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教皇卜尼法斯八世时，他在1302年颁布了《教皇训令》，坚定地阐明了教皇权力至上的学说：“我们要声明，要陈述，要解释，要正式宣告，服从罗马教皇的统治是众生获得救赎所完全必需的前提。”但实际上当时的人们已经不能再对教会心悦诚服，各国君主和议员们更重视各自国家的繁荣。卜尼法斯八世遭到法王腓力四世下属的威胁和虐待，不久便抑郁而亡，罗马教皇的最高权力就这样戏剧性地结束了。1305年法国大主教当选为教皇，被称为克雷芒五世。此后70年间，教皇成了法王的工具，失去了在天主教世界中的至尊地位。
欧洲君主新权力的获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同新兴商人阶层的非正式联盟。为保护商人的利益，新君主废除了五花八门的地方自治权，随着这些障碍的消除和国家法令的实施，民族君主国出现了。15世纪时，民族君主国的范围已经初步涵盖了今天的英国、法国、葡萄牙以及斐迪南和伊莎贝拉联姻后的西班牙。
这些新兴的民族君主国为早期的探险者们提供资助，使得他们能够出征海洋，这些强大的新兴政治实体为海外冒险事业提供了所必需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成就了许多伟大的航海冒险家。
“黑暗时代”的信仰
中世纪西方文化和知识的发展同样具有重大的意义以及革新精神。从罗马陷落一直到大约1000年前后的几个世纪里，因为完全缺乏文化创造力，而成了西方文化史上的“黑暗时代”。
11世纪，为了教育其辖区内的教士，主教们创办了学校，经过一个世纪后，以教会为基础的早期大学逐渐形成。它们是具有合法身份的自治团体，并且与其他教会学校所不同的是，不仅仅只有一个文科，还开设了教会法规、民事法律、医学和神学系。12世纪在博洛尼亚、巴黎和牛津出现了第一批大学，随后一个世纪里，在帕多瓦、那不勒斯和萨拉曼也同样创办了一些大学。14世纪，在中欧的布拉格、克拉科夫和维也纳也同样建立了一些大学。
这些大学原本最初是培养教士的机构，但是，12世纪的时候，当有人将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着作和其他古典名着翻译成为拉丁语时，这些着作使得西方学者首次面临体系完整的自然哲学，引起了一场欧洲思想界的大风暴。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是要使这一哲学和传统的基督教的教义相一致。
在寻求亚里士多德和基督教神学相一致方面着名的人物是巴黎大学杰出的修道士托马斯·阿奎那（1226-1274年）。他在主要着作《神学大全》中阐述了他的观点，他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必须支持和赞同最高的、基督教信条的真理。他在《反异教大全》中说：“……人们临终时自然想知道第一推动力。上帝就是第一推动力，因此，人类最终是要知道上帝……”可见，中世纪是一个信仰的时代，不存在不可知论者，因为上帝的最后审判日在人民的脑海之中萦绕。
随着“黑暗时代”的过去，文艺复兴首先在意大利开始，进而在16世纪将这股革命新风潮传播到了北欧。文艺复兴的世俗主义和人道主义更加关注现世而非来世，更注重异教的经典而非基督教神学。
对于人类可做到的事情的关注使得文艺复兴更有助于海外扩张的进行，大量印刷读物的涌入，使得人们对政治和宗教事务的热情被煽动起来，从而对改革和随后的宗教以及王朝战争起了极大的作用。
西欧的扩张
4至10世纪之间，欧洲遭到日耳曼人、匈奴人、马扎尔人、维京人和穆斯林的侵略。但是从10到14世纪的时候，欧洲开始了全线进攻，使得局面戏剧性地颠倒过来。各路十字军在西班牙、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和荷兰击败了穆斯林，甚至占领了东正教拜占庭帝国。与此同时，德意志边境地区的封建主正在侵占易北河东岸地区。德意志随后的扩张继续向奥得河东岸伸展，形成了由条顿骑士团指挥的十字军东征。到15世纪末，曾经由斯拉夫和波罗的海各民族占据的广大地区都变成了德意志各阶层的领土。
基督教极其传统的普救说、改变异教徒信仰的热情和十字军的好战精神，是西欧向海外扩张的一个重要因素。早期的探险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出于宗教的考量。13世纪马可·波罗的旅行让欧洲人知道了印度和中国的存在，并且知道这些国家的人们并不是穆斯林，因而产生了让他们皈依基督教的渴望。可以说，为上帝服务和寻求黄金是促使欧洲人开始海外冒险事业的最强烈的动机。瓦斯科·达·伽马就曾向惊讶的印度人说过，他来到他们的国家是为了寻找基督教徒和香料。
西方技术水平的不断发展，帆船的改进，船尾舵的使用，以及船体结构和船帆索具的进步，更是直接促进了西欧的海外扩张。而航海技术方面，尤其是指南针、星盘和新地图的使用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与此同时，欧洲人在海军装备方面也占据了领先地位。16世纪前20年，弗兰德和德意志冶金学家发展了铸炮技术，这种大炮能射出弹丸，摧毁300码以内的船只，从而使海战发生了变化。从此欧洲人占领并控制了世界4个大洋长达4个世纪，直到1905年日本人在对马海战中大胜俄罗斯海军，才取得东方人划时代的胜利。
伴随着这些一同发展的，还有商业经营方面的技术革新。意大利复式簿记法方便了随时确定财物状况，货币的广泛使用和标准硬币的铸造便利了商业经营，银行的发展、商业证券的出现，以及贷款和收取利息的方式日趋被众人所接受，也都有利于商业经营。在欧洲人开始对外扩张后，合股公司的兴起更是推动了商业的发展。
上述因素的结合使得欧洲人有了独特的催人奋进的活力。我们知道，意大利商人和地中海东部各港口的阿拉伯商人发生贸易往来，从中获得丰厚的利润，这使得这些欧洲人迫切希望能够找到某种方法来到达东方，分享这份财富。
这些欧洲人具有专门的技术、强大的经济实力以及活跃的思想，更重要的是，欧洲没有任何一个国王颁布禁令，禁止海外冒险事业，相反，各国君主还为此展开了狂热的竞争，因此，他们的追求注定是要成功的。对财富的追求，社会环境的驱使，科技发展的推动，一切都表明西方社会已达到了起飞点，一旦起飞，它必定势不可挡地向着全球进行扩张。
西方文明中的女性
在旧石器时代漫长的岁月之中，两性间的关系比此后任何一个时候都更为平等。而随着农业和文明的先后出现，妇女们逐步丧失了与男人平等的地位。在早期文明之中，妇女是“第二性别”，她们的工作局限在家务活上，不像男人，能够自由地在外面做被认为是重要而有创造性的工作。
在中世纪的几千年中，这样的局面一直持续存在，而就在这期间，一种革命性的新文明逐渐在西方出现。在这种新文明中，女性的地位主要由天主教会和封建制度两者共同来决定。理论上说，教会主张两性之间的平等。“因为你们是上帝的孩子，应对基督表示虔诚。”圣保罗写道，“世界上没有犹太人，也没有希腊人；没有约束，也没有自由；没有男人，也没有女人，因为在基督的眼中，你们全都一样。”但实际上，教会在性别问题上的态度却是极度含混不清的。它视女人为夏娃，即亚当的妻子，因此她们是诱惑男人的人，是拯救之路上的巨大障碍。但教会同时也将妇女视作“有福的”圣母玛利亚，是上帝和人类之间的调节者。因此，中世纪的妇女地位摇摆不定，在教会内部，妇女们不能被授予牧师等神职，自然也没有布道的权力。
但在中世纪，教会却为妇女专门设计了一个重要的机构——女修道院。每个来做修女的女人都必须带来一份嫁妆，虽然这并非是明文规定的，但在实践中已经是约定俗成。这从某种程度上表明了女修道院的大门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来自贵族家庭以及商人家族中的有钱妇女们开放的。中世纪的妇女大多会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结婚，但也有一部分妇女甘愿为宗教献身，或者因为出身或生理方面有瑕疵，或是缺少嫁妆，而找不到丈夫。对于这样的人，女修道院就为她们提供了除婚姻之外的另一条路。
实际上，修道院里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比外面的生活优越，修女们通常能够受到更好的教育。如果一个修女有野心和才干，那么她可以升职成为女修道院院长，管理大量的地产以及众多修女。
这些修女之中，有一些在侍奉圣父的过程中获得了极大的满足感，少数的一些人最终还成为了伟大的圣徒，被人们所怀念。而另外一些人则在修道院中找到了在外面世界中所没有的自尊和社会的尊重，而不用再屈服在男人的权威之下。然而也有一些人，她们将自己视为社会的弃儿，认为是因为自身条件不好，没有男人要，故而才被留给了上帝。
对妇女影响最大的第二种制度是封建制度。这样的制度创造了一个男性主导的世界，中世纪的妇女们一生都在男人的监护之下，首先是她的父亲，接着便是她的丈夫。而如果丈夫死了，她便成为了封建地主的被监护人，直到她再嫁为止。而贵族妇女们则要忍受闲极无聊和漫无目的的生活。从本质上来说，这些贵族妇女们唯一的生存价值便是充当政治或经济联盟的工具，以及为她们嫁入的家族生育继承人。
有一点很令人费解的是，中世纪妇女地位的高低“大致与其财富和社会地位成反比”。农村女子绝大多数会结婚，并且在操作农活方面与她们的丈夫不相上下。而少数不结婚的女子通常都是由于出身最贫穷的家庭，她们往往会离开自己的村庄，去城里头做女佣，或给邻近的村子做农活来养活自己。与此类似，城镇中的妇女们也几乎都活跃在各行各业里。
妇女们承担与男性同等的负担和责任，但却不能享受到平等的权利。家庭主妇们总有干不完的活儿，但却被排除在决策机构之外。她们不能担任公证人、教区牧师、领地法庭书记等职务。而在农村里，地主的会议除了未婚或孀居的女地主之外，也都只有男人参加。而在城镇，妇女虽然能够参加行会，拥有财产以及经商，但是却依然没有相应的政治权利。
一句佛罗伦萨谚语中说：“一个好女人和一个坏女人同样需要棍棒的管教。”这表明了两性关系的极大不平等。这样的不平等能够追溯到农业革命之后发生的关键性转变，女性和男性所从事的内外事之间出现了区分，这使得女性由此丧失了平等的地位。而这种区分一旦被接受，继而便成为根深蒂固的东西。这种区分不仅贯穿于古代文明之中，而且也在西欧的新文明之中有所体现。几个世纪的技术、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也未能改变人们固有的观念，甚至到了今天，这样的情况也仍然依稀可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