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89年(万历十七年)，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的战争长达六年之久，他随着统治区域的扩大，管辖部民的增多，以及王权的建立，组建了一支军队。这支军队，在那时候分为四个兵种：环刀军、铁锤军、串赤军与能射军。这仅见于《李朝宣祖实录》，现抄录如下：“左卫酋长老乙可赤兄弟，以建州卫酋长李以难等为麾下属。老乙可亦则自中称王，其弟则称船将；多造弓矢等物，分其军四运：环刀军，铁锤军，串赤军，能射军。间闲练习，胁制群胡。”
老乙可赤也就是努尔哈赤，降建州卫酋长李以难等，隶之麾下。他多造弓矢，分为四军，练习骑射，严定军纪。四军编制，是后来四旗和八旗的基础。
建州四军的军队数量，《李朝宣祖实录》记载：1592年(万历二十年)，“努尔哈赤部下原有马兵三、四万，步兵四、五万，都精勇惯战。”但这话出自建州贡民马三非等之口，有夸大的可能性。
三年后，朝鲜通事河世国到费阿拉，大概目睹：“老乙可赤麾下万余名，小乙可赤麾下五千余名，常在城中，而常时习阵千余名，各自骑着战马、着甲，城外练兵。而老乙可赤战马则七百余匹，小乙可赤战马四百余匹，并为考点矣。”这时努尔哈赤已统一建州女真，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明朝官员余希元至费阿拉，入城前，有建州骑兵四五千左右成列随行；又有“步兵万数，分左右列立道旁者，到建州城而止”。以此推算，当时建州的步骑兵大概有二三万人。这些军队，已按旗编制。《满洲实录》在记述1593年(万历二十一年)古勒山之役时，作如下记载：
“太祖兵到，立阵于古埒山险要之处，同赫济格城相对。命令各王大臣等各率固山兵，分头预备。”
而《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也作了同样记载：
“上至古勒山，对黑济格城，据险结阵。令各旗贝勒大臣，整兵以待。”
由上可知，努尔哈赤早已将建州士兵编成各旗，而且很早以前就有军旗。
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朝鲜人申忠一到费阿拉，所见建州军旗：“旗用青、赤、黄、黑、白，各付二幅，长可二尺有余。”
努尔哈赤始设四旗一事，清朝有的史籍系于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根据《清太祖高皇帝实录》所载：
“上以诸国徕服人众，复编三百人为一牛录，每牛录设额真一。开始，我国凡出兵校猎，各随族党屯寨而行。猎时，每人各取一支箭，凡十人，设长一，领之，各分队伍，毋敢紊乱者。其长称牛录额其。至是，遂以名官。”事实上，努尔哈赤于这一年对建州军队进行了一次整编。他“复编三百人为一牛录”，每牛录设额真一员，以黄、白、红、蓝四色为旗的标志。这种划分，为以后八旗制度的确立奠定基础。
1615年(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努尔哈赤除建州外，已经统一哈达、辉发与乌拉，史载其降俘乌拉卒骑，“不下数万人”；又征抚很多东海女真部民。建州幅员益广，步骑增多，“归附日众，乃析为八”，除原有四旗，再增设四旗，这样一来共为八旗。
女真社会历史发展同生产关系所产生的特殊社会结构——八旗制度，既有利于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又有利于满族共同体的形成。努尔哈赤通过八旗让分散的女真部民组织起来，管理女真的农业、采集业、畜牧业、渔猎业与手工业生产，提高了女真的社会生产力。
同时，随着对瓦尔喀、虎尔哈、卦勒察、萨哈连、蒙古人、达斡尔、汉人等的征附，得到一部人就编为一牛录。努尔哈赤把各部女真人等都收录旗下，加速了满族共同体的形成。天命初年，已发展到约四百个牛录。
除满洲八旗之外，1621年(天启元年，天命六年)开始设蒙古牛录，1622年(天启二年，天命七年)，最初设蒙古旗，1635年(崇祯八年，天聪九年)，最初设蒙古八旗，旗色同满洲八旗相同。1631年(崇桢四年，天聪五年)，努尔哈赤的继承人皇太极将满洲八旗中的汉人拨出，另编一旗。
汉军初名乌津超哈，在满语中的意思是重兵，因其多使用大炮等重型武器而得名，后又叫做汉军，以黑色为旗帜。1637年(崇祯十年，崇德二年)，分设汉军为二旗。1639年(崇祯十二年，崇德四年)又增设汉军二旗，旗色为纯皂(黑)、皂镶白、皂镶黄、皂镶红。1642年(祟祯十五年，祟德七年)，汉军扩充为八旗，旗色改为同满洲八旗、蒙古八旗相同，取消了黑色。自此，实际有蒙古八旗、满洲八旗、汉军八旗，共二十四旗，但习惯上依然称之为八旗。
努尔哈赤建立八旗制度，作为总的纲领，把女真社会的行政、军事、生产统治起来。女真各部的部民，被按军事方式，分为三级，加以编制。努尔哈赤采用军事方法管理行政、管理经济，让女真社会军事化。
所以，在努尔哈赤统治时期，全部女真社会就是一座大兵营。这一点，也正是努尔哈赤统治时期女真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
努尔哈赤以八旗作纽带，把涣散的女真各部联结起来，形成一个组织严密的、生气勃勃的社会整体，在那个时候是有积极意义的。这正是他崛起东北地区，统一女真各部，实施社会改革与屡败明朝军队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放弃自己的目标而去大力实施就会取得成功。努尔哈赤创建八旗制度，本是我国满族发展史上一件大事，也是他的一大功绩，可谓大手笔。
处理问题要彻底
扬汤止沸，釜底抽薪。处理问题要彻底。但你必须保证抽出来的“薪”能够把自己的火烧得更旺，否则，听任这些“薪”堵塞自己的炉灶，只冒烟不冒火呛坏了自己，那才是糟糕之极。《吕氏春秋》中说：“夫以汤止沸，沸愈不止，去其火，则止矣。”告诉我们在解决问题时，要注重消除引起问题的根本原因。
西汉高祖二年(前205)，汉王刘邦与楚王项羽大战于彭城，却失败了。刘邦问属下：“谁能为我去一趟淮南，让九江王黥布发兵叛楚，把项羽留在齐地数月，我便有把握取天下。”随何说：“我愿意出使淮南。”于是随何同二十余人一起去淮南。
到淮南，九江王黥布三日不见，随何反复劝说，分析其中的利害。他说：“大王发兵叛楚，项羽必然留在东南之地，那么汉王刘邦夺取天下势在必得。所以我请求大王仗剑归汉王，汉王一定会割地分封大王，这样淮南一定会归大王所有。所以，汉王派我来进此愚计，希望大王稍加留意。”黥布终于同意了。黥布叛楚，等于从后面牵制了项羽，刘邦的危机解决了。
随何说服黥布反水，便是釜底抽薪的一招。这一招在商战中也常常使用。上世纪90年代末，长虹买断中国70％彩色显像管，便是典型的例子。
从1996年开始，市场彩电价格大战拼得如火如荼，使得彩电整机价格节节败落。在整个彩电零部件中，显像管占成本的70％左右，整机价格下降，显像管首当其冲。在这种情形下，长虹凭借雄厚的资金与良好的商誉作后遁，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大量吸纳彩色显像管。正因为如此，当长虹彩电旺季时，各厂家却彩管明显供不应求，甚至出现停产现象，因此，长虹一举奠定了行业霸主地位。
长虹非常有预见性。试想，倘若他的伏军无法卡在“敌人”的必经之道，那它的决策成本将会是怎样的高？实际上，长虹的做法当时确实引起了竞争对手的集体恐慌，他们甚至只能请政府的“有形的手”出面干涉。只可惜，长虹的“釜底抽薪”虽然厉害，而中国彩电行业毕竟也非长虹一家天下，而且技术要求不高，使长虹并没掌握见血封喉的独门暗器。与之相反，彩电行业进一步竞相杀价竞争时，长虹反而要承受着彩管大量库存的痛苦，正是如此，2000年，彩电大鳄长虹首次报亏。
如果想成功地“釜底抽薪”，应该注意以下几点：一、“薪”必须是敌人的重要资源，是其发展的瓶颈。二、自己必须有一定的实力，使自己能将敌人的“薪”抽尽，而自己不会提前垮掉。你必须保证抽出来的这些“薪”能够把自己灶中的火烧得更旺，不然，听任这些“薪”堵塞自己的炉灶，变得只冒烟，不出火，呛坏了自己，才会使自己后悔。
随机应变，巧中取胜
综观曾国藩一生的思想倾向，他是以儒为本，杂以百家。上述各家思想，几乎在他每个时期都有体现。但是，随着形势、处境与地位的变化，各家学说在他思想中体现的强弱程度又有所不同，这正体现出曾国藩善于运用各家学说的“权变”之术。
曾国藩的同乡好友欧阳兆熊以前觉得，曾国藩的思想一生有三变。以前在京城时信奉儒家，治理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时用法家，晚年功成名就后则转向了老庄的道家。这便是曾国藩一生三个时期的重要思想特点。
为官期间打下了扎实的儒学功底。他用程朱理学这块敲门砖敲开了做官的大门之后，并没有把它丢在一边，而是对它进行了深入研究。
在新的环境里，他得到了唐鉴、倭仁等理学大师的点拨，登堂入室，便又走向了一个新的境界。他不仅对理学论证纲常名教和封建统治秩序的一整套伦理哲学，如性、命、理、诚、格物致知等概念，有了深入的认识与理解，而且还进行了理学所重视的身心修养的系统训练。这种身心修养在儒家是一种“内圣”的功夫，通过这种克己的“内圣”功夫，来平定天下。他还发挥了儒家的“外王”之道，主张经世致用。
唐鉴曾对他说，经济，就是经世致用包括在义理之中，曾国藩完全同意，并大大地加以发挥。他非常注重对现实问题的考察，重视研究解决的办法，提出了很多改革措施。曾国藩对儒学，特别是深入探索程朱理学，是他这个时期的重要思想内涵，而对于这一套方法、理论的运用，便贯穿于他的一生。
太平天国时期，曾国藩临危受命，组织湘军镇压农民起义。此时，非常鲜明地体现出他对法家思想的推崇。他提出要“纯用重典”，采取强硬的手段镇压。而且，他还向朝廷表示，就算由此而得残忍严酷之名，他也在所不辞。他也的确是这样做的，他设立审案局，对所捕农民严刑拷打，任意杀戮。他还规定，不完粮者，一经抓获，就地正法。在他看来，儒家的“中庸”之道，是不适用于这个关键时期的。
曾国藩的老庄思想，从始至终都具备。他常表示，在名利方面，须存退让之心。自太平天国败局已定，马上大功告成之时，这种思想日渐加强，一种兔死狗烹的危机感时常萦绕在他心头。他写信给弟弟说，从古至今，权高名重之人没有几个能有善终，要将权位推让几成，才能保持晚节。天京攻陷之后，曾国藩便马上遣散湘军，并做好功成身退的打算，以免除清政府的疑忌。
三个时期不同的思想，说明曾国藩善于在不同的处境中，从诸子百家中吸取养分。容闳说，曾国藩是“旧教育中之特产之物”。的确在曾国藩身上，熔铸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基因，正是这些基因，让曾国藩成了封建社会的“三不朽”人物与最后一个精神偶像。
关于曾国藩处世态度从刚至柔有一个重要的过程。这个过程就发生在1858年。曾国藩初出治军，严刑苛刻，手段非常刻薄，从他杀李金阳事件看得出他的残酷无情，且同将帅多相忤。然自1858年再起，大存放变。这一变化过程有记载说：先是文正(曾国藩)同胡文忠(胡林翼)书，言恪靖(骆秉璋)遇事掣肘，哆口谩骂，有劝效王小二过年再不开口之语。至八年夺情再起援浙，甫到省，有“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属恪靖为书纂联以见意，同以前一样要好，不念旧恶。这次出山后，以柔道行之，以致成功，毫无沾沾自喜之色。尝戏谓予曰：“他日有为吾做墓志者，铭文吾已撰：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告万世。”故予挽联中有“将汗马勋名，问牛相业，都比作秕糠尘垢”数语，自谓道得此老心事出。盖尝言以禹墨为体，以老庄之术之本，可知其所趋向也。
曾国藩如何变得“柔顺”了呢？有人认为罗汝怀的劝勉最有影响。当曾氏丁父忧请假于家时，汝怀寄以书，以尚平实不争权相劝。其书略云：
独识阁下为奇士，所见四方之士无出其右者，为何？天下为平实坚术之人可以干事，军务特别如此。阁下无大僚尊贵的习惯，行履部伍，亲自把接细节。庶几大禹之栉风沐雨，手胼足胝，故能船炮坚利，壁垒坚固。也就是粪厕亦有方隔，所谓道去屎溺，这不是高谈渺论不知而作者所能望见也，乃复温乎其容，抑然自下，慕好贤之雅，循周咨之节，日冀奇士之至于前，然而战胜城弗克，饷弗给，奇士无如何也。我本来就很奇怪，斯不免太奇之病矣。夫救乏自古无奇策，况在今日糈饷之匮。然生财之道，未尝无良法，尤贵有关意。
鄙谚曰：“官出于民，而民出于土地。”其折拨捐抽之法，要在使民无怨，且使官无怨，财源无窒塞之患。使民无怨，阁下所知而以为美谈者也；让官无怨，则阁下所不知而以为口说者也。惟其然也，所以折漕自我，拨漕自我，捐资抽税都欲自我，而不复有人之见存焉。虽军务者阁下之专司，而民者疆吏之职守，各持其是，按一个地方也一样。阁下军政必自己操，大权未尝旁落，而欲兼掌一方土地人民之事，若圣人之设官分职，官事无摄者非乎？
罗汝怀之书，把曾国藩苛求及垄断权力之病，说得入木三分。曾国藩能虚怀而受之，其1858年以后之立身行事也深受其影响。若将1854年因与王鑫不惬而不救其败事，与1864年同左宗棠绝交后仍能助其成大功于西北二事相比，就可见曾国藩之待人接物，前后判若两人。
世谓曾国藩以禹墨为体，老庄为用，其至曾国藩在1858年以前以禹墨为体，申韩为用。1858年以后，开始趋向巽顺。如果将曾国藩的一生处世也按三个阶段来看，此各有其特点，第一阶段，为奋发向上的时期；第二阶段，为规划经营，功德圆满之时；第三阶段，为自主自抑，持盈保泰，不在胜人处求强的和平时期。民国的何贻焜说：
曾公之三个时期来说，则早年生活，如同朝日，气象蓬勃。无论情感意志，学问德行，都有蒸蒸日上之势。及至中年，则如白日中天，盛极一时，无论事业文章，道德学问，都已渐臻成熟，篾以复加。洎乎晚年，好像斜阳晚照，好景无多，虽德量愈醇，让人仰慕，志气事功，也少替矣。
可见曾国藩的处世，不仅是一生三变，甚至可说是一生多变。
有的时候坚持，是不明智之举。谋取胜局者都有一个特点：随机应变，巧中取胜。曾国藩一生经过三次大调整，不停地改变谋略，故终于谋取胜局。
随机应变，是获取成功的关键。曾国藩的处世之道，事实上是一种灵活辩证的处世态度和方法。虽然他处世中勤于功名，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坚守仁义道德，而在做事为人的“形”上却是一生三变。正是这“三变”，包含了人们对他的评价。但，无论如何，没有这适时的“三变”，便不会有他的更大成功与显赫声名。
把握机遇，大局可定
左宗棠的人生关键点是于1861年与太平军的江西鏖战。当时太平军于鄱阳湖一带大败曾国藩，逼得曾国藩差点要自杀，幸亏左宗棠以寡敌众，同太平军死拼，才挽回败局。曾国藩对他格外器重，并向朝廷请功。自此受到清廷重视，打下了通向胜利的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