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将曾劝耿弇，暂时关闭营门，休养士兵，以待皇上增援。耿弇听后，厉声斥责说：“身为臣子的应当杀牛备酒，恭迎皇上，怎么能把贼寇留给皇上去处理呢！”于是耿弇继续出兵同敌人交战，从早晨一直战到黄昏，把敌人打得落荒而逃。张步哀叹遇到不怕死的人，丢下几千车辎重，仓皇逃回剧县老巢。
过了几天，刘秀到达临淄，亲自犒劳军队，大宴群臣。刘秀激动地握住耿弇的手说：“从前，韩信攻破齐国，开创了汉朝基业。今天将军立下奇功，功比韩信！以前你说保证完成任务，我老觉得任务艰巨，还有点不敢相信，但现在说明，有志者事竟成啊！”
领导就喜爱这种充满自信、保证完成任务的员工。所以，当员工接受任务时，不管你内心是否认为负担过重或不喜欢这项任务，都要装作非常乐意接受。
《把信送给加西亚》一书为何长久流行，成为许多大公司的员工必读书？就在于这本书中极力提倡一种敬业精神。美西战争时，军官罗文，接受了美国总统的任务，去找寻古巴丛林中的加西亚将军，把总统的一封信交给他。加西亚的确切位置在哪，没有人知道；这次任务会遇到无数艰难困苦，是不得而知的。但罗文没有向领导提出任何条件，而是坚定地接受了这个任务，义无反顾地出发了。
领导都需要罗文这样的员工。我们来做个试验：你坐在有6名员工的办公室，把其中一名叫来，对他说：“请帮我查一查百科全书，把某某的一生做成一篇摘录。”
你一定希望那个员工爽快地说：“好的。”然后马上去做。
可事与愿违。员工会提出一个或数个问题：他是何人？何时过世？哪套百科全书？百科全书放在哪儿？这是我的工作吗？为什么不叫小李去？时间要紧不？
这便是不讨人喜欢的员工。领导希望听到的是坚定的承诺：一定完成任务。
当然，对这个问题也要灵活地把握。倘若你是一个参加工作的低层职员，领导的命令当然要无条件执行。可是，若你是一名中层领导，而你的上司不见得比你高明，怎么办呢？执行他的命令就要随机应变了。
领导喜欢充满自信、保证完成任务的员工，这是通用的道理。在接受任务时，就应该给领导一个满意的承诺：保证完成任务，不要讲任何借口。
异中求同，高效协作
前苏联曾研发出米格25喷气式战斗机，这架战机的许多零部件同当时的美国战机相比而言要落后，但因许多设计者考虑了整体性能，所以这一机型在速度、升降应急反应等方面在当时堪称一流。这就是管理学上有名的“米格25效应”，对于建设一个协调高效的团队很有启发意义。
从一种层面上来讲，一个会用人的领导，能知人善任，他是一个出色的箍桶匠，能够扬每一位下属之长，避其所短，使他们形成合力；这样整个团队就是高效率的团队。三个臭皮匠，顶上一个诸葛亮。
在历史上，作为军事统帅的曹操在辨才用人之处，可以说高出孔明之上。他手下谋士云集，战将林立。任何一次战役，不论守关或是夺寨，曹操一般能够做到择人任势，调度合理。这就非常有利于争取主动，夺取胜利。其中，张辽、乐进、李典三将军守合肥，就是曹操知人善任的典型一例。
建安二十五年(215)，曹操西征张鲁，东吴孙权见有机可乘，便率军攻打合肥。镇守合肥的三员大将是李典、张辽、乐进。他们三人按资历、地位、能力、职务，都各有千秋，也正因为这样，所以三人互不服气。在讨论破敌决策时，常各执己见。
这时，形势异常紧张，合肥危在旦夕。就在这节骨眼上，曹操派遣护军薛悌从汉中送来一个木匣，里面是曹操对合肥的防御作战作的具体计划，指出：“若孙权至，张、李二将军出战，乐将军守城。”
曹操的计划，是基于他对三位将军的深刻了解。张辽，文职武职都担任过，有勇有谋，能顾大局；乐进是名猛将，但脾气暴躁；李典，温文柔雅，不爱争功，但难以独当一面。如果让张辽、乐进一同出战，让李典守城的话，两员猛将可能会有争执，而李典恐怕也难当大任。故曹操做出了让张、李出战，乐进守城的安排。最后，在张辽的带动下，三人各负其责，协调一致，大破孙权。
择人任势，知人善任，是一门重要的组织指挥艺术。领导应深知下属做事为人、性格修养等各个方面的特长，才能根据不同的情况灵活地调兵遣将，很好地发挥手下的才能。糊涂的领导常会做出派“黑旋风”到水里同“浪里白条”交手的这样的傻事来。这种做法，必然会导致调遣失度，导致失败。
改革之初，中央有文件指出，要落实知识分子的政策、尊重人才、尊重知识，于是，某些部门一哄而上，把原来的业务骨干提为所在单位的重要领导者。效果不尽人意，当了“官”的业务骨干陷入繁琐事务中，各种迎来送往，再没有时间，也没有充沛的精力投入到业务中去，日子久了，眼看着原来的同行不断开拓提高，而自己的业务水平却一落千丈，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人才就是生产力。在团队中，有没有人才被闲置，或是被放错了位置？他们是不是正在生闷气，或是准备跳槽？这些问题领导者应当深思。
在一个领导班子中，最好由形形色色的人物组成，有利于互相取长补短，异中求同，科学决策。那种“一色清”的指挥班子，以一人的意见为决定，一人提出方案，大家举手通过，不能进行各种意见的比较和补充，这样形成的决策就容易失误。
从某种意义而言，出色的领导，他是一个出色的箍桶匠。
勤工作，多汇报
在古代，交通阻塞，地方官员很少当面汇报工作。下级向上级汇报工作主要靠文书，向朝廷写的报告叫做奏牍。既然见面不便，文字工作尤为重要。
曾国藩就深知其中的道理，奏议是臣子最重要的事，必须谨慎对待，下苦功。很多名臣都是奏牍的高手。我们今天看《古文观止》，当中很多文章都是奏牍文书，也就是汇报材料。贾谊、韩愈、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司马光等人都是写汇报材料的高手。
李鸿章入幕后，曾国藩主要让他负责文书工作。这是考验为官者的一项重要素质，训练的是如何同上级打交道。当时只有地方大员才有上奏折的权力，李鸿章虽然也在安徽做过类似的事，但是最多不过是个记名的道员，还没有直接和朝廷对话的资格。曾国藩让他负责起草奏折，一方面是知道他的笔下功底不错，用他比较放心，另一方面也有培养之意，李鸿章以后若要独当一面，这一关必须过硬才行。湘军的头领，无论是左宗棠、胡林翼还是曾国藩，都是这方面的高手，因此有天下奏牍三把手的说法。
咸丰八年(1858)底，湘军李续宾部在三河镇被陈玉成、李秀成全部歼灭，李续宾与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等400多将领战死，成为湘军一次惨痛损失。事情过后，胡林翼奏陈其事，请求给予优厚的追赠，言词恳切，催人泪下，咸丰帝也被打动了，禁不住涕泪交流，下令追赠李续宾做为总督，两个儿子都赐予举人出身，并送部引见，赐银500两。
李续宾虽是湘军悍将，但是却无正式的官衔。这次一个人得到了皇帝这般厚赐，不能不说胡林翼的奏折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为此，胡林翼也深感自豪。他在咸丰九年(1859)正月初一给左宗棠的信中说：“天下奏牍只有三把手，而均在洞庭以南。这三个人，名次高下，尚待千秋。自问总不出三名之下。倘其抑志拊心，储精厉学，则不肖尚未可量也。”
胡林翼对自己的奏牍功夫非常自信，将自己与曾、左并列，称天下奏牍三把手，并说自己“尚未可量”，实则有以己为首之意。而左宗棠则说：“当今善章奏者三人，我第一。”曾国藩不曾争过第一。根据民国的徐凌霄、徐一士兄弟说，三人各有千秋，曾之雄伟，胡之恳切，左之明畅，都超乎常人，不分先后。但从学问根而言，“国藩为独优矣”。
曾国藩文章高妙，所以奏牍也非常高妙。据研究，他的奏稿也分不同时期，有明显变化。总的特点是：简洁明快、沉稳老练。但前期的奏稿显得激切、倔强。后期，也就是1858年重新出山以后，它的特点则变为绵里藏针、缜密细致、平淡质实。1858年是他仕途变化最显着的一年，经此番风波，他慢慢变得谨慎，奏牍中就能充分体现。
当时能向皇帝请奏是一种特权，体现这个人已得到皇帝的器重。如何利用好这样的机会，就要在奏章上下功夫。曾国藩多次教导手下，在奏牍上一定要谨慎行事。同治元年(1862)正月，曾国藩读了洪亮吉的《上成亲王书》，这个人就因为上了这一奏疏，被发配到新疆。曾国藩读后说，其实也没有什么可以忌讳的地方，饶是如此，还受到这样的灾难，可见奏牍不可不慎啊。
同治五年(1866)十一月，鲍超得到批准向朝廷直接奏事，自以为腾达之日可寺，非常高兴。曾国藩却以自己的教训为例，告诫他要谨慎行事。他在信中说：“阁下虽可奏事，但须十分谨慎，不可乱说一句。若说得不得体或触圣怒，不让再奏，则反失台端之体面，有负期望。国藩道光末年在京上疏，颇有锋芒，自出京后，在军十四年，所奏之折没有一句话不朴实，无一字不谨慎。即如此次因军务不顺，请开钦差、江督各缺，不是骄傲的时候，而所奏两折两片，亦仍属谨慎，兹特抄寄一阅。自古以来，立大功之人，以谨慎败者少，以傲慢败者多。”
第二年五月，曾国藩又教训了曾国荃一番。曾国荃刚获得单衔奏事权，就弹劾满臣官文，捅了马蜂窝，所以曾国藩反复告诫他写奏稿要非常小心。他说：“吾兄弟高爵显官，为天下第一指目之家，总须于奏疏中加意检点，不希望得到什么，希望免除灾难。”
然而，也有不听曾国藩劝告而以此致祸之辈，吴汝纶日记中记载：“手笔书疏，大臣最宜慎重。武侯之徒李平就出其书疏前后犯错而表上其罪也。汝纶前随曾相在军时，有某帅来，相公戒以书疏不可不留意，最后导致失败。”
我们常说笔杆子好的人会写文章，其实根本的问题还在于有想法、有头脑。领导手下的笔杆子为什么提拔得快？因为他们常在领导身边，站得高，有想法。
在今天的政府机关、企业里面，文字工作依然要紧。工作干得好，还要文书写得好。三分工作加七分宣传，虚的东西是多了点；七分工作加三分宣传，还是必须的。
向上级汇报工作，当说不当说，一定要做到心里有数。表现自己的成绩，不可过分自耀；提出批评与建议，一定要注意分寸。文字是日积月累的事情，要在实践中精进。
请求上级要把握好分寸
下级的资源与权力都来自于上司，要想办好事情，就要得到相应的权力，很多时候，必然有求于上级。把这方面做好，会大大减少办事的阻力，取得很好的效果。
曾国藩的权力是自己在枪林弹雨中换来的，但是如果没有较高明的策略，很可能就是为他人做嫁衣裳。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利，他在奏折上下足了功夫。当时地方官员和朝廷沟通的主要方式就是上奏折。奏折起源于康熙年间，在雍正朝确立为“密折制度”，成为朝廷控制地方，地方奏报中央的最主要的信息渠道。并不是任何地方官都有直接上奏的权力。
一般而言，地方唯有督抚等大吏才有这样的权力。其他官员只能通过督抚代奏；曾国藩办团练以后，并不是地方大员，但是他有着兵部侍郎与团练大臣的头衔，拥有直接上折的权力。因为出山之战失败，他差一点失去了专折奏事的权力，若失去了这个权力，他在地方将是呼天不应，呼地不语，只能受制于人。为此他恳切请求，专门上折，终于保住。
奏折的文字，看似平淡无奇，但其实却是暗藏玄机。曾国藩是这方面的高手。他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如何去说。在向朝廷有所请求时，小事情可以直说，这样让人觉得坦诚，皇帝也不会因为这点小事轻易驳自己的面子。但是大事情，往往涉及到重大的利益与人际关系，朝廷在选择的时候也会费尽心思。如果直接索要，则显得过于跋扈，甚至还有要挟之嫌，使原本可能成功的事情失败。
所以，曾国藩在这种问题上，尽量避免正面提出，而是旁敲侧击，让朝廷知道自己的意思，同时也留够了回旋余地。万一朝廷不答应，不会失去面子，朝廷也不会难堪。若朝廷批准，也是其主动的示恩，而非自己强取。这样对双方都有好处。
咸丰七年(1857)，曾国藩从困守江西的局面中解脱出来，针对自己的部下很多归属于湖北巡抚胡林翼，他在九江劳师之后，就上了《附陈近日军情请催各省协饷片》折。
在奏折中，他多次强调杨载福、李续宾所统率的湘军，原本是自己的部下，因为受人之急，增援湖北而借调给胡林翼，如今不但湖北省城武昌已经收回，就连湖北的蕲州、黄州沿江城市也已克复。他虽然没有明确说，但是意思明确就是要求清廷将李、杨统率的湘军拨还自己节制。尽管他没有说自己是杨载福、李续宾的上级，但在奏片中却为他们请饷、催饷，事实上仍然是以李、杨所部的直接指挥者自居。湘军后来分出很多支派，划分给不同的人统领。但是有一点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他是湘军的实际创始人，虽然有的部队已经不归他直接指挥，但是仍然要奉他为精神领袖。
因为湖北省位于中心地带，武汉更为重要，咸丰五年(1855)，曾国藩派遣罗泽南从江西分军前往武昌外围增援胡林翼，时隔不久，石达开用兵江西，开辟根据地，曾国藩的湘军一度受到重创，但是他依然顶住了压力，等待胡林翼攻克武昌。罗泽南在战斗中病死，他的手下就归学生李续宾指挥。后来胡林翼终于攻占武昌，增援的任务已经完成，按理也应该归还曾国藩了。
曾国藩上奏时，也抄送了胡林翼。胡林翼一看便知是曾国藩的意思，他心领袖会，命杨载福、李续宾统率的湘军水陆东下，自己却不随军指挥。曾国藩迅速赶到九江劳师，会晤杨、李，收回了实际的控制权。
尽管曾国藩这个奏折没有写明要求朝廷归还李、杨所部，但是他绕来绕去，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意思。朝廷为了镇压太平天国，也只好同意李、杨所部仍归曾国藩指挥。
曾国藩在推荐下属的时候，也采取这样的方法。对于普通的州县小官，他就明确说应当任命为什么县的知县，什么州的知州，而对于职位较高的官吏，尤其是巡抚一级的封疆大吏，他从不直接说明，而是非常谨慎。他保举李鸿章的时候，并没有把话说得很明白，而是称其“堪膺封疆之寄”，也就是具备担任封疆大吏的能力。当时的李鸿章还是一个候补道员，直接推荐他担任巡抚，越过了好几级，风险很大。但是在此之前，他已经命令李鸿章编练淮军，也率队东下，救援上海，实际上掌握了江苏地区的大权。这份奏折就是说，是让朝廷任命李鸿章为江苏巡抚，处理江苏上海地区的军政事务，实至名归。朝廷顺水推舟地做一个人情，当即调署理巡抚薛焕回京，正式任命李鸿章为江苏巡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