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影响下的日本
中国的文明源远流长，深刻地影响了周围的国家。在这些国家之中，日本是一个相对比较特别的国家，并且在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日本历史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岛国地理位置的影响。可以说，日本离大陆非常近，近到足以从伟大的中国文明之中得到一些益处；但岛国的与世隔绝又可以说，日本离大陆非常远，远到可以随意选择接受或拒绝。而正是由于它所处的特殊的位置，日本这个擅长于借鉴的民族，才能将借鉴而来的东西，更多地发展出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文化。
日本人基本上属于从东北亚迁移而来的蒙古种人中的一支，最初居住在北方诸岛的多毛的高加索虾夷人，可能有助于该种族的形成；由南方迁移来的马来人和波利尼西亚人可能也有助于该种族的形成。
早期的日本由许多氏族组成，每个氏族由世袭的祭司族长统治，在近公元1世纪末时邪马台氏族征服了其他氏族，建立了一个松弛的政治和宗教的霸权，天皇便是首领，其氏族之神成为了全民族的神。
6世纪起，中国文明大规模地传入了日本，与此同时，由朝鲜传入日本的佛教成为了文化变革的媒介，各式各样的人渡海而来，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游历“天朝”的日本人，也作为热情的皈依者，带来了一系列的新变化，最终导致了日本的大化改新。
大化改新于645年开始，试图将日本改革成为一个类似与唐朝的中央集权国家，其模式都以唐朝为样本，天皇就如同皇帝。但实际上，当时的天皇还远远不是一个国家中无可争议的首脑，在这个改革的过程中，藤原家族完善了日本的双重政府体制。也就是说，由他们来实际统治国家，为天皇选择皇后，担任行政和军事的高级职务，而天皇并不治理朝政，也不与民众接触，他的职责便是保证他的王朝世世代代有人继承。这种双重政府体制是日本独特的文化，一直被保持到19世纪日本的国门被欧洲人打开为止。
在文化上，日本人同样借鉴了中国的模式。日本人借用了汉字，但发展出了属于自己的书写体系；借鉴了儒家的学说，但根据当时的社会需要更改了它的道德标准和政治学说。在保留本土的神道教的同时，日本人还接纳了佛教，但同样对其进行了修改。虽然京都的建立也以唐都长安为模仿对象，但其中的庙宇、楼阁、神龛和花园等又不失自身的特点。
到12世纪时，日本的这种体制陷入了不可挽救的破坏之中。当权者日渐颓废，贪得无厌，利用一系列对自身优惠的政策来大肆敛财。例如由于存在土地免税制度，于是有势力的地方家族和佛教团体便开始了对土地无止境的掠夺，以致12世纪末，纳税的土地只占了整个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十，甚至更少。
国家的实权，渐渐转移到了地方各封建领主集团的手中，各集团之间为了争取更多的土地而争斗。16世纪初，日本的大地主，即“大名”达到了几百个，争夺着统治全日本的霸权。
大名控制时期的日本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而其发展也大大推动了日本内外贸易的发展。其实早在12世纪的时候，野心勃勃的日本人已经开始渡海到朝鲜和中国，为其贸易和海上掠夺作准备。后来到15世纪后期，这些海盗兼商人们已经活跃于整个东南亚。然而，日本对外扩张的这一趋势却由于西方强国对东南亚和东亚海域的入侵而撤回到了与外界隔绝的境地之中。
17世纪初，德川幕府采取了锁国政策，迫使所有外国传教士离开日本，并禁止国民出国。长达两个多世纪的闭关锁国，使得日本没有向外进行扩张。而为了追求稳定，德川幕府从中国引入了儒家学说和制度，采纳了社会的四阶层划分法——武士管理者、农民、文士和商人。
日本与中国同样为这一稳定付出了代价——社会制度变得陈腐、僵化。
但日本并没有形成像中国这般极其强大，坚如磐石的帝国结构，因此，在面对19世纪西方入侵时，日本还能作出积极的、有创造性的反应。
相对于东方国家从辉煌到没落的传统，西方国家却是在与之完全不同的动荡和革命中迅猛向前，飞速崛起。
五、革命的西方文明
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这三大发明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状态。然而这三大发明的起源地中国却并未因它们而产生任何变化，相反的是，西方却因为它们而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
这一重大差别的根源在于新的西方文明的独特性：它具有多元性，适应力强，摆脱了束缚欧亚大陆其他所有文明的传统枷锁。新文明为西方带来了历史性的转变，同时也让整个世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西方文明的背景
我们可以从社会体制、地理、技术和经济四个方面来看西方文明的独特性，从而全面地了解独特的西方文明。
从社会体制上来说，中世纪西方社会的阶层划分为：教士、劳动者和骑士。尽管这三个阶层的划分并不特殊，但是由于罗马帝国崩溃后再未能重新建立起帝国组织，因此三个阶层的社会关系在西方社会中变得十分独特。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三个阶层的运作方式将根据它们所体现的三种制度予以考虑，这三种制度分别是：封建制度、采邑制度和教会。
当德意志君主夺取罗马帝国的权利之后，却缺乏资金来支付官僚机构、司法机构和军队的给养，这便是封建制出现的背景。这时唯一的办法便是将地产作为他们从事公共服务的报酬，而接受地产的封臣们却更倾向于将地产当做私人领地来管理。当时的查理曼大帝十分强大，足以迫使他的封臣们效忠于他，然而在其软弱的继承者统治下，权利转移到了封臣们的手中，地产实际上已经变为了私有财产。强大的封建领主再将土地分成更小的封地，分给那些依靠他们的追随者。而封建领主和封臣之间也有着一些契约，规定了彼此的义务。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封建领主既提供封地，又提供保护；而封臣则根据当地习惯每年服一次兵役，通常约为40天。
由于大封建主的采邑所具有的正当合法的权益名义上来自国王，因此，虽然封建主们无意尊重国王的统治，但仍旧会谨慎地选择王位继承人。这样的社会状态在1000年之后随着外来侵略而终止，各王国统治者开始建立强大的君主国，国王与贵族之间的斗争则构成了西方政治历史的实质。
如同封建制度是随着大规模政治组织的崩溃而出现一样，采邑制度则是随着大规模的经济组织的崩溃而出现的。采邑此时成了依靠农奴经营的自给自足的农庄，农奴不能随便离开，并且要以劳动来养活教会或封建主集团。农奴与奴隶不同，他既有义务，同时也有权利，他受到保护，并且拥有一块土地以维持自己和全家的生活，并且享受着许多节假日。而作为回报，他则必须要耕种属于封建主的田地，并且为封建主做家务以及其他农田里的杂活，还要将自己收入的一部分交给封建主。由于经济上的自给自足，村庄并不需要帝国组织，它们以稳步增长的效率，使得中世纪西方的农业技术超过了希腊-罗马时代的水平，并取得了更大发展，并对生活各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至于教会方面，罗马帝国的灭亡恰恰使得教皇变得更为强大。此外，由于拜占庭皇帝一心防备穆斯林和其他敌人的进攻，为教皇在西方提高自身的地位提供了时机。教皇通过两种方式加强自己的实力：一是与崛起的法兰克人结盟，最终使得800年时教皇利奥三世为查理曼加冕；二是派出传教团，改变北欧地区异教徒的宗教信仰。另外，他们还成功地组织了承认教皇权威的新教会。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西方新的多元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相对独立而非听命于世俗皇帝的教会；取代了帝国朝廷的封建君主和封建主；取代了罗马时期奴隶种植园的采邑；产生于城市，发展顺利的新兴商人阶层。
这样的社会构成顺应了历史的发展，而地理因素也是促使欧洲在中世纪快速发展的原因。
欧洲地处欧亚大陆西端，位置偏远，这使得它在随后的数百年中免遭外族侵略。同样重要的另一个地理因素是，欧洲拥有非常有利的自然资源。北欧大部分地区都是一个大平原，由大西洋吹来的季风横跨整个欧洲的平原进入俄罗斯，使得地中海盆地北部地区气候温和，加之土地的肥沃为农业生产提供了理想的条件。这里的河流终年不结冰，水量充足，水路交通便利，锯齿形的海岸线更是进一步加大了这一优势。
丰富的自然资源必须在技术能力达到一定水平时才能充分利用。在这个时期，体力劳动者的地位提高，获得了一定的尊重，从而推动了技术的进步。首先是“三田”轮作制，它改变了过去使用的“双田”制，大大提高了生产率，使得任何时候都只有三分之一的田地休耕，而并非是从前的二分之一。其次是重型轮式犁的发明，使得耕种欧洲中、北部地区那些肥沃却难以耕翻的洼地成为可能。此外，对马的有效利用也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最后，水车和风车的普及，使得磨坊和磨坊主很快就遍及了每个采邑，从而大大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
与技术进步相一致的自然是相应的经济发展。900至1300年，西欧经济稳步发展，虽然之后由于粮食歉收、饥荒、黑死病、英法“百年战争”以及德国和意大利的斗争等，出现了14世纪的经济大萧条。不过，1400年后经济便开始复苏，从此以后呈现一种普遍上升的趋势。
欧洲经济的发展在各个领域中都很显着，人口的增长以及农业、矿业、渔业和林业产量的提高也相应地促进了商业和城市的发展。14世纪时，商业已从日常生活的边缘性活动发展成为日常生活的核心内容，对整个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城市作为地区贸易和地方行政中心开始慢慢形成。在某些地区，甚至有一批批的城市联合起来组成了联盟，成为当时强而有力的政治及经济实体。城市的发展给欧洲商人带来了地位和权利，这在欧亚大陆上是独一无二的。而正是这样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关系，使得国家始终如一地支持着商人的利益以及之后的海外冒险事业。
教皇与皇帝
在查理曼死后，总体来说，西欧的政治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9至11世纪，教皇和皇帝总体呈现合作姿态，教皇帮助皇帝反对德意志贵族，而皇帝则支持教皇反对与罗马教皇权威相对立的拜占庭教会势力；1073年教皇格列高里七世任职，罗马教皇的权利开始达到了顶峰，教皇和皇帝为了争夺日耳曼主教的任免权而发生了冲突，最终以格列高里的获胜而告终，这一胜利削弱了帝国的行政权和皇权统治；到13世纪的时候，教皇英诺森三世实际上已经卷入了欧洲各国的事务之中，甚至国王和皇帝都由他任命或废黜，此后的两个多世纪里，罗马教皇被认为是天主教世界里的最高统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