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的主题，显而易见。它是以日本帝国主义为假想敌，针对他曾为之效力的日俄战争以后形势，日本取代沙俄侵占我国满蒙地区，中国丧失主权与领土而抒发的，充满金戈铁马、无懈可击的爱国热情。这支歌以后成了吴佩孚第三师的军歌，行军必唱，宿营必唱，进城必唱，开会时亦必选唱一遍，成为直军将士的主题歌。
吴部从衡阳撤防途中过武昌时，用行动表示他不占地盘。武昌市民夹道欢迎，并观其军容，听其歌声，曾为之“热泪盈眶”。“主要的，这首歌道尽中国人民被日本欺凌的心声，不论是吴个人抒胸也好，国人心声也好，官兵齐唱，拍髀击缶，所谓‘燕赵之声，闻于洛阳’。连外宾都感到凄然，大有田横五百壮士之概”。
孔孟的博爱思想和私淑戚公的家教梦兆，以及吴氏曾深入东北刺探俄军情报和“剿匪”的实践，使他了解到“愈是不怕死，则愈是不易死”及“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道理。所以吴氏既有此爱国心——以一介书生报国的良知，激起了爱国“壮志”。他必须提出和平解决国事的意见和不得不取撤防北归、倒皖反日的请求和行动。这就不足为奇了。因此国人誉之为“爱国将军”，甚至“革命将军”，似不无一定道理，也无可厚非了。
吴部第三师驻湘省，与西南“护法讨逆”各军对峙于衡阳一带，其或前进或后退，无疑对全国和平与安定影响非浅。吴佩孚是乘巴黎和会、五四风潮而宣布“罢战主和”、“撤防北归”的，他并与广东军政府及西南各派系、各军队达成了协议，不再进兵，以息内争而一致讨皖反日的。这一战略举动意义非常，特别有利于中国人民在巴黎和会上力争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严峻外交斗争；又使所在地区人民避免旷日持久的战争摧残之苦；同时也使在孙中山影响下的广东革命势力得以迅速地集中和成长起来。而湖南一带，又是皖系湘督张敬尧的地盘，此人祸湘，鱼肉湘民，比其同类为尤甚。他诬蔑学生为“过激党”而横加以镇压，禁止群众反日运动而钳制舆论。所以，湘人恨张入骨，掀起驱张运动。吴氏撤防北归，是对湘人驱张运动的最有力的支持。这些，均应予以一定的肯定评价。
7月3日，衡阳各界人士在吴佩孚鼓动和支持下，举行“罢兵息争”的群众大会，作南北议和舆论上的鼓吹。吴氏公开派出代表参加以示同情与支援的态度，作罢战主和撤防北归的行动上的试探，也是其发表“马电”，停止内战的先契。吴佩孚再不愿久戍湘省作皖系御南的屏障了，这显然是对段祺瑞“武力统一”政策的致命一击。而陆荣廷通过湘军与吴氏结盟，新的直桂联盟迅速形成，更加剧了直皖之间的矛盾。
8月7日，吴佩孚突然发表了一份致江苏督军李纯的“阳电”在电文里，吴佩孚直斥段祺瑞内阁，锋芒毕露，指责北京政府“误听宵小奸谋”，痛斥“武力统一”是“亡国政策”，从而公然倒段。8月21日，吴佩孚在衡阳又发表了致冯国璋的“马电”，请他颁布停战命令，并且高唱“文官不贪污卖国，武将不争地盘”的调子，而且声明自己“今生今世不做督军，不住租界，不结交外国人，不举外债。”
吴佩孚的举动自然是得到曹锟的支持。因为段祺瑞私下以副总统之位许给张作霖，使曹锟大为不满。于是在吴佩孚攻击段祺瑞之时，曹锟则接连不断向北京政府催索吴佩孚第三师的欠饷，并声称“不如此不足以平其气。”
9月4日，段祺瑞操纵的“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为总统，冯国璋下台。吴佩孚根本不予承认，直接电告徐世昌：“公若就职，民国分裂乃由公始，师长等不敢为公贺，且将为民国吊。”
吴的通电，博得南方军阀谭诰明、谭延闿、岑春煊、唐继尧的一片赞扬，吹捧吴佩孚“大义凛然”。
9月26日，在吴佩孚的鼓动策划下，湖南前线南军将领谭浩明、谭延闾、马济、李书诚、韦荣昌、张其锽、林俊廷、陈裕光、赵恒惕、林修梅、赍克昭、马鐾、宋鹤庚、廖家栋、鲁涤平、王得庆等，北军将领吴佩孚、李奎元、杨春普、冯玉祥、张宗昌、王承斌、阎相文、萧耀南、张学颜、张福来、潘鸿钧、张克谣等，发出联名寝电，请“冯(国璋)代总统颁布停战命令，东海(徐世昌)先生出任调入领袖，曹(锟)经略使、长江三督帅及岑(春煊)陆(荣廷)两总裁同担调人责任。”这个电报将北京政府与广东军政府平列在前面，是由吴佩孚主稿，向南军将领建议用联合名义打出来的。段祺瑞接到这个电报后犹如五雷轰顶，大惊之后继以大怒，气得半晌说不出话来。这是自有南北战争以来南北军人联合起来反对北洋派领袖的第一次。以前虽有北方军人主和(如吴佩孚)，但没有出现过南北军人站在一起，发出共同的语言，所以段及其手下慌做一团，惊呼：“吴秀才公然造反了！”本想就此以“通敌有据”为名，对吴佩孚进行讨伐，但又无可用之兵；即使有人自告奋勇(何况没有)，也很难说能够战胜吴佩孚这个手握重兵的“常胜将军”，弄不好只会把他逼上梁山，造成北洋派和北京政府的更大危机。
段祺瑞尽管不敢下讨伐令，但也不能不表示自己的态度。9月30日，段以国务院名义通电驳斥了南北军人联名的寝电。10月3日，以吴佩孚、谭浩明为首的南北军人继续发表江电，对驳斥寝电者予以反驳斥。江电说：“驻湘双方各军因受中日军事协定之刺激，同谋息争御侮。自五月二十五日停战，迄今已越四月。师长等屡请中央颁布罢战明令，而合肥(段祺瑞)斥西南无诚意。师长等不得不本诸公理，再拟通电，征求西南同意，于寝日联名拍发，可见西南谋和诚意，信而有证。总之，正义所在，是非自有公论。全国人之心理方为真正民意，非强造者所能假托，非强词者所能狡辩，更非一二人之言所能厚诬。”这一时期的吴佩孚，成为段之皖系和主战派最切齿的人物，但同时却又成为南方军政府最喜欢的人物。凡是吴佩孚提出来的意见，军政府方面几乎都是全盘接受，全力支持。
冯、段矛盾发展至1918年10月上旬，由于处世圆通、八面玲珑，言则留有余地，行则随机应变，于人不离不即，于事或缄默或回避，颇具政治斗争经验的徐世昌的大肆运动，调解与利用府院矛盾，促大总统冯国璋与国务总理段祺瑞在对南方主和主战问题上，以及下届总统席位问题上，矛盾无调和余地，被迫宣布同时下野，而徐世昌则得坐收渔人之利，当时成为惟一理想人选。
吴佩孚在国内外形势剧烈变化中崛起；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这两件大事改变了直皖之间的力量对比，对南北政局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1918年初，曹锟尚坚持主战。吴佩孚秉承其意，率领直系精锐第三师“征南”，浴血奋战，所向无敌，连克岳阳、长沙和衡阳。他本以为凭“战功”湘督一席稳操在手，为直系争得湖南这块重要地盘。但皖段对这位直系后起之秀心存疑惧，此前即令张敬尧率四倍于吴氏的兵力以援吴为名尾随入湘，以为监视。3月27日，并无战功的张敬尧被段氏北洋政府任命为湖南督军。4月4日，段祺瑞授曹锟勋一位，一等大绶宝光嘉禾章；吴佩孚勋二位，二等大绶宝光嘉禾章，以此笼络曹吴。
不仅如此，5月27日，徐树铮亲赴衡阳游说，劝吴继续进兵，随之段祺瑞以北洋政府名义，特授吴佩孚为将军府“孚威将军”衔，以示恩宠。但皖系劲旅魏宗瀚部始终未能南下，段皖的目的显然是要借“平南”之机使异己——直吴与西南两败俱伤，然后得渔翁之利。
吴佩孚并未被这些虚衔所动。占领衡阳之后，吴部即按兵不动，直系中的冯国璋、曹锟都不希望段的“武力统一”政策遽然得逞。吴本人也认为：“若再以武力平乱，是惟恐国家亡之不速也……以有限之兵力，从事内争，置外患于不顾，是对敌国宁可屈服，对国人毫无迁就，重轻倒置。”同时驻衡直军前有湘桂联军阻挡，后有张敬尧部窥视，腹背受敌，而此时全国民众痛恨皖系对西南用兵，渴望和平声势如潮涌。面对这种形势，吴佩孚对段的加恩封赏不仅不会“感恩图报”，而且开始与西南言和并着手联合西南反皖。
5月25日，经过谭延闾的副手张其锃长期的斡旋，吴佩孚的代表与谭浩明、莫荣新的代表赵荪塘、吕遽生在耒阳举行了和平谈判，签订了停战协定。吴亲自主稿订约：“双方永不开衅，不许他项军队通过，并不受他项军队之牵制。如不幸受威力胁迫时，当密为通报，设法对付，决不开衅。联军与他项军队作战时，直军决不暗与干涉……”签约后直桂罢兵息战，在湘南和平共处了两年。其间吴佩孚以通电形式大打“电报仗”，调和南北各派，为全国所瞩目。
吴佩孚顺应舆情，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地首先通电猛烈抨击皖段的“武力统一”政策是引导国家走向“亡国灭种”之境：
“年来外交紧急，国债繁兴，险象环生，无一非内争之所致，人非木石，能勿痛心”，要求北洋政府“实行悲悯之宏愿，颁布通国一体罢战之明令，俾南北双方军队，留有余力，以备将来一致对外”。宣称：“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所以我宁冒抗命之罪而不能进攻两广。”
8月24日，恼羞成怒的段祺瑞复电吴佩孚，斥之抗上：“该师长军人也，当恪遵军人应尽服从之天职，不然尔将何以驭下……尔从吾有年，教育或有未周。余当自责，嗣后勿再妄谈政治也。”吴佩孚毫无所惧，通电回敬道：“审度时势，敬和国家，何不可为。学生此举，乃令效我师在孝感时通电共和之宣布也，实系我师教育而来。”并告诫段氏万一“彼时共和破坏，统一破裂，谁被恶名？按照春秋书法，罪在责任内阁也”。吴又联络本系苏督李纯，指出南北战争导致了“兵连祸结，大乱经年。在此期间，耗费款数千万，糜烂十余省，有用之军队，破碎无余，精良之器械，损失殆尽”。“中央误听宵小(徐树铮之流)奸谋，坚持武力，得陇望蜀，援粤攻川，直视西南为敌国，竟以和议为逆谋”。直系内部在主和旗帜下渐趋统一。
段祺瑞羞恼之余，再发表“感电”，公开指责吴佩孚主和通电是受南方挑拨所致，违反军人“应尽服从天职”的本分；同时指使倪嗣冲以北洋元老身份电促吴佩孚：“激励将士，勇猛进行，图未竟之功名，奠国家于磐石，不惟我北系军人与有光荣，社稷人民实利赖之。”不可“坠彼诡计，畛域自分”。
28日，吴佩孚发“俭电”回敬皖系，称自己“呈请罢战，倡议和平，实出学生本心，既非受人嗾使，亦非被人愚弄，耿耿寸心，天日可表”。并向段保证：“如果中央开诚布公，为和平之表示，西南必将就我范围，实在学生把握之中，吾师力任全局，当早及见，如蒙俯视所请，则南人不反，担保十年。后如无效，学生以一师之力，平之足矣。”段氏以为荒谬，促曹锟压吴。曹氏对段其时还“感恩”不已，便电嘱吴向段“谢过”。
9月1日，吴佩孚复电曹锟，“俟和议告成，诸事就绪，再北上自谢抗言罪”，并不以此为意。接着吴又连续通电反对皖系包办安福国会选举，主张先议和后选总统，已存倒皖之意。时论认为：“所谓先解决时局之者(指吴佩孚等)，换言之，则先倒段内阁耳；所谓选举总统者，则先倒冯总统耳。”由于曹、张等人主张“速选总统”，皖系终于以徐世昌代冯，段虽辞去总理，仍以参战督办操纵北洋政局，时局仍然混沌不清。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西南“护法”是反对梁启超研究系政客为皖系段祺瑞制造的以“临时参议院”作为立法机关而修订“国会组织法”，是西南维护孙中山《临时约法》的一场运动。南方孙中山旨在通过此举恢复旧国会，选他为大总统；而北方段祺瑞则要尽快召集新国会或以临时参议院代行国会职权，选举自己或北洋元老徐世昌当大总统，南方“护法”而北方“护宪”(袁氏制定的新宪法)。
1918年2月17日，冯国璋公布梁氏《修正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修正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修正众议院议员选举法》等几项法规。所谓“修正”云云，但并未对原法作原则上的改变，而是起点补苴罅漏的作用。
北洋政府因府院矛盾，段祺瑞皖系以冯国璋“代行”大总统摄职期限将满，主张召开一届新的国会，提前选举总统。冯受段胁迫而于本日公布以上法规。这些法规是《临时约法》的延续而不是背叛，均见诸《政府公报》，形式与内容是合法的。
3月初，皖系官僚、政客徐树铮、王揖唐、曾毓隽等人即在北京宣武门内安福胡同梁式堂私宅聚会，讨论政局、国会选举等问题。
7日，由王揖唐、王印川、光云锦、刘恩、黄云鹏、田应璜、曾毓隽、康士铎、乌泽声、汪立元、于宝轩、克希克图、郑万瞻、熊正琦、吴文翰、解树强、江绍杰等人，设立、组织所谓的“俱乐部”，以“买鱼”隐语对外发电，作为收买议员的代词。
他们采用“俱乐部”而不用政党之名，据称北洋系从袁世凯始只信“良心主义”而奉“不党主义”，而老北洋系、北洋系、安福系、皖系、直系、奉系、政学系、交通系(又有新、旧之分)、研究系、滇系、桂系……举不胜举，均为党派，排斥异己，共享所得，没有什么不同。
安福俱乐部即安福系，属于皖系，但又不完全就是皖系。因为皖系中心人物，包括段祺瑞、靳云鹏等皖系巨头人物，均未兼领安福系党魁，甚至连成员也不是。该系成立的宗旨、目的是段祺瑞为了巩固他在国会中的力量，令其心腹徐树铮幕后实际控制新国会的选举，将冯国璋赶下台，以徐世昌为过渡总统，再选举他本人为大总统，并投靠日寇，盗卖国权，可获得曹汝霖在财政上的支持。因为各省由段祺瑞皖系所指派的临时参议院议员，多系皖系中坚分子，所以未来的新国会议员亦必完全操纵于段氏之手，决无疑义。徐树铮宣布该俱乐部宗旨：
余之设此部也，实欲置总统于余之肘腋之下，置总理于余夹袋之中，将国中大权，尽举而有之。天下督军从我者留，叛我者黜，惟余之马首是瞻，余斯原是耳……余持金钱以驱策之，不患彼辈不为我用。且彼辈所希望者，富贵耳，利禄耳，余将使之尽满其欲，又何为不惟余是从耳？
徐树铮这里所说的“金钱驱使”政策，无非是借着后台日本人的金钱来收买皖系在国内的爪牙，以培养一支庞大的皖系御用的政治集团争权夺利。和财大气粗的皖系对于安福党人的经济支持相比，研究系从冯国璋那里多获得的100万元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为了策划8月份的国会选举，安福俱乐部仅从旧交通系首领梁士诒处即获得300万元巨款的赞助，然后，徐树铮又利用任奉军总司令之便，先后挪用奉军军饷200万元，交给王揖唐支配使用。
在段祺瑞和徐树铮的支持下，安福系一手举着皖系的武力盾牌，一手拿着徐树铮的巨额支票，“买票与官宪”并用。就这样，曾一度是皖系的老牌御用势力，如今复又转而支持冯国璋直系的研究系便无法望其项背了。
在5月下旬开始的国会选举中，徐树铮亲自拟定候选人名单，亲自指挥地方长官干预选举，以威逼利诱无所不用其极的舞弊手段包办了皖系势力控制下的各省选举。
1918年7月中旬的国会选举结果表明了徐树铮领导的安福系这次选举“运动”的巨大“成果”。从5月份开始的选举中，粤、桂、滇、黔、川五省因反对废除旧国会而拒绝参加选举，湘、鄂、陕三省因战争而无法进行选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