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孙通果然是一位通晓攀附依靠之事的“圣人”，他不但知道怎样迎合自己的贵人，更知道如何把握时机，更好地利用身边的贵人，他合乎时宜地向刘邦推荐各种人才，更适时地找到了约束那群武将的方法，了却了刘邦的心头大患，成为权贵的宠臣，直至汉惠帝时期。
叔孙通在摸清了君主的心思之后，适时地改变着自己的言行、对策，想贵人之所想、急贵人之所急，让主子时刻看到他的好处，也从主子那里源源不断地得到实惠。可见，利用贵人必须适应时局的变化，根据情况采取措施，才会无往而不胜。
二、利用贵人要讲究方式
生活中，任何人都希望能够借贵人之势，为自己求得某种利益。但是，贵人分许多种，他可能是政界名人，也可能就是你身边的领导上司，而你的目标也有许多个，或许为名，或许为利，也或许是为了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当我们依靠贵人办事的时候，就必须讲究方式。
首先，要依附贵人，首先要进入贵人的视线，引起他的注意。
还是在宋朝，有人假造韩国公韩琦的信去见蔡襄，蔡襄虽然有所怀疑，但是他性情豪放，就送给来者三千两银子，写了一封回信，派了四个亲兵护送他，并带了些果物赠送给韩琦。这个人到京城后，拜见韩琦，承认了假冒的罪责。韩琦缓缓地说：“君漠(蔡襄字)出手小，恐怕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夏太尉正在长安，你可以去见他。”当即为他写了封引荐信。韩琦的子弟对此举表示疑惑不解，觉得不追究伪造书信的事就已经很宽容了，引荐的信实在不该写，韩琦说：“这个书生能假冒我的字，又能触动蔡君漠，就不是一般的才器呀！”这人到了长安后，夏太尉竟启用他做了官。
假冒权贵之人，虽然是一招险棋，但是达到了接近贵人的目的，也就得到了贵人的认可和提拔的机会，那接下来的路也就顺畅多了。
其次，和贵人攀关系，求领导办事，一定要掌握分寸，只有关系到你切身利益，而又不影响对方面子的事才有可能得到帮助。
比如，你爱人调动工作，你通过别的关系可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难以办成，如果你找单位领导办，领导觉得你重视了他的地位，使他有了救世主的感觉，又可以作为为单位职工解决困难而积累其领导成绩的资本。如果你有困难从不找领导，他可能会认为你看不起他。反之，如果你事无巨细都去找领导帮你解决，他会觉得你这个人太不值钱，甚至会认为你缺乏办事能力。只有把握好其中的尺度，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拉近与领导的距离。
最后，要经常激励你的贵人，让他知道，帮助你晋升后他有什么好处，不帮你晋升，他会有什么损失，从而激发出他提拔你的积极性。而如果你现在的领导没有能力提拔你，你就必须绕道而行，以退为进寻求另一个贵人的帮助。
总之，利用贵人必须讲究方式。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策略，对不同的事也要具体分析。灵活处理，不断变通，才能更好地靠住大树，攀附贵人。
经营你的贵人
春种秋收，中间需要不断的投入和辛苦的经营。人与人的关系同样如此。要想从贵人那里源源不断地汲取精华，得到多个贵人的帮助，就必须用心经营，广开门路。
一、不在一棵树上吊死
背靠大树，可以安身立命。但是，再大的树也有经不住的风雨。要是死靠在一棵树上，万一风云突变，可就祸及自身了。因此，为了保全性命，求得发展，不但要靠大树，攀高枝，更要眼光灵活，视野开阔，给自己多留一条后路，别在一棵树上吊死。
古语有云：“忠臣不事二主”。但是裴矩一生却经历了三个王朝，侍奉过七个主子，而且深得各位主子的喜爱，无论在北齐，还是在隋唐，他都能春风得意，官运亨通。难道他有做官的法宝？当然不是，他不过是懂得经营自己的贵人罢了。在依附眼前主子的同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给自己找到了一个又一个的靠山。
他看出隋炀帝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人，便想方设法挑动他的拓边扩土的野心。他不辞辛苦，亲自深入西域各国，采访各国的风俗习惯、山川状况、民族分布、物产服装等情况，撰写了一本《西域图记》，果然大得炀帝的欢心。一次便赏赐他五百缎绸缎，每天将他召到御座之旁，详细询问西域状况，并将他升为黄门侍郎，让他到西北地区处理与西域各国的事务。他倒不负所望，说服了十几个小国归顺了隋朝。
有一年，隋炀帝要到西北边地巡视，裴矩不惜花费重金，说服西域二十七个国家的酋长，佩珠戴玉，服锦衣绣，焚香奏乐，载歌载舞，拜谒于道旁；又命令当地男女百姓浓妆艳抹，纵情围观，队伍绵延数十里，可谓盛况空前。隋炀帝大为高兴，又将他升为银青光禄大夫。
裴矩一看他这一手屡屡奏效，便越发别出心裁，劝请隋炀帝将天下四方各种奇技，诸如爬高竿、走钢丝、相扑、摔跤以及斗鸡走马等各种杂技玩耍，全都集中到东都洛阳，令西域各国酋长使节观看，以夸示国威，前后历时一月之久。在这期间，又在洛阳街头大设篷帐，盛陈酒食，让外国人随意吃喝，醉饱而散，分文不取。当时外国人中的一些有识之士也看出这是浮夸，是打肿脸充胖子，隋炀帝却十分满意，对裴矩更是夸奖备至，说道：“裴矩是太了解我了，凡是他所奏请的，都是我早已想到的，可还没等我说出来，他就先提出来了。如果不是对国家的事处处留心，怎么能做到这一点？”于是一次又赐钱四十万，还有各种珍贵的毛皮及西域的宝物。
裴矩想方设法地巴结隋炀帝，在得到贵人认可的同时，也达到了既富且贵的目的。然而，隋炀帝这棵大树并没有因为自己的虚荣炫耀而枝繁叶茂，相反，却在一场旷日持久的辽东战争中耗尽了能量，走向了亡国的边缘。
战争中的隋王朝怨声四起，义兵满布。隋炀帝困守扬州、一筹莫展之时，裴矩看出来，这个皇帝已是日暮途穷了，再一味地巴结他，对自己会有百害而无一利，他要转舵了，将讨好的目标转向那些躁动不安的军官士卒了。他见了这些人总是低头哈腰，哪怕是地位再低的官吏，他也总是笑脸相迎。他并且向隋炀帝建议：“陛下来扬州已经两年了，士兵们在这里形单影只，也没个贴心人，这不是长久之计，请陛下允许士兵在这里娶妻成家，将扬州内外的孤女寡妇，女尼道姑发配给士兵，原来有私情来往的，一律予以承认！”
隋炀帝对这一建议十分赞赏，立即批准执行。士兵们更是皆大欢喜，对裴矩赞不绝口，纷纷说：“这是裴大人的恩惠！”到将士们发动政变，绞杀隋炀帝时，原来的一些宠臣都被乱兵杀死，唯独裴矩，士兵们异口同声说他是好人，得以幸免于难。
后来他几经辗转，投降了唐朝，在唐太宗时担任吏部尚书。他看到唐太宗喜欢谏臣，于是摇身一变，也成了仗义执言、直言敢谏的忠臣了。
唐太宗对官吏贪赃受贿之事十分担忧，决心加以禁绝，可又苦于抓不住证据。有一次他派人故意给人送礼行贿，有一个掌管门禁的小官接受了一匹绢，太宗大怒，要将这个小官杀掉。裴矩谏阻道：“此人受贿，应当严惩。可是，陛下先以财物引诱，因此而行极刑，这叫做陷人以罪，恐怕不符合以礼义道德教导人的原则。”
唐太宗接受了他的意见，并召集臣僚说道：“裴矩能够当众表示不同的意见，而不是表面上顺从而心存不满。如果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能这样，还用担心天下不会大治吗？”
裴矩能够在这样一个动荡而又危机四伏的社会里做到左右逢源，处处得意，主要是因为他不断找寻新的贵人，只要能提拔他、帮助他的人，他都尽力地去靠，为自己赢得了一次又一次的机会。
二、结交贵人要投其所好
依靠贵人办事，如果能得到对方的欣赏，做起事来自然如同顺水行舟。省心省力的同时，也更容易达到自己的目标。所以，在了解贵人的基础上，投其所好，主动逢迎，不但能够得到他的赏识，没准儿还能成为他的知己，自然也就可以长期依附下去了。
和士开(公元524～571年)，字彦通，北齐清都临漳人。他“幼而聪慧，解悟捷疾”，勤于学习而又“倾巧便僻”。
北齐天保初年，高湛得宠，被进爵为长广王，拜尚书令，不久又兼司徒，迁太尉。地位显赫，权势很大。这高湛乃齐高祖高欢第九子，虽然在诸子中年纪尚幼，排序较远，但由于他“仪表瑰杰”，所以高祖“尤所钟爱”，因而被封以高位，委以重权。和士开见高湛未来当皇帝的可能性很大，便想方设法接近巴结高湛，预为自全之计。
高湛性好“握槊”，类似后来的象棋。恰好和士开也精于此道，于是他便找机会与高湛游戏。二人棋逢对手，总是斗得难解难分，越玩越上瘾，次数愈加频繁。
高湛还喜欢音乐，恰好和士开又能弹奏琵琶，他经常为高湛弹曲，兴致高时，还往往边弹边唱，那清歌妙曲，尤使高湛着迷。
高湛性喜谈笑，恰好和士开生就一副伶牙俐齿，于是便经常陪高湛胡扯闲说，和士开的甜言蜜语和淫词秽谈，更使高湛开心，二人越谈越投机，亲狎无比。和士开吹捧高湛说：“殿下非天人也，是天帝也。”高湛也对他说：“卿非世人也，是世神也。”二人相交如此，高湛便任用士开为府行参军。
和士开与高湛这两个浪荡子，如同前世有缘，一拍即合，合则难分，形影难离。到后来，高湛的兄长齐显祖文宣帝高洋对此实在看不下去，谴责高湛与和士开“戏狎过度”，不许高湛过多接近和士开，将和士开远徙长城。但高湛不断在文宣帝面前为之求情，后又授和士开为京畿士弄曹参军。
北齐皇建二年(公元561年)，孝昭帝高演驾崩，高湛继承大位，史称武成帝。和士开长期企盼的日子终于来到了。本来，高湛在继位之前与和士开的关系已经火热，即位之后，和士开对他更是“奸谄百端”，因而武成帝高湛视之如心腹，倚之如股肱，宠爱一日胜似一日。和士开得宠的程度，简直是空前绝后的。高湛刚一即位，和士开便“累除侍中，加开府”。后来，高湛简直到了一刻也离不开和士开的地步，“齐主外朝视事，或在内赏宴，须臾之间，不得不与士开相见，或累日不归，一日数人；或放还之后，俄顷即追，未至之间，连倚督促。”对和士开的前后赏赐，更是“不可胜数”。
和士开之所以能够得到武成帝高湛的如此宠爱，就是因为他能投其所好，让对方从情感上彻底接纳自己，甚至依赖自己，这样他就有了更多的机会去接近贵人，在与贵人看似自然的交往中，给自己树立了强有力的靠山。
要靠得稳，先行得正
人人都想给自己找到一个能够遮风挡雨的坚实靠山，然而，要想靠得稳，得到贵人的信任和扶持，就首先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尽职尽责地做好每一项工作。
房玄龄做了近二十年的宰相，其善始善终，尤为难得。而他与唐太宗李世民所结下的深厚情谊，也远非普通的君臣之礼所能比拟。
李渊在太原起兵反隋之时，房玄龄正任隋朝的隰城(在今山西汾阳)尉。李渊派其子李世民(后来的唐太宗)带兵去平定渭水以北地区，房玄龄经过分析比较，认为隋朝灭亡只是迟早的事，而在诸支起义军中，唯有李唐政权深明大义，极得民心，又能礼贤下士，将来必定能据有天下，于是，他就毅然抛弃了隋朝的官位，投奔了李世民。当时，李世民距他有八百里之遥，他“杖策谒于军门”，拜见了李世民。一谈之下，大为投机，李世民即委以渭北道行台记室参军的重要职务，把他当做重要谋士看待。
灭隋立唐之后，李世民因赫赫战功而被封为秦王，又官居唐朝特设的“天策上将”，势力很大。因为担心发生祸乱，太子李建成便在唐高祖李渊的支持下与齐王李元吉联合，共同迫害秦王李世民，企图除掉他。一次，李建成请李世民赴宴，于酒中置毒，李世民饮后腹中暴痛，被送回家里，呕血数升才保住了性命。还有一次，李建成借陪父皇打猎的名义，特意为李世民准备了一匹烈马，等到李世民骑马追逐一头麋鹿时，烈马狂性发作，把李世民甩出了一丈多远，差点摔死。后来，李建成又与李元吉密谋，准备在替李元吉出征饯行的宴会上杀死李世民。兄弟相残已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房玄龄极力主张当断则断，先下手除掉李建成和李元吉。在房玄龄等人的极力促成下，李世民在秦王府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决定在玄武门埋伏兵马，趁李建成上朝之机杀死他。在“玄武门之变”中，李世民杀死了李建成和李元吉，自己当了太子，不久又当了皇帝。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即唐太宗李世民登基以后的第四年，房玄龄被提升为尚书左仆射，行宰相之职。
在任相职期间，房玄龄可谓至忠至勤，而且成绩卓着，堪称能相。史书上这样称赞他：“任总百司(总管政府中的各个衙门)，虔恭夙夜(日日夜夜地谨慎虔诚地处理各类问题)，尽力竭节，不欲一物失所(不让一件事办不妥当)。”
在选拔人才方面，房玄龄十分谨慎。唐太宗曾经说过：“选用官吏是一件不可掉以轻心的事，用一君子，则许多君子就会慕名而来；若用一小人，许多小人也就会钻营而至。”在这一点上，房玄龄对唐太宗极其赞赏。他知人善任，常向太宗推荐合适的人才，委以重任。太宗的太子李治的府中有一位太子右卫率(主管太子的保卫)，名叫李大亮，房玄龄很看重他，说他为人耿直，有西汉忠臣王陵、周勃的气节。不久，李大亮就被任命为房玄龄的副手。房玄龄在用人方面，既不拘一格，又不求全责备，能够扬其长而避其短。但如果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他也宁缺毋滥，决不做滥竽充数之举。如管理财政申报开支的部门，很长时间没有人选，但房玄龄认为这个部门关系到“天下利害”，是“民力所系”的地方，“宁虚其位，而不以与人”。他这样做，有时会招致别人说闲话，评论他在授权方面十分吝啬。但他为了国家的利益，对于个人的声誉，从不计较。
对于朝廷上的一些烦事，他几乎事无巨细，一概过问，不仅定期审查吏治、司治的得失优劣，甚至连宫室的营选、武库里的存储数目，他都要一一过问。史书说他“事无巨细，咸当留意”，其认真负责的精神，着实令人感动。
在对李世民的进谏方面，他也做得很突出，虽未能像魏征那样屡屡犯颜直谏，也能坦陈己意。其实，魏征对他也是很佩服的，魏征曾经说过，在事必躬亲、言无不尽方面，自己不如房玄龄。一次，唐太宗忽然问周围的大臣说：“自古以来，草创开国的皇帝，把皇位传给了子孙，多出败乱的原因何在呢？”房玄龄直言不讳地说：“那都是因为皇上宠爱子孙，而子孙生长深宫，自幼享惯富贵，不识人间情伪，不懂国家安危，不能磨炼才干的缘故。”
唐太宗虽为一人明君，但也有过不少荒唐之举，如对高丽发动战争，不仅给高丽人民带来了灾难，也给本国人民带来惨重的损失。贞观二十二年，唐太宗又要侵犯高丽，当时房玄龄已重病卧床，听到这一消息后，立即上书太宗，并对儿子们说：“当今天下不安静，各得其所，唯有东征高丽，必会成为国家的大患。我虽不久人世，但知而不言，也会衔恨入土，死不瞑目。”太宗览表以后，十分感动地说：“此人危笃至此，尚能忧我国家，实在是难得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