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大气魄，就是紧盯自己的大目标而施展出强化实力的宏伟气魄。努尔哈赤创建八旗制度，是我国满族发展史上一件大事，也是他的一大功绩，可以说是气魄非凡。
随机应变，才能获取成功局面
曾国藩的处世之道，其实是一种灵活辩证的处世态度和方法。因此，虽然他处世热衷于功名，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恪守仁义的宗旨未改，在做事为人的“形”上却是一生三变。正是这“三变”包含了人们对他的褒贬。但无论如何，没有这适时的“三变”，他就不会有更大的成功和更高的名声。
有记载说：曾国藩“一生凡三变。书字初学柳公权；中年学黄山谷，晚年学李北海，而参以刘石，故挺健之中，愈饶妩媚”。这是说习字的三变。“其学问初为翰林词赋，再与唐镜海太常游，究心儒先语录，后又为六书之学，博览乾嘉训诂诸书，而不以宋人注经为然。在京官时，以程朱为依归，至出而办理团练军务，又变而为申韩。曾自称欲着《内经》，言其刚也。”这是说学问上的三变。
纵观曾国藩一生的思想倾向，他是以儒家为本，以百家为辅。上述各家思想，几乎在他每个时期都有体现。但是，随着形势、处境和地位的变化，各家学说在他思想中体现的强弱程度又有所不同，这正体现了曾国藩善于运用各家学说的“权变”之术。
曾国藩的同乡好友欧阳兆熊曾经认为，曾国藩的思想一生有三变。早年在京城时信仰儒家，整治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时采用法家，晚年功成名就后则转向了老庄的道家。这个说法大致勾画了曾国藩一生三个时期的重要思想特点。曾国藩做京官时把文学功底打得极其扎实。他用程朱理学这块砖敲开了做官的大门之后，并没有把它丢在一边，而是对它进行了深层研究。在新的环境里，他得到了唐鉴、倭仁等理学大师的提拔，登堂入室，其理学素养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他不仅对理学论证纲常名教和封建统治秩序的一整套伦理哲学如性、命、理、诚、格物致知等概念，有了深入的认识和理解，而且还进行了理学所重视的身心修养的系统训练。
这种身心修养在儒家是一种“内圣”功夫，通过这种克己的“内圣”功夫，终于达到治国平天下之目的。他还施行了儒家的“外王”之道，主张经世致用。唐鉴曾对他说，经济，即经世致用包括在义理之中，曾国藩非常赞同，并大大地加以发挥。他十分重视对现实问题的考察，重视研究解决的办法，提出了很多改革措施。曾国藩对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的深入研讨，是他这个时期重要的思想特点，而对于这一套方法的运用，则贯穿于他的一生。
太平天国起义后，曾国藩临危受命，组织湘军镇压农民起义。在这个时期，极为鲜明地表现出他对法家严刑峻法思想主张的崇尚。他提出要“纯用重典”，认为只有采取火烈般的手段才能治理。而且，他还向朝廷表示，即使由此而得残忍严酷之名，也在所不辞。他确实也是这样做的，他设立审案局，对所捕农民严刑拷打，肆意屠杀。他还规定，不完粮者，一经抓获，就地正法。在他看来，儒家的“中庸”之道，在这个时候是行不通了。
曾国藩的老庄思想，一直都有显露。他常表示，于名利之处，须存退让之心。自太平天国败局已定，即将大功告成之时，这种思想愈益强烈，一种兔死狗烹的危机感时常萦绕在心头。自古以来，权高名重之人没有几个能善始善终，要将权位推让几成，才能保持晚节，天京攻陷之后，曾国藩便立即遣散湘军，并做功好了成身退的打算，以消除清政府的疑忌。
三个时期的不同思想倾向，说明曾国藩善于在各种情况下，从诸子百家中吸取养分。容闳说，曾国藩是“旧教育中之特产之物”。无疑，在曾国藩身上，熔铸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基因。正是如此才使曾国藩成了封建社会的“三不朽”人物和最后一个精神偶像。
由酷峻变柔顺，是曾国藩处世态度的一个重要过程。这个过程发生在1858年。曾国藩初出治军，严刑峻法，手段极其刻薄，从李金阳事件便可看得出其残酷无情，且与疆帅多忤逆。然自1858年再起，则大变矣。
这一变化过程有如下记载：先是文正(曾国藩)与胡文忠(胡林翼)书，言恪靖(骆秉璋)遇事掣肘，诬言辱骂，有劝效王小二过年永不说话之语。至八年夺情再起援浙，甫到省，有“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属恪靖为书纂联以见意，交往如昔，不念旧恶。此次出山后，以柔道行之，以致成功，决无沾沾自喜之色。曾戏谑曰：“他日有为吾做墓志者，铭文吾已撰：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告万世。”故予挽联中有“将汗马勋名，问牛相业，都看作秕糠尘垢”数语，自谓道得此老心事出。盖文正尝言以禹墨为体，以庄老为用，可知其所趋向也。
曾国藩为何变得“柔顺”了呢？有人认为应归功于罗汝怀的劝勉。当曾氏丁父忧因事休家，汝怀寄以书，谆谆以尚平实勿争权相劝。其书略云：
独识阁下为奇土，所见四方之土无出其右者，为何？天下为平实坚术之人可以做事，军务尤然。阁下无大僚尊贵之习，行履部伍，亲操细事。庶几大禹之栉风沐雨，手胼足胝，故能船坚顺利，壁垒坚固。即粪厕亦有方隔，所谓道去屎溺，此非高谈渺论不知而作者所能望见也，乃复温乎其容，抑然自下，慕好贤之雅，遵周咨之节，日冀奇士之来于前，然而战胜城弗克，饷弗给，奇士无如何也。阁下本奇，斯不免太奇之病矣。夫救乏自古无奇策，况在今日糈饷之匮。然生财之道，未尝无良法，尤贵有美意。
鄙谚曰：“官出于民，而民出于土地。”其折拨捐抽之法，若使民无怨，且使官无怨，财源无窒塞之患。使民无怨，阁下所知而以为荚谈者也；使官无怨，则阁下所不知而以为口说者也。惟其然也，故折漕自我，拔漕自我，捐资抽税皆欲自我，而不复有人之见存焉。虽军务者阁下之专司，而民者疆吏之职守，各持其是，易地皆然。阁下军政必自己操，大权未尝旁落，而欲兼掌一方土地人民之事，然则圣人之设官分职，官事无摄者非乎？
曾国藩苛求垄断之病在罗汝怀的书中一览无条。曾国藩能虚怀而细之，其1858年以后之立身行事亦深受其影响。如果将1854年因与王錱不惬而不救其败事，于1864年与左宗棠绝交后仍能助其成大功于西北二事相比，即可见曾国藩之待人接物，前后判若两人。
世说曾国藩以禹墨为体，老庄为用，实则曾国藩在1858年之前以禹墨为体，申韩为用。
1858年之后，始改而趋巽顺。如果将曾国藩的一生处世按三个阶段来划分，亦各有其色，第一阶段，为锐意进取奋发向上之时，第二阶段，为擘划经营，功德圆满之时；第三阶段，为自主自抑，持盈保泰，不在胜人处求强的平和时期。民国的何贻馄说：
就曾公之三个时期而言，则早年生活，如朝暾初出，气象蓬勃。不论情感意志，学问德行，均有蒸蒸日上之势。及至中年，则如白日丽天，盛极一时，无论道德学问，事业文章，均已日渐饱满，篾以复加。洎乎晚年，好的斜阳晚照，好景无多，虽德量愈醇，令人仰慕，志气事功，亦少替矣。
可见曾国藩的处世，不仅是一生三变，可谓是一生多变。
一条路走到底，不是明智之举。谋取胜局者都有一个特长：随机应变，巧中取胜。曾国藩一生经过三次大调整，不停地变化谋取胜局的招术，故最终获得胜利。
立大志才能产生大动力
刘邦原是秦帝国的一个微不足道的亭长，他在带民夫去服徭役的途中目睹秦始皇外出畅游，发出了“嗟呼，大丈夫当如此也”的感慨。关于这个故事，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中以凝炼的文笔生动地记载了事件的经过：
高祖常徭咸阳，纵观，观秦皇帝，喟然叹息曰：“嗟呼，大丈夫当如此也。”
原来，刘邦是带队的头领，施工之处距咸阳估计有几十里的路程，他利用职务之便，有机会观赏了雄伟的咸阳城墙和城楼，游览城中繁华的街市，尤其是目睹了秦始皇帝车驾的出行。
秦始皇车驾外出，一般都是戒备森严，禁止老百姓观看。但也有破例之时，即允许路旁的百姓观看，任人瞻仰，借此机会在百姓面前彰显他的神威。史书记载中的“纵观”，即是任人观看的意思。刘邦有幸赶上这一盛大场面，当时，人山人海，刘邦被人流推至前沿，他叉腿站稳了脚跟，得以观看皇帝车队在他面前驶过的全部情景：
车队前面是类似兵车性质的所谓“高车”，每车驾清一色的四匹高头大马。车上站立着高大魁梧的卫士，手持兵器，身着盔甲，目光直视，威风凛凛。兵车后面是副车，即所谓“安车”。车上椭圆形车盖，车箱分前后二室，外表装饰华丽，前面坐着谦恭谨慎的驾车御官，也是每车驾清一色的四匹高头大马。副车之后是秦始皇帝乘坐的最为豪华壮丽的所谓“金根车”，车上驾六匹清一色的高头大马。金根车过后，又有副车、兵车驶过。整个车队浩浩荡荡，刘邦顿时眼花缭乱，也说不上有多少车从眼前经过，行进了多长时间。
据文献记载，天子车驾出行，有大驾、法驾、小驾之分，除皇帝乘坐的金根车、五时副车之外，大驾有属车(包括兵车在内)八十一乘，法驾有属车三十六乘，小驾有属车九乘。秦始皇此次车驾出行，不是出函谷关巡行帝国的东土，当然不会配备有八十一乘属车的“大驾”；但他恩准百姓“纵观”，用配备九乘属车的“小驾”又不足以在百姓面前显现皇帝的神威；因而他下令配备有三十六乘属车的“法驾”。由金根车、五时副车、三十六乘属车和仪仗所组成的车队，可谓是浩浩荡荡了。
秦始皇当年所乘坐的车驾当然难以保存至今。但是，秦始陵出土的两驾铜车、铜马、铜俑乃是精美的仿真制品，大小相当于真车、真马、真人的一半，车与系驾的结构完全模拟实物，与真车马基本等同，现已修复完好，向人们展览，使我们有幸从实物上分享刘邦当年所曾享受到的一点眼福。
当秦始皇的车驾从围观的百姓面前驶过的时候，警戒线随即撤除，人群也随之鼎沸起来。当时，刘邦也弄不明白，自己怎么会在大庭广众面前冒出了这样一句犯有杀头大罪的狂言。好在当时离散的观众人声鼎沸，估计没什么人听到他说的，但刘邦却对自己一字一字吐出的这七个字，听得格外清楚。
刘邦虽有幸看到了秦始皇出游，但也有一个小小的遗憾，即没有看到秦始皇的“龙颜”。但他脑海中所想象的皇帝的尊容，肯定会比实际要神秘与高大得多，所以这对他具有长久的诱惑力。
次年秋天，沛县下一批来咸阳服徭役的民夫到达阿房宫工地，刘邦这才率领去年来到这里的民夫启程返回家乡。
家乡到底是家乡，亲人毕竟是亲人。暂且不说刘邦同父母、朋友、妻子怎样叙一年多来的离别之情，也不说刘邦与朋友在谈天畅及他在关中、咸阳的心情和皇帝车驾仪仗和自己的口出狂言之类，但有一点却是事实：
刘邦在关中、咸阳神往离宫别馆和纵观皇帝车驾前前后后的那些日子，他早已把家乡的父母、朋友、妻子儿女忘在脑后，仿佛自己成了另外一个世界的主人，同以前断绝了一切。因而，当他回到家乡的亲朋之间、身在温柔之乡却仍对关中、咸阳不能忘怀，时时神往。刘邦在关中忘记家乡，在家乡又神往关中，这就决定了他之后又屡次隔年带领服徭役的民夫去咸阳，这就是《本纪》所说的“高祖常徭咸阳”。刘邦在沛县生活了四十多年，他除了熟知终年劳苦的农夫之外，所见到过的人物上至郡守令，下至守令的属吏，除了萧、曹之外，他一律瞧不起。但瞧不起守令及其属吏不算什么，但“大志”从何谈起？他屡次带领民夫去关中，走咸阻，才知道人比间有多大，见到了他从未见到过的一切。沛县是刘邦生活了四十年的真实世界，关中与咸阳也是现实世界，但这个现实世界镌刻在刘邦的头脑中，却是他心中的理想王国。
在这个理想王国中，固然要有士农工商四民，人人安居乐业，但国王则是他刘邦，他享有关中的三百余处离宫别馆，拥有秦皇帝那样的车驾仪仗，手下有世俗恶习的文武百官，后宫有数不清的嫔妃美人……
从刘邦的经历来看，“常徭咸阳”是他一生的转折点。他多次来到关中，实际上是在接受“洗礼”，洗去身上的世习俗气，终于找到了大致的终极目标。至此，他在物质上生活于现实世界之中，而在精神上向往另一个理想的世界，从而形成了他的双重人格。在后来，秦末农民大起义的洪流中可谓英雄辈出，刘邦不过是其中之一。
但是，那些诸多叱咤风云的人物虽然是现实世界里的英雄豪杰，论指挥作战的本领和拥有的势力，超过刘邦者大有人在，但谁也没有像刘邦这样曾多次到关中接受洗礼，没有像刘邦那样多年追求着属于自己的理想王国，说穿了，谁都没有在秦始皇生前便有“大丈夫当如此也”的大志，也没有在起义之初便想当皇帝的雄心和壮志，因此一个个都败给刘邦。
试想，刘邦如果不是“常徭咸阳”并树立了“大丈夫当如此也”的大志，他又如何能在秦末乱世，于多路诸侯之中贵为皇帝？又怎能以微弱之势而定鼎天下呢？
自古功成名就的帝王将相，多志高于人，而终成大事。英年周瑜立下“灭曹贼指日可待”之决心，而于赤壁之战立下千古奇功；岳飞抒出“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而成为流芳千古的民族英雄；由此可见，一个人如果立下志愿，之后毕生为之奋斗，必然会成就一番大事。
要做就要做到底
曹操做事情坚持要做就要做到底。这在他整顿世风革除诽谤之风时就可以看出来。
曹操注意社会风气的整顿，尤其是对一些影响内部团结，不利于政治稳定的结党营私、造谣诽谤、颠倒黑白、挟嫌报复等歪风邪气，更是大力加以革除和禁止。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曹操下了一道命令说：
自从国家发生祸乱，社会风气败坏，诽谤难以用来评判人们的好坏。建安五年以前发生的此类事情，一概不再追究论处。今后如用旧事来诽谤别人，就用他加给别人的罪，加在他自己身上。
曹操的这一道命令是针对徐宣诋毁陈矫而发的，被称为《为徐宣议陈矫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