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军三难，挑战极限
对于一支几万人的大军而言，面对极端复杂和特殊的自然环境以及人力物力都极度匮乏的后勤保障，无疑是极限挑战。十八军进军誓师离开乐山时，当地群众含泪告别说：“孩子，你们此行可要受大苦了！”可见一般百姓都明白完成进藏伟业必须迎接“极限挑战”以及这“极限挑战”意味着什么！……
至今，我仍无法用语言形容当我第一次看到用卫星遥感技术拍摄下来的世界地形图时，内心深处产生的强烈震撼，特别是用鼠标快速拉近中国：锦绣山河，一目了然。其中，整个青藏高原犹如一块巨大卵形冰雪宝钻镶嵌在祖国的西南部。一系列高大山脉向四方辐射伸延；东西走向的几条大山脉重重叠叠，唐古拉山脉、念青唐古拉山脉、冈底斯山脉等构成了青藏高原的主体。这个主体的东南端陡然折向南方，有五条南北走向、比较细长的山系，近乎平行地紧密排列构成横断山脉，形成北高南低、由西北向东南倾斜的地势。群山逶迤，峻峰叠嶂，蔚为壮观。
西藏北邻新疆、青海，东连四川、云南，南与緬甸、印度、不丹、尼泊尔等国毗邻，西与克什米尔接壤，边境线长达近四千公里，既是祖国的边防前哨，又是祖国深远战略后方的西南屏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大军进藏，必遇“三难”。
第一“难”，难在极端的自然环境。十八军进军西藏，在当时本没有公路。只有骡马可通行的路，有的路窄到只能一匹马通过。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四千米以上。全世界海拔八千米以上的十四座高峰中有五座在西藏，四五千米左右的山峰更是不计其数。所谓“藏道”，就是在如此高海拔的大雪山和冰河急流中开辟出来的。
20世纪40年代的茶马商道
人们常会引用李白诗句“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来形容道路之艰难。但常识告诉我们，“蜀道”所处的海拔顶多一两千米，“藏道”却是处于平均海拔三四千米以上。如果说“蜀道”是在“一重天”上的话，那么试想“藏道”又是在几重天上呢？
20世纪40年代末期，进藏的道路大抵类似“茶马古道”式的骡马商路，运输只能靠骡马和牦牛。没有水路、公路、铁路，更没有航空运输。那时，从康定或西宁到拉萨骑马一般都要走三四个月。
即使是在现代化、信息化的今天，西藏的艰苦与特殊也依然存在。几年前，国内一支前往墨脱的森林考察队，拥有当代最先进的野外生存装备，包括通信设备、卫星定位系统等，吃住行都无后顾之忧，但当他们离开墨脱花一夜时间翻越一座大雪山归来时，所有人都激动地哭起来，恍如隔世。
可以想象，六十多年前，十八军将士们在渺无人烟的高海拔茫茫荒原、无数雪山和冰河上行进数月乃至一年多，那时的艰难险阻，包括他们创造出的生命、生存和大部队超负荷行军的奇迹，是多么地令世人惊叹和折服。
第二“难”，难在后勤保障。“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军队没有保障自己的可靠后方，就不可能大踏步地前进。补给无法正常运送到前方，就地补充几乎犹如天方夜谭。尤其在解放初期，我军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后勤综合保障体系，一支几万人的大军，在极端复杂和特殊的自然环境进军，而后勤保障却极度匮乏，这无疑是极限挑战。十八军进军西藏誓师后离开乐山时，当地群众含泪告别说：“孩子，你们此行可要受大苦了！”可见一般百姓都明白完成进藏伟业必须迎接“极限挑战”以及这“极限挑战”意味着什么！
在重庆，当刘伯承、邓小平询问进军西藏有何困难时，张国华说：全军最担心的是粮弹接济，只要粮食有保障，其他任何困难均有信心克服。刘伯承表示：西南局、二野当采取一切措施，保障运输补给，但你们在思想上要有饿肚子的准备。
一个军在高原上行进几千里，要保证不饿肚子是非常艰苦的工作。在后来的整个进程中，十八军遭遇了无数次运输补给和粮食接济的“梗阻”。饥饿，形影不离伴随他们整整五年！这是一场世界上罕见的耐力和意志的极限大比拼，是为了信仰和理想而不言放弃的极限大比拼！
社会制度差异大是这次进军面临的第三“难”。“西藏是一个不知怎样幸存下来进入20世纪下半叶的中世纪社会。”加拿大学者戈伦夫的话很耐人寻味。20世纪四五十年代，西藏与内地最大的差异恐怕要算是“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体制。所谓政教合一，即王权和神权合一，神权为尊。中国历史上，从三皇五帝至秦汉唐宋元明清，都是王权为尊，王者为“天子”，“奉天承运”统治天下。
在西藏历史上，王权与神权并存、王权为尊的时代占据主流，17世纪中期政教合一制度形成并正式定型以后的时间并不太长，或者说，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的确立（即历史定制）并不久远。
历史上，在西藏民众心目中皆极其虔诚地相信“神为至尊，为至高无上”，并已深入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早期信奉苯教到信奉藏传佛教，宗教紧密联系着藏族民众的心理和道德标准，他们坚信前世今生都是命里注定，不可改变，把希望都寄托在宗教的梦幻世界里，求得精神上的归宿和慰藉。人们只有信教的义务，没有不信教的自由。有这种特殊的信仰背景，加之自辛亥革命后，帝国主义分裂活动此起彼伏，一批亲帝上层陆续出现，因此，20世纪初叶的西藏百姓既不了解中国共产党，也不了解人民解放军。
显然，在如此错综复杂的情形下，解放西藏，已不是单一的军事行动，而是一场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教科文卫等在内的“和平大进军”。按照党中央、毛泽东的部署，解放西藏既不能采用激烈方式，也不能不进军。其步骤上呈现曲折迂回的特征，方式上凸显温文尔雅，只要可以减少矛盾，减少冲突，减少民族隔阂，有利于统一大业，一切都可以商量。
为了和平解放西藏，为了不激化民族矛盾，以和平的方式进军，大概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才能做到。极端的自然环境，势必造成无法快速跟进的后勤保障，再加上落差巨大的社会制度差异，这种难度，注定了承担这个重任的大军，必须是一支具有博大胸怀、高度智慧和纪律严明的铁军。
进军守则
进军西藏的整个过程中，十八军全体指战员以这个《守则》严格约束自己的一言一行，在尊重藏族同胞、实行民族平等、做好民族团结工作的各个方面，恪守信条，忍辱负重，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甚至生命……
如何面对西藏高原极为特殊的人文环境，十八军全体官兵怎样才能适应和处理好这种复杂的关系？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出发之前，十八军最初组建的那个全军独有的“政策研究室”，就已经开始研究和制定具体的政策守则了。
在中共西藏工委委员天宝的主持下，提出初步意见，经过政策研究室专家和有关人员的讨论，十八军政治部于1951年1月颁布实施的《进军守则》，每一个条文都通俗易懂、细腻周全。守则开篇指出：“为求更好地团结西藏僧俗人民，保证人马健康，并发挥去年既得经验，以顺利完成解放全西藏的任务，除切实执行中央对西藏的各项具体政策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人职责外，特制订进军守则三十四条，全军干部、战士，及一切工作必须坚决执行。”其基本内容如下：
一、关于部队管理方面
1.行军中途，如遇陡山峭壁、水源小河，部队不易迅速通过时，务须于开修后再行前进。
2.如遇雪山应即配戴风镜，以免受雪地强光刺激，损伤眼睛。
部队徒涉后，要将腿脚擦干再整队前进；骡马徒涉一次，瘦弱一次，要特别注意喂养。
3.平时行军，中途如遇狂风不能继续前进，应即停止并设营，免使人马过度疲劳或迷失方向。宿营后必须注意看管骡马，以防受惊跑失。
4.一切公物装具必须十分爱护，不得随便丢失、损坏。每到宿营地应先卸背包、枪支、撑好帐篷后再有秩序地卸放其他零碎物品。清晨出发，如无紧急情况，切忌过草，及时讲评处理，以求物资装具不丢损或少丢损。
连续行军要切实提倡：“回头望”，勤检查，及时讲评处理，以求物资装具不丢损或少丢损。
5.如遇江河必须船渡，要严密渡河的组织和指挥，严防缺乏周密计划，争渡和渡河后自由行动等现象。
二、关于组织纪律方面
1.发扬阶级友爱精神，加强对病弱幼小同志的关心和互助，同时亦必须严明纪律，不准随便掉队。
2.战斗期间不住民房，不借民物。
3.在新区如必须解决某些供给困难时，要有组织地按当地物价采购，连以下单位和零星人员不得乱买，不得强购。
4.在康藏地区一律以银圆和藏洋为主要通货，严禁使用人民币。
5.不论部队、机关，一律不准派用“乌拉”①。
6.严格人请假制度，进入宿营地之后，不得随便外出乱逛，到各大小城市更需特别注意。
7.一切缴获归公，统由战斗中最高政治机关提出意见请示上级处理，不得先斩后奏，不得损坏丢弃。
8.在康藏地区只准按照工委所规定的内容进行宣传，不得宣传土地改革，不得宣传阶级斗争。
9.不论干部、战士、机关、部队，均须坚决执行民族自治区域政策，和解放委员会的各种法令、规定，不得有丝毫违反。
三、关于风俗习惯方面
1.藏人送礼可收其一“哈达”，或其他轻微礼物，并应回敬“哈达”，及其他适当的礼物。
2.藏人礼节多以鞠躬伸舌表示卑下敬畏之意，我们可以点头答礼，不得因好奇而嘲笑。
3.藏人爱在温泉洗澡，男女不分，我军人员决不要参与其中。
4.藏人请吃东西，要少吃，碗里要剩一点，以示礼貌。
5.和藏人接触，不可问哪个是哪个的老婆，更不要打藏人的家狗。
6.要切实尊重藏民风俗习惯，做到与藏民融洽无间。
7.对土司头人要尊重，既要反对看不惯和厌恶不满情绪，也要防止单纯团结上层、不积极团结教育广大群众的现象。
四、关于政策方面
1.对民兵、僧民武装，要大力进行政治争取，尽量避免与之作战，争取无效时则坚决歼灭之。
2.对俘虏不杀不辱，不没收私人财物，不动其“神诰”和吃肉用的小刀；伤虏要给以安慰治疗，藏兵尸体要动员群众按当地风俗妥为安葬。
3.保障西藏人民信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一切宗教设施，不得因好奇而乱动，更不得在群众中宣传反迷信，或对宗教不满的言论。
4.未经同意不住寺庙，不住经堂。
5.战时严禁借住或参观喇嘛寺庙，平时如欲参观，必须先行接洽，在参观时不得随意摸弄佛像，不得吐痰放屁。
6.如有喇嘛要求参军，概不收留，并应妥为劝说回寺院。
7.不得在寺庙附近捕鱼、打猎、打鹰雕、宰杀牲畜；不得到“神山”砍柴、游逛，更不得随意打枪。
8.藏区旧有之行政人员如不反对我军，可继续任职，如已逃亡，则尽量争取返回。
9.一切反动特务组织，一律明令解散，已破获之为害人民的特务土匪，必须请示上级处理。
通读这些进军守则，其中很多条，会让人先是忍俊不禁，随之便肃然起敬。由此可见，当年十八军“政策研究室”的专家们，对当时西藏地区的人文状况和客观环境了解得是多么深入细致；对进军途中的纪律细则，用大白话讲解得多么生动直白、通俗明确。这些守则，是党的民族政策和军队纪律落实在藏区的具体化，它规范了进藏部队人员的言行举止，既便于遵照执行，又便于检查落实。
进军西藏的整个过程中，十八军全体指战员以这个《守则》严格约束自己的一言一行，在尊重藏族同胞、实行民族平等、做好民族团结工作的各个方面，恪守信条，忍辱负重，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甚至生命。这种付出，对于日后藏区人民和上层人士尽快了解和认识人民解放军，配合和迎接大军进藏，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积极的推动作用。
先遺部队入甘孜
军人们真正领教到雪山的厉害：感到明显的缺氧，气喘不上来，胸闷得厉害，脸都憋得乌紫乌紫的。开始时先遣部队还是按照内地行军惯例，走五公里歇十分钟，走十五公里“打个尖”①后来眼看掉队掉得不成样子，后面的人离得越来越远，只好改成一二公里一歇，快到山顶时，每隔五十米或一百米就要歇一歇，喘喘气……
1950年3月，十八军先后组织了先遣支队和两支先遣部队向西行进，进入藏区。其任务是：调查西藏的政治、军事情况，提供制定政策的意见，调查进军路线，筹措物资，组织运输等。
3月29日，十八军前指及北路先遣部队五十二师一五四团从乐山出发，揭开了向西藏进军的序幕。时任该团宣传干事的刘广润说，出师动员大会上，一五四团接过军党委授予的“进军先锋”锦旗，部队在乐山人民热烈的欢送中，乘汽车向西康省省会雅安进发。
进军伊始，十八军将前指设在雅安，至康定后兵分南北两路，分别向各处目标前进：北路为主要路线，由康定向西北直奔甘孜（行进路线最长）；南路为辅助路线，由康定往西开向巴塘。之所以选择甘孜方向为主要进军路线，是因为这条路线相对南线而言地形起伏较小，而且还有一条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修筑过、后来废弃了的简易土公路。这条简易土公路的确足够“简易”：刚竣工时国民党政府交通总局曾拉上媒体记者组成“试车团”试过，来回一千六百公里走了四十四天，每天平均不到四十公里，还不如人走得快。一路上真就是：“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回，停车六七次，八九十人推。”那次试车一完毕，这条土公路就再也没有通过车，也没有人维护。时间一长，原有的两百余座大小桥梁多为山洪冲垮，桥墩、桥台所剩无几；路面、路基也多塌陷。
3月31日，先遣队抵达成雅公路的终点雅安。再向西行，已无公路，物资全靠人背马驮。
由雅安再出发时，部队总共只能携带二十天粮食。为确保这点粮食能吃到甘孜，先遣部队加大每天的行程。一五四团从两路口翻二郎山到鸭子口宿营，再自折多塘翻折多山至长春顼宿营，平均每天行程都在六十公里左右。在海拔四千米上下的雪域高原，每个战士负重七八十斤，每天如此长距离的徒步行军，体力消耗极大。
部队遇到的第一座铁索桥横跨飞仙关两岸。桥面上只铺着稀稀拉拉的窄木板，左摇右晃得很厉害，人踏上去心慌、眼花，骡马根本走不了，于是卸下驮子，由人扛过去，再赶着骡马渡河。驮子轻的一百二十斤，重的一百四十多斤，最重的电台设备达到一百八十多斤。
侦察科科长李奋带头扛起最重的驮子，大家都上来争抢。铁索桥不到两米宽，离水面倒有二三十米，人踩着稀稀拉拉的窄木板，再扛上那么重的驮子，随时都有失去平衡掉下去的危险，场面极为惊险。二十几个人过一个铁索桥竟用了两个小时。那一路，接连过了四五座铁索桥。最长、晃得最厉害的要数泸定桥。这座因当年红军抢夺而闻名的铁索桥，长一百多米，侦察科花了三个多小时才全部通过。
二郎山东坡大雪覆盖，一过山顶西面居然没有一点儿雨雪。东西两面气候截然不同，泾渭分明。下到泸定桥边，海拔骤然降低，头一天还在二郎山过冬天，第二天就来到温暖的大渡河边。
