派强调默坐专念和自主自立，这些都和国家的观念——宗教应为国家利益服务所相悖。刚开始，政府企图拉拢控制寺院和庙宇，在这种企图遭遇失败之后，政府开始垂涎寺院在数个世纪里所累积起来的巨大的财富和地产，最后采取了彻底的迫害政策，大大削弱了佛教的力量。
在帝国走向衰落的最后一个半世纪中，政府面临着种种问题：财政入不敷出；人口增长大于土地供给；富人再次压迫农民，大肆实行土地兼并。在形势不断恶化这一时期，京城的富人们却依然过着奢侈的生活，再加之连续的干旱和普遍的饥荒，民众怨声载道，叛乱频发。
907年，叛军首领朱温废黜了唐朝的末代皇帝，洗劫了长安城，由此开始了持续半个多世纪的“五代”时期。最后，一位有才干的军事将领——赵匡胤重新统一了全国，建立起了一个新的王朝——宋朝。
宋朝的黄金时代
宋朝和唐朝一样，其统治持续了大约三个世纪（960-1279年）。虽然统治时间并不短，但宋朝却难以再现唐朝的辉煌。
相比于唐朝的统治者，宋朝皇帝显得十分软弱无能。首先在对外关系上来说，宋朝皇帝显得十分被动，他们从未发动过大的战役去恢复曾经帝国在欧亚大陆中心地区的疆土，宋朝的第二任皇帝甚至只是想从游牧民族的控制下收复北京和长城之间的领土（幽云十六州），却依然是遭遇失败。而他的继承者最后干脆放弃了这一地区，甚至开始每年向游牧民族“送礼”，实际上相当于是变相的纳贡了。
在疆域的扩张上，宋朝没有任何贡献，它从未收复东北领土，也未收复西北领土，而西北地区正是到达西方的陆上必经通道。
游牧民族对于宋朝的入侵十分容易，而宋朝的“送礼”政策实行了整整一个半世纪。当来自满洲北部的新入侵者击败了东北地区统治的游牧民时，宋朝的皇帝突然大受鼓舞，轻率地决定出兵收复东北领土。可是这场战役非但没有取胜，反而遭遇了重创，导致北部地区遭到大规模的入侵。宋朝防御土崩瓦解，朝廷只得留在长江流域和南方地区。因此，宋朝的前半期，也就是960-1127年，被称为“北宋”，而宋朝的后半期，也就是1127-1279年，被称为“南宋”。
宋朝虽然在政治方面没有获得太多成就，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文化领域以及商业领域却取得了傲人的成就。
从文化领域来说，在这几个世纪中，出现了佛教经文和儒家经典的大百科全书；许多学者撰写了较为全面的各朝历史内容；伟大的诗人和艺术家的杰作也大批涌现；书卷上的书法艺术同绘画一样受到了高度的评价；精美的瓷器几乎如同玻璃一样透明，薄如蝉翼；印刷术的发明被用来印刷大量佛经；科学技术也取得了非凡的进展。
技术的稳步发展提高了传统工艺的产量，水稻早熟品种的引进，使作物从一季一熟达到一季两熟，此外，宋朝还兴修水利，据估计，11-12世纪，水稻的产量增加了一倍。经济生产率的显着提高，使得在商业领域，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变革，对整个欧亚大陆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生产率提高使得人口的相应增长成为可能，而人口的增长又反过来进一步推动了生产。如此往复，推动了贸易量的增长。而对外贸易的突飞猛进，比国内贸易更为显着。
其实从汉代起，中国对外贸易已具一定规模，到了唐朝，尤其是宋朝，对外贸易到达了一个巅峰。而推动这一迅速发展的基础，除了经济生产以外，航海技术的改进也十分重要。最后，阿拉伯商人和水手对于贸易的积极性，也加快了贸易的发展。
结果，海港首次成为了中国与外界联系的主要媒介，而宋朝时期的中国人也首次大规模直接从事对外贸易，不再主要依靠外国的中间商。宋朝时期的中国正朝着一个海上强国的方向发展，然而，可惜的是，这一潜在的可能却并未成为事实。
元朝蒙古人的统治
南宋时期，虽然它的统治仅限于半个中国，但这半个中国地区却是格外的安宁，繁荣。而与此同时，在中国的北部，则是由一支国号“金”的女真人统治的国家。大约在1215年，金向南宋求救，共同对抗将他们赶出北京的那些难以对付的蒙古人。彼时南宋还不知道蒙古人的强大，派出了擅长围攻战的步兵予以援助。
然而，南宋的援助并没有改变金国的命运，1234年，金灭亡，而南宋皇帝便试图将中国的北部也纳入其统治范围。这一举动惹怒了蒙古人，蒙古人立即入侵了中国南部。战争持续了几十年，直至1279年，宋朝末代皇帝死于一次海战，宋朝终于灭亡。一个新的蒙古王朝——元朝，从此开始了它的统治，直到1368年。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完全由少数民族所统治。
起初，这些游牧民族企图将新臣民并入传统的蒙古部落社会，但这显然是不可行的，习惯了城市生活的民众，不可能放弃本来的生活方式而进入另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于是蒙古人建立了与此前中国统治者所建立的基本相同的行政机构。但蒙古人并不愿意就此丢弃自身的特点，他们有意地雇佣了许多外国人到政府中任职，以此来与多数的汉人相抗衡。而这些外籍官员中最为着名的一个，就是马可·波罗。
忽必烈将首都从哈拉和林迁至了北京，履行传统儒家的帝国仪式，他还试图通过一些对文人学士的优惠政策，例如免除他们的赋税，以此来拉拢人心，但这些文人学士在很大程度上来说仍然与少数民族政权不和，这与忽必烈雇佣外国人任职，以及对各国宗教的宽容和庇护脱不了干系。
宋朝是最先使用纸币的，蒙古人统治之后对于纸币的运用予以了进一步的发展。马可·波罗一再对纸币表示惊讶。
1294年，具有雄才伟略的忽必烈驾崩，终年80岁，他的孙子——颇具才干的守成之君铁穆耳继承了皇位。然而铁穆耳在位时间不长，他之后的大汗们都软弱无能，终日沉湎酒色。于内，朝廷内部自相残杀；于外，黄河时常泛滥，天灾连年，不多久，各省份纷纷爆发起义。在混乱的局面之中，一位能干的平民凭借其天赋的才干，在危机时期揭竿而起，结束了乱世，成为“天子”，在1368年，建立了汉族人重新统治的明朝，并且一直延续到了1644年。
明朝的强权统治
从推翻蒙古人的统治到共和国的出现，这期间经历了500多年，明（1368-1644年）、清（1644-1912年）两代对中国几个世纪的统治构成了人类历史上行政管理井然有序、社会生活安宁稳定的一个伟大时期。而之所以出现这样空前持久的稳定局面，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新儒学”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二是政府高度集权的强权统治。
“新儒学”主要产生于唐朝灭亡之后的混乱时期，在当时，人们显然意识到当代所需要的东西已经超出了死记硬背的儒家经典的范畴，许多学者开始着手彻底地重新认识人类和宇宙的问题。当时从事这项工作的主要人物就是朱熹。
朱熹对中国儒教世界的影响堪比托马斯·阿奎那对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影响。朱熹将当时中国人的思想融入了新儒学，以其非凡的理解力和说服力阻止了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尤其在明朝时期，对于刚从外族的蒙古人统治下解脱出来的学者们，重新找回过去的传统是最迫切的需要。在这样的气氛之中，朱熹被认定成为了最终的权威。明朝一位叫薛瑄的学者甚至说：“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着作，直须躬行耳。”考亭是指朱熹创立的考亭学派，整句话的意思是说，自朱熹以来，真理已清楚地昭示于世界，人们不再需要什么着作，要做的只是实践。
这一新儒学构成了中国官方的正统观念，一直延续到19世纪后期。这样的结果越发加强了社会的僵化，从根本上保持了独特而历史久远的中国文明的延续，但同时，也形成了一种与外界所有的独创性和新观念相反的，显得荒谬而可笑的循规守旧。
新儒学固然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但之所以能使得中国社会保持这样的相对静止，还得归因于朝廷的强权统治。
明朝时期，地方贵族与官僚之间拥有着异常紧密的联系，可以说，在明、清两代，中国是由地方贵族和官僚联合统治的。明朝的官僚和贵族们占有了过多的土地，以至于他们完全垄断了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在此前的朝代中，偶尔有些王朝曾试图强行重新进行土地分配，或其他类似的改革，但明清的统治者们却是尽量避免和贵族霸权发生任何的冲突。
政府给予贵族极大的庇护，却极力控制和压迫商人阶层。中世纪时期，许多主要的技术发明出自中国，却被西方国家充分利用，这与政府打压商人阶层不无关系。在西方，资产阶级从一开始便拥有了相当大的自治权，在利润的刺激之下，商人们极尽所能，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和远洋船只等技术得到充分的利用，这些发明对于欧洲，甚至之后整个世界，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
然而在中国，这些是不可能发生的。中国的商人通常要加入由行业首脑领导的地方行会，而这些行业首脑需要得到政府的许可，并奉命负责每个行会成员的经营。更重要的是，政府垄断了许多重要商品的生产和消费。这种高度的集权，剥夺了经济发展的自由，同时也使得官僚和贵族拥有了极大的权利，助长了腐化堕落之风。
当时中国统治阶级竭力反对海外扩张。在欧洲人到达之前，中国移民实际上控制了西班牙殖民地马尼拉的经济生活，这里的中国人数目远远超过了西班牙人。1603年，马尼拉的中国人遭到了一次大屠杀，然而对于这一次的大屠杀，政府并未给予任何的庇护，反而谴责所有在海外的中国人都是祖宗的逆子，是不值得皇帝关心的人。1712年，皇帝颁布了一条敕令，禁止中国人在东南亚经商和定居。五年后，另一条敕令颁布，允许定居国外的人返回家乡。1729年，又一条法令颁布，规定了具体的回国日期，逾期则将不许回国。
可就在不久之前的15世纪早期，明朝以其杰出的技术领先于世界航海业。然而，在这个时候，皇帝却下诏，禁止进一步海外远征，并强迫立即执行这一命令。下诏的动机无人知晓，然而，政府高度集权的强权统治，以及对商人强力的打压，使得这一不合情理的诏令顺利实施，将全世界的海洋留给了西方的冒险家。在短短的几个世纪里，伟大的“天朝”黯然失色，而西方“蛮族”却创造着辉煌走向了历史的前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